宪法和法律体系

宪法与宪法惯例

什么是宪法

宪法（constitution）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以及建立和规范该体系的规则集合。

大多数国家都有一部成文宪法 (written constitution)，通常称为法典化宪法 (codified constitution)。它可以是一份简短或冗长的文件，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选择，但重点是法典化宪法通常具有比普通立法更高的法律地位。许多国家会对规范公共权力和宪法事务的公法 (public law) 与规范个人之间关系（如合同和侵权法领域）的私法 (private law) 做出区分。修改法典化宪法通常需要特殊的程序，例如需要立法机关三分之二多数票或进行全民公投。

成文宪法 (written constitutions) 的规模和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通常会包含以下部分或全部特征：

1. 一份声明，表明这是“人民”的意愿。

2. 一份关于该国重要价值观的声明。

3. 对政府组织结构的说明，列出行政 (executive)、立法 (legislature) 和司法 (judiciary) 的职能。

4. 选举程序。

5. 国家结构，具体说明是单一制 (unitary) 还是联邦制 (federal)。

6. 修改宪法的程序。

7. 保护该国人民自由和权利的内容。

8. 对少数群体的保护措施。

英国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没有一部单一的法典化宪法（codified constitution）。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通常在与过去发生重大决裂时采纳新的宪法文件，例如推翻政府、战争失败、经济崩溃或获得独立。而英国目前的宪制安排则是经过几个世纪演变而来的。英国宪法常被称为“不成文宪法”（unwritten），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以制定法和判例的形式记载于书面。没有单一的宪法文件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宪法：它拥有一套成熟的政府体系以及规范该体系的规则。

英国宪法是演进式的 (evolutionary)：它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和变化。君主、议会和首相的权力自这些机构诞生以来都发生了变化。曾经君主是核心的政治人物；如今则由首相领导政府，而议会保留立法至上权。

或许你花一些时间，就可以从头到尾看完中国或美国的宪法，甚至全文背诵。但对英国宪法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无法仅仅指着一份简短的文件来回答“英国宪法是什么”或“去哪里查阅英国的宪法”。但是，我们可以先介绍贯穿本章始终的三个原则：议会至上 (parliamentary supremacy)、权力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s) 和法治 (the rule of law)。

议会至上

设在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的英国议会保留最高立法权 (supreme legislative authority)。这叫做议会主权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或者议会至上 (parliamentary supremacy)。

英国宪法的很大部分可以在一部部的议会法案 (Acts of Parliament) 中找到。与受特别保护的法典化宪法不同，这些宪法性制定法 (constitutional statutes) 可以通过普通立法程序予以明示修改或废除。例如，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时通过了《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案》(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赋予共同体法国内法效力；后来议会通过《2018年欧盟（退出）法案》(European Union (Withdrawal) Act 2018) 将其明示废除。这并没有单独的修宪程序。但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宪法性制定法不受普通默示废除 (implied repeal) 规则的约束。不要把议会废除它们的权力，与“任何后续不一致的条文都会自动废除它们”混为一谈。

公投的法律效力取决于授权举行公投的制定法。2016年脱欧公投本身并未改变国内法，也未授权部长取消法定权利。部长在发出第50条（Article 50）脱欧通知前必须获得议会授权：see R (Mill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UKSC 5。议会在法律上本可以选择不落实该公投结果，尽管这样做的政治后果会相当严重。议会随后通过了《2017年欧盟（退出通知）法案》(European Union (Notification of Withdrawal) Act 2017) 和《2018年欧盟（退出）法案》(European Union (Withdrawal) Act 2018)。不要把这个例子绝对化为“所有公投在法律上都没有约束力”的通则。

在考察传统学说的SQE试题中，要记住议会可以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但唯一不能做的是约束未来的议会（即出台一部未来议会无法修改的法律）。如果题干问议会不能做什么，注意寻找这一区分。在实践中，政治惯例和政治后果会制约议会，但它们通常不会剥夺议会的立法权限。不过做题时仍要仔细阅读案情和制定法条文，不要把这句口号当成所有宪法问题的万能答案。

在《1998年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 1998) 出台之前，英国的普通法和制定法就已经对权利提供保护。1998年法案增加了在国内执行特定《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的机制，并非首次在英国创设对人权的法律保护。议会依然可以制定与《公约》权利相抵触的法律，甚至明示废除《1998年人权法案》。不一致宣告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不会使主要立法 (primary legislation) 无效。

英国宪法传统上被描述为单一制 (unitary) 而非联邦制 (federal)：尽管下放了大量权力，最高立法权仍然保留在英国议会手中。

美国宪法规定，未授予合众国且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各州或人民。修改宪法也需要各州的广泛参与。这就是联邦制结构：国会的权力受宪法限制，不能简单地通过立法取消宪法对各州权力的分配。

1998年的权力下放 (devolution) 立法为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建立了自治安排，相关机构据此行使各自职能。这让英国看起来像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法律出发点截然不同：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依然保留为权力下放地区立法的权力。不过，这里存在重要的法定承诺和宪法惯例，包括塞维尔惯例（Sewel convention），即英国议会通常不会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就下放事项立法。获得成文法的承认并不会使塞维尔惯例变成一项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否决权。《苏格兰法案》（Scotland Act）同样承认苏格兰议会和政府的永久性，并规定未经苏格兰人民在公投中决定，不得将其废除。这些条款十分重要，不能把废除苏格兰议会描述为无需任何限制条件的常规实际操作。此外，《苏格兰法案》也没有提供苏格兰单方面脱离英国的途径：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属于保留事项（reserved matter）。必须将议会持续享有的立法主权与行使该主权时所受的政治约束区分开来。

法典化宪法 (Codified constitutions)	英国非法典化宪法 (The UK's uncodified constitution)
通常有特殊的修改程序	宪法性制定法可在遵循相关法律规则的前提下通过普通立法明示修改
大多数国家都有一部	英国是特例
权利通常受到宪法保护	权利通过制定法和普通法受到保护
主要宪法规则载于单一宪法文件中	规则散见于制定法、判例和惯例中
可以对政府施加受特别保护的限制	政府仍需合法授权，并受法律和政治制约
无法穷尽所有宪法规则	惯例和判例法提供进一步的规则
可能在联邦和州政府之间划分权力	威斯敏斯特议会保留最高立法权

宪法的来源

虽然英国没有一部单一的成典宪法，但宪法的很大部分载于议会法案 (Acts of Parliament) 之中，具有书面形式和法律强制力。议会可以通过后续立法明示修改或废除这些法案；它们的宪法重要性并不会使其免于被修改。宪法性制定法不受普通默示废除 (implied repeal)，这一保护仍然适用，但并不妨碍议会对其作出明示修改或废除。

具有宪法重要性的议会法案	说明
《1689年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	限制了王权并保障了议会自由，包括议会程序中的言论自由。未经议会授权，王室不得中止法律或征税。
《1700年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 1700)	规范了王位继承，并包含对司法独立具有重要意义的条款。该法案也常被称为1701年法案。
《1706年和1707年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6 and 1707)	将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组成大不列颠，并用大不列颠议会取代了两国原本各自独立的议会。
《1911年和1949年议会法案》(Parliament Acts 1911 and 1949)	限制了上议院阻挠特定下议院法案的权力。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大多数起源于下议院的公共法案（public bills）在连续两个会期获下议院通过且满足一年间隔期要求后，可无需上议院同意而提交御准；经认证的财政法案（money bills）则适用单独的一个月程序。这些规则并非涵盖所有法案。
《1998年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 1998)	允许当事人在英国法院依据该法案规定的救济和程序，主张《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下的特定权利。
《2005年宪法改革法案》(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设立了英国最高法院，并改革了有关司法独立和权力分立的宪制安排。最高法院于2009年开始运作。
《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案》(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	为欧洲共同体法（后为欧盟法）提供了国内法机制。该法案已于脱欧日（exit day）被废除，但在过渡期内保留了过渡性效力。
《2018年欧盟（退出）法案》(European Union (Withdrawal) Act 2018)	为英国脱欧和国内法连续性提供了法律框架。经针对过渡期修改后，其主要的保留和转化机制于过渡期结束日（IP completion day，即2020年12月31日）生效，产生了保留欧盟法 (retained EU law)。它并非毫无限定地保留了所有欧盟法规则。
《2023年保留欧盟法（撤销与改革）法案》(Retained EU Law (Revocation and Reform) Act 2023)	撤销了特定的保留欧盟法，改变了源自欧盟之规则的适用方式，并赋予了改革权限。2023年底之后剩余的保留欧盟法更名为同化法 (assimilated law)。

除了成文法，英国还有下列具有宪法重要性的法院判决。

具有宪法重要性的法院判决	说明
Pickin v British Railways Board [1974] AC 765	法院不能调查议会议事程序以挑战已依法通过的法案的效力。这与解释法案不同。
R (Mill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UKSC 5	未经议会授权，大臣不能动用外交事务方面的王室特权发出第50条通知（《欧洲联盟条约》第50条），因为退出将改变国内法和法定权利。
R (Miller) v Prime Minister; Cherry v Advocate General for Scotland [2019] UKSC 41	如果议会休会没有合理理由，且具有挫败或阻止议会履行其作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监督者的宪法职能的效果，则该休会属于违法。司法干预要求其影响严重到足以证明采取这一特殊步骤是合理的。

君主特权 (royal prerogative) 是由普通法 (common law) 承认的王室剩余权力。它们不是由议会法案创设的权力，尽管立法可以规范、取代它们，或者在解散议会的情况下恢复它们。法院负责裁决某项被主张的特权是否存在及其范围有多大；至于特权的行使能否受到司法审查，还取决于其具体事项以及任何适用的立法。例如召集、休会 (prorogue) 和解散议会。这些权力通常根据部长的建议行使，并受各自不同的法律和宪法惯例规则约束。

首相和其他部长通常决定如何使用行政类的君主特权，并以王室的名义行使这些权力。根据宪法惯例 (convention)，君主会被咨询，并可以提出建议和警告，但通常会按照部长的建议行事。不应将这种实际安排与由君主个人决定政府政策的一般性权力混为一谈。

限制君主权力的两份重要历史文献是 Magna Carta 1215（《1215年大宪章》）和 Bill of Rights 1689（《1689年权利法案》）。它们是限制王权的里程碑，而不是君主特权的法律来源。

Magna Carta 的意义在于，约翰国王接受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而且他的臣民拥有权利。它是立宪政府的早期里程碑。1215年文本之后又有若干后续版本；1297年版本被载入成文法典，其中部分条款至今仍然有效。1215年宪章的第39条和第40条涉及合法审判、国家法律以及诉诸司法的权利；其实质内容被合并进了1297年版本的第29条中。不要说它的所有条款如今在法律上都无法强制执行，也不要将其中提到的由同侪（peers）审判解读为在所有案件中对现代陪审团制度的保障。它们的历史和宪法意义比现存的成文法条文更为广泛。

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被称为“光荣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 的事件中逃离英格兰，由威廉和玛丽取而代之。Bill of Rights 1689（《1689年权利法案》）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对王室政府的限制和对议会的保护。君主不得搁置法律，不得未经议会批准征税，也不得在和平时期未经议会同意维持常备军。其核心要义在于，王权受制于法律和议会的控制。

现在我们认识了常见的君主立宪制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这一表述。在我们的三个宪法原则中，“议会至上”是第一个原则：做题时，如果题目将议会法案与与之冲突的王权主张进行对比，王室不能凌驾于议会法案之上。

许多重要的宪法安排主要由惯例 (conventions) 来规范。首相（Prime Minister）的产生方式以及内阁（Cabinet）的组织和运作并没有规定在一部单一的宪法法典中，尽管成文法承认这些职位并对特定事项作出了规定。君主保留着法律上的权力，但按惯例，这些权力通常必须根据部长的建议来行使。御准 (royal assent) 就说明了这种区别：拒绝给予御准在法律上是可能的，但惯例要求对议会正式通过的法案给予御准。上一次拒绝御准发生在1708年。

惯例本身不是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但法院仍然可以承认惯例，并在裁决法律问题时将其纳入考量，只是不会直接强制执行惯例本身：see Attorney General v Jonathan Cape Ltd [1976] QB 752。

部长对议会负责 (ministerial accountability to Parliament) 包含法院不会直接强制执行的惯例。法院不会仅仅因为政治惯例要求辞职就下令部长辞职。但是，议会监督政府的能力也受到法律层面的宪法原则保护。在 Miller/Cherry [2019] UKSC 41 案中，最高法院适用了植根于议会主权和问责制的休会法律界限。法院并不是简单地将惯例直接变成可强制执行的法律：如果休会阻碍了议会履行宪法职能，就必须有合理理由；而司法干预则需要休会造成足够严重的影响，才足以证明采取这一例外举措是正当的。

议会曾通过《2011年固定任期议会法案》(Fixed-term Parliaments Act 2011) 取代了有关解散议会的君主特权安排。《2022年议会解散与召集法案》(Dissolution and Calling of Parliament Act 2022) 废除了该法案，并恢复了解散议会和召集新议会的君主特权。在2022年法案之外，首相请求解散议会的行为再次由惯例规范。该法第3条包含一项排除条款 (ouster clause)，排除了法院对所恢复的特权、相关决定及其界限的司法质疑。这涉及的是解散议会 (dissolution)，而不是休会 (prorogation)。我们稍后会继续讨论“议会至上”、“权力分立”和“法治”之间的关系。

加拿大修宪案（Patriation Reference）展示了法律权力与宪法惯例的区别。在 Reference re Resolution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1981] 1 SCR 753; (1981) 125 DLR (3d) 1 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区分了通过英国议会请求修改宪法的法律权限，与要求获得相当大程度的省级同意这一宪法惯例。法院并未裁定存在要求各省一致同意的法律要求。违背惯例行事将带来政治成本。随后进行了进一步谈判，并与多数省份达成了协议。这是惯例运作的一个历史范例，而非对加拿大现行修宪程序的陈述。

假设一位首相在下议院拥有巨大多数支持，但非常不受公众欢迎。君主在法律上拥有任免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受公众欢迎可以成为按惯例解雇首相的理由：核心问题在于谁能获得下议院的信任（confidence）。根据现代宪法惯例，首相通常由下议院议员担任。关于历史先例需要准确表述：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Alec Douglas-Home）在1963年获任首相时仍是世袭贵族（上议院议员），随后他放弃了贵族头衔并赢得了下议院席位。如果政府失去下议院的信任，首相必须着手解决这一问题，通常视具体情况通过辞职或请求解散议会来处理。失去绝对多数席位（outright majority）并不必然等同于失去下议院信任。君主的保留权力（reserve powers）属于例外性质，并非用来在政党之间作日常抉择的常规手段。

因此，英国宪法的来源包括议会法案、法院判决、君主特权、历史文件、议会规则和宪法惯例。

权力分立

任何一个人或机构都不应掌握政府的所有权力，否则就会出现暴政或独裁。这一理论最著名的版本来自孟德斯鸠，他写道，政府有三个主要职能，并且应由三个独立的机构来行使：

• 立法机关 (legislature) 负责制定法律。

• 行政机关 (executive) 负责管理政府事务并实施法律。

• 司法机关 (judiciary) 在裁决案件时负责解释和适用法律。

美国宪法体现了这种分权。其中第一条设立国会，由选举产生的两院组成；第二条将行政权赋予总统；第三条设立联邦司法部门。法院可以拒绝适用违反宪法的立法。

英国没有同样的机构划分。英国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存在重叠：议会包括下议院、上议院和君主（Crown），而政府部长通常也是上下两院之一的成员。曾由上议院上诉委员会（Appellat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履行的司法职能，已根据《2005年宪法改革法案》(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移交给了英国最高法院，新最高法院于2009年正式开始运作。这加强了机构上的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直到2005年才开始独立，也不意味着立法机关此前曾指导具体案件的裁决结果。

“议会至上”与“权力分立”之间存在张力：由成文法设立的机构，原则上也可以通过后续立法加以改变。但这两项原则是并存的。权力下放、司法独立以及对行政行为的限制，为政府提供了真实的制度框架，尽管正统理论承认议会拥有最终的立法权威。议会可以通过立法改变这一框架；但政府部长不能仅仅以紧急状态或政治便利为由将其搁置。关键在于区分通过立法改变制度框架的法律权力，与在现行有效框架下约束政府的规则。

法治

在本节导论中，我们可以围绕三个主要理念来理解法治 (the rule of law)：

• 对个人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在符合适用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诉诸法院的途径（access to courts）保护着法律权利和个人自由。

司法大臣（Lord Chancellor）曾根据一项法定的收费设定权，对提起和推进就业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诉讼引入了收费制度。但该项法定权力并不授权设定实际上阻碍人们诉诸司法（access to justice）的费用。最高法院裁定该收费令（Fees Order）非法，因为其实际效果剥夺了诉诸司法的途径，并挫败了法定权利：see R (UNISON) v Lord Chancellor [2017] UKSC 51。这是一项针对授权立法（delegated legislation）的挑战；该案并没有确立任何法院收费均属非法的原则，当时的原告也并未被要求承担整个法庭系统的全部开销。

现在请区分另一种假设情形：如果是一部议会法案明确规定了某项特定收费。法院必须解释并适用该法案，同时考虑相关的法律解释规则以及《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 下任何可用的救济；法院通常不会仅仅因为一部威斯敏斯特议会法案与某项一般宪法原则相冲突就宣布其无效。Pickin v British Railways Board [1974] AC 765 涉及的是对已正式通过的议会法案有效性的司法质疑。不要用它来抹杀法院在制定法解释中的独立角色，也不要将主要立法（primary legislation）与 UNISON 案中非法的授权命令混为一谈。

• 政府必须在合法授权范围内行事，并受法律控制。成文法是政府权力的重要来源，但并非唯一来源：部分行政权力源于普通法上的君主特权。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其行使可以超越法律。

• 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政府也不能违反法律。

议会和法案

议会的组成

议会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1265年的集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非现代议会制度的一蹴而就。议会和君主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甚至处决了一位国王。Bill of Rights 1689是限制王权并确立议会宪制地位的重要一步。

英国议会由君主（the Crown）以及两个独立的议院组成，即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和上议院（House of Lords）。

下议院（直译为庶民院或平民院）是民选议院，因为其活泼热闹的氛围，也被网友戏称为动物园。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被划分为650个议会选区（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ies），每个选区通过“简单多数当选制”（first past the post）选举一名国会议员（Member of Parliament, MP）进入下议院：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即可当选，无需获得绝对多数票。根据Dissolution and Calling of Parliament Act 2022，除非提前解散，否则议会在首次会议召开满五周年时自动解散；大选不必非得等到五年期满才举行。要在英国大选中投票，选民必须完成选民登记、在投票日年满18岁、符合英国公民、爱尔兰共和国公民或合资格英联邦公民（qualifying Commonwealth citizen）的身份要求，且未被法律排除投票权。选民登记通常通过居住地或其他合资格的地方联系将选民与特定选区挂钩；符合条件的海外选民也享有登记权。切勿想当然地认为每位选民目前都必须居住在英国，或认为所有英联邦公民无需满足其他条件即可自动享有投票权。

上议院（直译为贵族院）是非民选议院，因为其较为安静的氛围，也被网友对比戏称为植物园。上议院成员包括终身贵族（life peers）和灵职议员（Lords Spiritual）；主教们并不会仅仅因为列席上议院而成为贵族（peers）。根据Life Peerages Act 1958，终身贵族身份由君主正式授予，其继承人无权继承。政治性提名（political nominations）通过首相提出；上议院任命委员会（House of Lords Appointments Commission）则负责推荐无党派终身贵族（non-party-political life peers），并对各类提名的适当性进行审查。废除剩余凭借世袭贵族身份列席上议院权利的是House of Lords (Hereditary Peers) Act 2026（自2026年4月29日起生效），而非2025年的法案。此外，上议院还有最多26位由英国国教高级主教出任的灵职议员。

甲在他父亲去世后成为公爵，他想接替他父亲在上议院的席位。如今，继承公爵爵位并不会赋予他上议院议员资格。2026年法案废除了剩余通过世袭途径进入上议院的资格，但并未废除世袭贵族头衔本身。甲需要获得另一项合资格的任命（例如受封为终身贵族），才能作为世俗议员（Lord Temporal）列席上议院。

2016年，戴维·卡梅伦辞去了首相和下议院议员职务。2023年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时，重返议会的一条可行途径是等待下议院出现空缺席位并赢得补选；首相并不能直接指派某人占据下议院席位。但最终采取的是另一条路：授予卡梅伦终身贵族身份，使其以上议院议员的身份担任内阁大臣。目前并没有“外交大臣必须来自下议院”的宪法惯例。上一位来自上议院的外交大臣卡灵顿勋爵（Lord Carrington）于1982年卸任。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历史实例，并非关于现任外交大臣的陈述。

议案的通过

一项议案（bill）通常在上下两院就其文本达成一致，并获得御准（royal assent）后成为法案（Act）。在每个议院，议案通常都会经历一读（first reading）、二读（second reading）、委员会阶段（committee stage）、报告阶段（report stage）和三读（third reading）。除适用特殊程序外，常规表决只需所投票数的简单多数即可通过。在下议院出现平票的情况下，议长拥有决定性投票权（casting vote）。按惯例，议长投票会尽量促成进一步讨论，并避免在没有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作出最终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提议上一律投反对票。议案可以从任一议院开始，但财政立法必须首先由下议院提出。一些没有争议或涉及法律改革的议案，有时会从上议院开始。

须区分议会法案（Act）与议会两院的普通决议。下议院的一项决议并不能仅因其获得通过就自动成为法案或改变法律的普遍权力：见 Bowles v Bank of England [1913] 1 Ch 57。这并不意味着法案是法律的唯一来源：授权立法和普通法同样重要，且特定决议在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也能产生法律效力。

到了19世纪，民主选举产生的下议院已成为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议院。Parliament Acts 1911 and 1949规定，在满足严格条件的前提下，某些下议院议案无需上议院同意即可成为法律。对于大多数适用该程序的公共议案（covered public bills），下议院必须在连续两个会期（sessions）通过该议案，且从第一会期下议院二读到第二会期下议院通过之间必须至少间隔一年。经议长认证的金钱议案（certified money bills）则适用另一项一个月的规则。但是，该程序不能用于将议会最长任期延长至五年以上的议案，也不是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议案。这些区分带来了好几个考点。我们举例说明。

上议院否决了一项适用《议会法》的公共议案。下议院若要动用《议会法》程序，该议案必须在连续两个会期中都满足法定条件，包括在两个会期均被上议院否决，且在每个会期结束前至少一个月送交上议院。从第一会期下议院二读到第二会期下议院通过之间，必须至少间隔一年。满足条件后，该议案即可在没有上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呈交御准。这两个会期是相互独立的：切勿将议会的一个“会期”（session）与整届“议会任期”（Parliament）混为一谈。

下议院通过了一项经下议院议长认证为“金钱议案”（money bill）的议案，并将其送交上议院。如果该议案是在会期结束前至少一个月送交的，而上议院未在一个月内不加修改地通过该议案，那么除非下议院另有指示，法定程序允许该议案在没有上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呈交御准。如果两院更早达成一致，则无需等待一个月期满。如果在法定期限届满前会期就已经结束，则无法在该会期使用这一“一个月规则”的通道。未完成的议案通常会在会期结束时失效，除非有适用的跨会期延续程序（continuation procedure）予以保留；本例并非意味着所有议案在议会休会（prorogation）时都能自动存续。

某届政府的五年议会任期即将结束，民调显示它将在大选中惨败。政府利用其在下议院的多数席位，通过了一项将本届议会任期延长两年的议案。对于这项议案，政府不能动用《议会法》程序绕过上议院：该议案必须获得上议院的同意。

议案如何成为法案

依《议会法》有效制定的立法属于一级立法。Jackson案维持了《1949年议会法》及《2004年狩猎法》的效力；法院可以判定该法定途径的法律范围。议会内部程序及议长具决定性的证明书仍受保护，免受司法质疑。文字说明

法案的至高无上

我们已经知道王权不能凌驾于议会法案之上。但议会和法院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个经典问题。你或许听说过“恶法非法”的观点，或者知道美国法院有权拒绝适用违宪的立法。英国的正统立场则不同：英国法院通常不会仅仅因为认为一部经合法程序制定的威斯敏斯特议会法案在实质内容上“违宪”，就宣布其无效。请注意将这一命题与法律解释、《1998年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下的救济、权力下放立法（devolved legislation）的权限边界，以及“某项特殊法定立法程序是否被有效使用”等问题区分开来。

即使有人主张议会受到了误导，或者议会内部程序存在瑕疵，法院也无权因此调查议会内部议事程序并宣布一部经合法制定的法案无效：参见 Pickin v British Railways Board [1974] AC 765。

威斯敏斯特议会法案不会仅仅因为违反国际法而在国内法中无效。法院必须适用该成文法：参见 Cheney v Conn [1968] 1 All ER 779。这是一个关于国内法律效力的观点，并非声称立法会自动消除英国的国际义务或阻止国际不法行为。

British Coal Corporation v The King [1935] AC 500 探讨了威斯敏斯特议会理论上持续存在的权力（尽管加拿大已达成《威斯敏斯特法案》的相关安排），同时也承认了要推翻这些宪政安排（或恢复威斯敏斯特控制）在实践中的不现实性。应将其视为历史例证。1982年《加拿大法案》（Canada Act 1982）现已明确规定，此后的英国议会法案不再作为加拿大法律延伸适用。切勿将有关正统威斯敏斯特主权的表述误解为加拿大目前仍受英国新立法管辖的意见。

根据《议会法》（Parliament Acts）有效制定的立法属于主要立法（primary legislation）而非授权立法（delegated legislation），尽管它未经上议院同意。在 R (Jackson) v Attorney General [2005] UKHL 56; [2006] 1 AC 262 一案中，上议院确认了《1949年议会法》及《2004年狩猎法》（Hunting Act 2004）的有效性。法院在该案中确实审查了《1911年议会法》法定程序的适用范围。因此，该判例允许法院界定这一法定立法通道的法律范围，同时使议会内部议事程序以及议长具有终局效力的认证书（conclusive certificate）免受司法质疑。

法院在解释立法时会高度重视宪法基本原则。例如，法院不会轻易将一项法定权力解释为允许部长仅仅因为“不同意法院的决定”就推翻司法裁决：参见 R (Evans) v Attorney General [2015] UKSC 21。但对法律进行解释，与宣布主要立法无效，是两项截然不同的工作。

如果一部制定法包含排除司法审查的排除管辖条款（ouster clause），情况会如何？法院会对这类条款进行严格解释。R (Privacy International) v Investigatory Powers Tribunal [2019] UKSC 22 体现了这样一项强有力的推定：若要排除针对法律错误的司法审查，必须有明确清晰的制定法条文。然而，如果认为所有排除管辖条款一律无效，或者认为议会此后从未就此类问题进一步立法，那就错了。具体的条文措辞和立法背景至关重要。例如，Dissolution and Calling of Parliament Act 2022 就明确针对恢复后的解散议会权力的行使、据称行使及其界限规定了排除审查条款。切勿用一句笼统的口号来回答所有关于排除管辖条款的问题。

法案的修改和推翻

我们现在知道了“议会至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已经制定了无数法案。这些法案重叠或冲突时如何解释，依然是法院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大原则是，后来的议会法案可以废除早期的议会法案，即使早期法案的措辞试图阻止这一结果。如果两项普通议会法案相互矛盾且不可调和，则后来的条款在两者不一致的范围内优先适用。至于宪法性法案，则需要适用下文的进一步限定。

一项1919年的议会法案提到了其他法案，并指出“凡与本法案不一致的条款，应停止生效或不生效”。这些话可以管束早于1919年法案中与之不一致的条款，但无法阻止议会通过后来的法案修改或废除1919年的法案本身：see Ellen Street Estates Ltd v Minister of Health [1934] 1 KB 590。

废除可以是明示废除（express repeal），即使用明确指出并废除早期条款的措辞；也可以是默示废除（implied repeal），即当后来的普通法案与前法不可调和时，由后法优先适用。宪法性法案受保护而不适用普通的默示废除：要修改其宪法性条款，必须使用明示或其他毫不含糊的措辞，以表明议会确有修改它们的真实立法意图。

在 Thoburn v Sunderland City Council [2002] EWHC 195 (Admin) 一案中，《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并未被可能与之相矛盾的《1985年度量衡法》（Weights and Measures Act 1985）默示废除。这个例子涉及的是1972年法案有效期间这两部法案之间的法律关系；议会后来明示废除了1972年法案。

The Bill of Rights 1689 是一项宪法性文件。R (HS2 Action Alliance Lt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 [2014] UKSC 3 强调了宪法性文件和宪法原则（包括对议会程序的保护）的重要性。不要假定它们会因为后来的普通法案中存在笼统的不一致措辞而自动消失。

到现在，我们可以更精确地理解“不成文宪法”这个说法了。宪法性立法虽然可以像其他法案一样被议会通过正常立法程序修改，但它并不会被当成普通的规则——只要后来的法案有笼统的冲突措辞就悄无声息地消失。相关措辞必须表明议会确有作出该项宪法性修改的真实意图：see Thoburn。

议会特权

议会两院各自规管自己的程序，并对违反其规则的行为进行惩戒。这种制度性控制旨在保护议会的工作；它并不会把国会议员（MP）的每一个行为都置于普通法院的管辖之外。

议会特权（parliamentary privilege）保护议会及其成员在免受外界不当干扰的情况下履行职能。The Bill of Rights 1689 第9条（Article 9）规定，议会中的言论、辩论或程序，不应在议会以外的任何法院或地方受到弹劾或质疑。这在其正当范围内提供了绝对保护（absolute protection），包括免除因在议会程序中的发言而产生的诽谤责任。

法院不能借由诽谤诉讼来质疑议会程序中所作发言的妥当性。法院也不会像监督立法辩论那样，去审查议会在审议一项法案时的内部考量是否充分：see HS2 [2014] UKSC 3。但议会材料并非在所有证据或法律解释用途上都被禁止使用；关键问题在于，拟议的使用方式是否会弹劾或质疑受保护的议会程序。

在该受保护的范围内，国会议员不会因为议会言论或程序本身而在议会之外承担法律责任，无论相关主张是以诽谤、违反保密义务还是藐视法庭为由提出的。但这并不是让国会议员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享有豁免于这些法律领域的个人特权。议会程序之外的行为必须另行分析。

将选民的信件转交给部长，并不仅仅因为这是议员的工作就构成议会程序。在施特劳斯（Strauss）事件中，下议院于1958年7月8日裁定，施特劳斯写给部长的信不属于此类议会程序。该决定必须与枢密院在 Re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Act 1770 [1958] AC 331 中的单独意见区分开来，该案并未裁定他的信件是否属于议会程序。

关键在于是否与议会程序的实际工作存在关联。紧密的职能联系可以保护议事厅之外的材料，但仅凭政治上的有用性或发言者的议员身份是不够的。

国会议员在议会外重复或采纳自己在议会内作出的指控，并不会自动附带绝对特权：see Buchanan v Jennings [2005] 1 AC 115。但在 Makudi v Baron Triesman of Tottenham [2014] EWCA Civ 179 中，为履行向下议院委员会作出的承诺而随后向足球调查机构进行的沟通，受到了第9条（Article 9）的保护。法院指出，在该案中，既存在发言者理应服务的、与该次重复相关的公共利益，又在两个场合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随后的重复是可以预见的，且两者的目的相同或密切相关。这种在议会之外受到的保护属于例外情况，且高度取决于具体案情。这并不是说每一次事后重复都受保护；此外，有条件特权（qualified privilege）也可能单独适用。

如果议员因受保护的议会程序之外的言论而被诉诽谤，在满足相关的“责任与利益”（duty-and-interest）条件或法定条件时，或许可以主张有条件特权（qualified privilege）。与绝对特权不同，有条件特权会因恶意（malice）而丧失。

恶意包括在并非真诚相信内容属实的情况下发表言论、对真伪漠不关心（reckless indifference），或者出于主导性的不当目的（dominant improper purpose）而发表言论。仅仅是粗心大意（carelessness）并不足以构成恶意，附带的敌意动机也不一定会推翻特权。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对享有特权的场合存在相应的滥用。

议员可能承担着将选民的投诉转交给具有相应接收利益的当局的公共或道义职责。这可以产生附条件特权（qualified privilege），但以没有恶意为前提：参见 R v Rule [1937] 2 KB 375 和 Beach v Freeson [1972] 1 QB 14。这些历史先例并未为议员的任何发表行为创设一概而论的豁免权。普通法上的刑事诽谤罪此后已被废除；切勿将古老的刑事诽谤案件作为当前的普遍刑事抗辩理由。

媒体对议会程序所作的公正且准确的报道，在满足适用条件时可以享有有条件特权。经任一议院授权出版的官方出版物则受《1840年议会文件法》（Parliamentary Papers Act 1840）的法定保护；官方文件所受的保护与独立报纸报道所受的保护并不相同。

议员行为准则

具体的行为准则内容繁多，但基本点很直接：国会议员必须遵守公共职责、披露相关利益，并避免有偿游说（paid advocacy）或其他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的行为。议长（The Speaker）负责维持议事厅内的秩序。关于违反《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的投诉通常由议会标准专员（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for Standards）进行调查；轻微且本人承认的违规行为有时可以通过纠正程序处理，而更严重的事项则提交给标准委员会（Committee on Standards）。独立专家小组（Independent Expert Panel）负责处理上诉以及特定类型的不当行为案件。需要议院授权的处分必须提交议院表决。注意不要将这一制度与独立的特权委员会（Committee of Privileges）混为一谈。

一位富商付钱给一名国会议员让其提出一个议会问题。即便该国会议员登记并申报了这笔款项，也不能使有偿游说变成允许的行为。下议院可以对国会议员进行纪律处分，并处理藐视议会的行为。但是，议会特权并不是阻止对受贿行为进行刑事调查或起诉的全面屏障。必须将受保护的议会提问本身与腐败协议的证据区分开来；第9条（Article 9）限制的是对议会程序的质疑，而不是限制对相关犯罪行为的一切调查。

国会议员在受保护的议会程序之外的行为仍受普通刑法管辖。由警方进行调查，并由相应的检控机关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国会议员身份并不是一项普遍的抗辩理由。

虚假的议会开支报销不属于受保护的议会程序。在 R v Chaytor [2010] UKSC 52 中，开支报销申请不受第9条（Article 9）的保护，被告可以因虚假会计（false accounting）罪名被检控。议会自身的纪律处分权并未赋予其对该类犯罪行为的排他管辖权。

各级政府

中央政府和首相

英国的中央政府由王室 (the Crown)、政府部长 (government ministers) 以及为他们工作的公务员 (civil servants) 组成。君主是国家元首，但大多数行政权力由部长行使，或由君主根据部长的建议行使。有些权力源于君主特权 (royal prerogative)；另一些则是成文法赋予的。首相这一职位主要通过惯例发展而来，惯例对于其运作方式仍然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政府权力都归首相个人所有。

君主任命首相。根据惯例，获任命者必须是最有能力获得下议院信任 (command the confidenc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的人。通常这是拥有绝对多数席位政党的领袖，但也可能出现联合政府 (coalition) 或少数派政府 (minority government)。首相的职能包括以下各项（有时是通过向君主提供建议，或协调由主管部长行使的权力来实现）：

• 挑选部长大臣 (ministers) 并向君主推荐任命。

• 挑选内阁 (Cabinet) 成员。

• 在符合成文法要求的前提下，组建政府部门并分配职责。

• 提供政治领导并协调有关武装部队的政府决策。

• 在适用的法律框架内协调情报和安全政策。

• 主导外交政策，包括政府对国际条约的处理方式。

• 在需要部长建议的情况下，就官方任命、贵族头衔 (peerages) 和荣誉勋衔提供建议。

• 在成文法框架内，以公务员事务大臣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的身份管理公务员体系 (Civil Service)。

• 主持内阁会议并指导其事务。

• 创建内阁委员会。

根据惯例，政府部长通常为下议院或上议院成员，并属于组建政府的一个或多个政党。他们监督由公务员组成的各个政府部门。高级部长们组成内阁 (Cabinet)，这是政府主要的集体协调和决策机构；其确切规模和其他部长的数量可能会有所变化。国务大臣 (Secretaries of State) 是高级部长，但并非每位高级部长都拥有这一头衔。集体责任制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通常要求所有部长公开支持已商定的政府决定，但明确商定的例外情况除外。这也同样适用于内阁以外的部长。

问责

政府对议会负责（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to Parliament）。

许多部长行为标准都载于《大臣守则》(Ministerial Code) 中。该守则本身不是议会法案，尽管部长们也必须遵守其法律义务。首相是预期标准及违背守则后果的最终裁决者，并由大臣标准独立顾问 (Independent Adviser on Ministerial Standards) 提供建议。独立顾问在通知首相后可以主动发起调查。视违背情况而定，后果可能包括道歉、补救措施或辞职。部长就其自身行为以及其部门的政策、决定和行动向议会负责；但这并不是一项就工作人员的每一个错误自动承担个人法律责任或自动辞职的规则。

标准	具体要求
保密义务	内阁及其委员会的讨论通常属于保密事项。集体负责制是一项惯例，但当出于公共利益确有必要限制披露时，保密法（law of confidence）可以保护保密的部长讨论。在 Attorney General v Jonathan Cape Ltd [1976] QB 752 一案中，法院是基于该案事实拒绝颁发禁令；该案并未确立保密义务在法律上绝不可强制执行的原则。
《2000年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下的披露	有关政策制定及部长通讯的信息可能属于有条件豁免（qualified exemptions）的范畴，需进行法定的公共利益权衡。第53条并非赋予部长仅仅因为不同意司法决定就将其推翻的一般性权力。参见 R (Evans) v Attorney General [2015] UKSC 21。
对议会诚实	部长必须提供准确、真实的信息，并尽早纠正无意造成的错误。故意误导议会的部长应向首相提出辞职。
避免利益冲突	部长必须避免公共职责与私人利益之间发生实际的或外人眼中看似存在的（perceived）利益冲突，包括不当接受礼物、款待，或利用其部长职位来推进私人商业利益。
诚实与正直	个人及财务行为必须符合公职标准。私人丑闻、财务不当行为或犯罪行为均可能引发《大臣守则》下的问责问题；具体后果视情况而定。

已婚的陆军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John Profumo 与 Christine Keeler 有外遇，而后者与一名苏联大使馆官员的交往也引发了安全担忧。他在下议院否认存在不正当关系，随后承认其否认不实并于1963年辞职。私生活行为和安全问题固然重要，但就部长问责制而言，需要记住的关键点是对议会作出的误导性陈述。

部长是政治公职人员。常任公务员体系 (permanent Civil Service) 必须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为现任政府服务；特别顾问 (special advisers) 则担任不同的、明确具有政治色彩的角色。公务员执行合法的部长指令并提供中立的建议。即使部长个人对某位官员的错误并不知情，或者该官员未能遵守指令，部长仍需就其部门向议会负责。部长是否应当辞职是一个取决于具体情况和政治责任的问题，而不是每次部门失误的自动后果。

Carltona 原则涉及部门官员对部长权力的行使。根据相关立法和决定的性质，获得适当授权的官员可以以部长的名义行事，而无需单独的法定授权委托。部长在宪制上仍对议会负责。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部长可以被起诉或检控，也不意味着公务员享有个人法律豁免权。参见 Carltona Ltd v Commissioners of Works [1943] 2 All ER 560。

部长并非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可以针对以官方身份行事的部长发出公法禁令 (public-law injunctions)，不遵守禁令可导致被裁定藐视法庭 (contempt)。注意将此与针对王室 (the Crown) 的普通民事诉讼中关于禁令的成文法限制区分开来。参见 M v Home Office [1994] 1 AC 377。

假设内政部 (Home Office) 的官员非法拖延甲的入籍申请。甲可以针对主管公共机构申请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并请求法院作出适当命令，要求其作出合法决定。损害赔偿并非自动获得：甲需要有单独的法律依据才能获得赔偿。如果某项金钱责任属于政府责任，通常由公共资金支付，而不会仅仅因为部长或具体官员经办了该申请就变成他们个人的账单。法院命令必须得到遵守；无视针对以官方身份行事的部长所作出的命令可能会构成藐视法庭。

政府必须向议会解释和证明其所作所为。

在议会事务安排范围内，部长在其任职的议院回答口头质询。首相问答时间 (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 通常在下议院开会期间的每周三举行。部门部长就其职责领域回答问题；首相则为整个政府回答问题。议员也可以提交书面问题。

下议院及其委员会有权要求提供证据和出席作证，但具体程序和限制取决于证人身份以及行使该权力的机构。委员会传召人员的一般权力，对另一议院的议员或对每位部长的适用方式并不相同。部长应确保协助委员会的公务员尽可能提供帮助，并提供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无正当理由拒绝遵守要求可能会被视为藐视议会 (contempt of Parliament)。切勿认为每个委员会都能直接强制任何人出席，也不要认为谴责 (reprimand) 是议会唯一相关的应对措施。

权力下放

英国议会通过了议会法案，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设立了权力下放立法机构和政府，赋予它们在各自权力下放安排范围内立法和施政的权力，这叫做权力下放（devolution）。英国议会保留为每个地区立法的权力。必须将这一法律立场与有关同意的政治惯例，以及有关权力下放机构永久性的制定法条文区分开来。

脱欧影响了已下放事务，这使得“休厄尔惯例”（Sewel convention）在政治上十分重要。根据该惯例，Westminster议会通常不会在未征得相关权力下放立法机构同意的情况下就已下放事务立法。苏格兰和威尔士权力下放安排中的制定法承认，并没有将该惯例变成一条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则。在 R (Mill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UKSC 5 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权力下放立法机构对脱离欧盟没有法律否决权。要把政治责任与可由司法强制执行的法律限制区分开来；法院并不需要先裁定某部后续法案已经废除了该惯例。

地区	核心法案 (Core Acts)	主要下放的权力领域 (Main devolved fields)	主要保留在英国层面的事务 (Main matters retained at UK level)
苏格兰 (Scotland)	Scotland Act 1998; Scotland Act 2012; Scotland Act 2016	广泛的保留权力模式安排 (broad reserved-powers settlement)。下放领域包括大部分刑法和民法、法院、警察和监狱；教育与培训；卫生与社会服务；地方政府、住房与环境；农业、林业和渔业；特定的社会保障权力；以及特定的税收。苏格兰所得税权力涉及非储蓄、非股息收入的税率和税阶。	保留事务包括宪法、外交与国防、移民、货币与重大经济政策，以及大部分税收和社会保障。每个领域均受详细的制定法保留事项和例外情况规限。
威尔士 (Wales)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1998; 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 Wales Act 2014; Wales Act 2017	保留权力模式安排 (reserved-powers settlement)，包括卫生与社会服务；教育与培训；环境与农业；住房与地方政府；文化与威尔士语；特定的交通运输职能；以及特定的税收权力，包括威尔士所得税税率。	保留事项包括宪法、外交与国防、移民、货币政策，以及大部分司法系统、警察和法律职业。这并不意味着威尔士立法绝不能包含民事或刑事条文：必须适用相关的权限规则和例外情况。
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	Northern Ireland Act 1998	权力分享安排 (power-sharing settlement)，涵盖卫生与社会服务；教育；农业与环境；住房与地方政府；自2010年起移交的警察和司法职能 (transferred policing and justice functions)；以及特定的社会保障和其他职能。	该法案区分了通常在北爱尔兰议会权限之外的除外事务 (excepted matters) 与适用不同制定法处理的保留事务 (reserved matters)。宪法、国际事务与国防、移民、货币和大部分税收仍留在英国层面，但受详细的附表和例外情况规限。切勿将这两类事务视为可以互换。

苏格兰在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之前就有自己的议会，并且保留了独立的法律体系。其现有的权力下放机构根据多部苏格兰法案（Scotland Acts）享有广泛的权力。苏格兰政府由首席部长（First Minister）领导。历史有助于解释这一权力下放安排，但其法律权力的范围源于立法。

Scotland Act 2016第1条在Scotland Act 1998中插入了第63A条。该条宣布苏格兰议会和苏格兰政府是英国宪法安排的永久组成部分，并规定除非根据苏格兰人民在公投中投票作出的决定，否则不得废除它们。

我们要把三个问题区分开来：Westminster议会持续享有的立法权威、对权力下放机构的制定法保护，以及关于苏格兰独立的公投。第63A条涉及的是这些机构的废除，它本身并不是一项独立公投权力。联合王国（the Union）和英国议会属于保留事务。在 Reference by the Lord Advocate [2022] UKSC 31 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拟议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法案超出了苏格兰议会的立法权限，尽管公投结果本身不会在法律上终结联合王国。

如果你希望改变成为苏格兰事务律师（solicitor）的资格规则，苏格兰的相关机构是合适的起点，因为苏格兰的法律职业属于其已下放的法律体系的一部分。Westminster议会保留立法权威，但通常会将已下放事务留给权力下放机构处理。至于个人的执业资格决定，则仍需根据适用的职业规则作出；一位友好的立法者并不能直接让你获得资格。

威尔士的立法机构叫做 Senedd Cymru，即威尔士议会（Welsh Parliament）。它的权限与苏格兰议会不同；它并不是缩小版的苏格兰权力下放安排。威尔士政府由首席部长（First Minister）领导。

SQE是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事务律师（solicitor）的一条途径，但仅仅通过考试并不能确保获准执业：其他准入要求也同样重要。如果要修改规管该职业的立法，Westminster议会是相关的立法机构；在威尔士权力下放安排下，法律职业属于保留事务。威尔士既有威尔士议会议员（Members of the Senedd, MSs），也有在Westminster的英国议会议员（Welsh MPs）。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两个不同层级的代表，而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层级任职是成为另一层级代表的先决条件。英格兰没有独立的全国性权力下放立法机构，不过它确实拥有地方和区域形式的权力下放政府。来自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MPs可以在Westminster就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立法投票。这就是关于联合王国内部地域与代表权如何契合的常见争议。2015年至2021年间的“英格兰法律由英格兰议员投票”（English Votes for English Laws）程序增加了特别的同意阶段；这些程序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所有非英格兰MPs回避，而且现已被废除。跨境影响也是可能存在的，但在英国最高法院代理案件并不等于获准在全英国执业每一个法律部门。

威尔士的《农业部门（威尔士）法案》（Agricultural Sector (Wales) Bill）规管了农业工资。根据当时有效的威尔士权限规则，该法案涉及已下放的农业主题，因此在立法权限之内。见 Agricultural Sector (Wales) Bill — 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2014] UKSC 43。这是在早期权力下放安排下作出的裁决；切勿将那套旧的主题清单测试机械地套用到后来的保留权力模式上。

北爱尔兰也有自己的议会（Assembly）和行政机关（Executive）。行政机关由首席部长（First Minister）和副首席部长（deputy First Minister）共同领导；这两个头衔并不意味着后者只是从属性的副职。

北爱尔兰的宪制未来是一个核心政治问题：联合派（unionists）通常支持留在英国，而民族派（nationalists）通常支持统一的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 Act 1998第1条承认，除非在投票（poll）中多数投票者同意改变，否则北爱尔兰仍是英国的一部分，并规定须提出方案以落实多数人建立统一爱尔兰的意愿。这一规定置于《贝尔法斯特协议》/《耶稣受难日协议》（Belfast/Good Friday Agreement）及相关的国际承诺框架之内。Westminster议会保留立法权威，但切勿将这一同意安排与不同的苏格兰公投立场相混淆，也不要将其描述为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1957年签署的两项独立的《罗马条约》（Treaties of Rome）分别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1992年签署并于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成立了欧盟（European Union）。在英国于2020年退出后，欧盟有27个成员国。

在成员国身份期间，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提供了使适用的欧盟法律在英国生效的国内法途径。直接效力（direct effect）和优先地位（primacy）取决于相关的欧盟规则和法律原则。有些条款可以垂直地对国家强制执行，有些则可以水平地对私人当事方强制执行；这并不是说每一项欧盟条款或每一项指令（directive）都同时具备这两种形式的直接效力。

在 Van Gend en Loos v 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 [1963] ECR 1 一案中，一名进口商对荷兰提高从德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出异议。个人不必等到另一个成员国提起诉讼。案涉条约禁令创设了可强制执行的个人权利，因为其义务足够清晰、精确且无条件（clear, precise and unconditional）。这说明了垂直直接效力（vertical direct effect）：针对国家援引相关的欧盟规则。

Defrenne v Sabena (No 2) [1976] ECR 455 涉及男女同工同酬的条约规则。在法院界定的范围内（包括同工同酬方面可直接识别的歧视），该规则可以针对私人雇主予以援引。这说明了水平直接效力（horizontal direct effect）。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欧盟社会政策原则都能在每一起私人纠纷中自动获得强制执行。

在成员国身份期间，议会通过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赋予了欧盟法律国内效力。法院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国内立法解释为与适用的欧盟法律一致，并在欧盟法律要求时不予适用（disapplied）相冲突的国内条文。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 ex parte Factortame Ltd (No 2) [1991] 1 AC 603 说明了这一后果。Thoburn v Sunderland City Council [2002] EWHC 195 (Admin) 则阐明了另一项不同的命题：像1972年法案这样的宪法性制定法（constitutional statute）不受常规默示废除（ordinary implied repeal）原则的约束。议会可以明示废除该法案（正如它后来所做的那样）；主权并没有被不可逆转地让渡出去。

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即退出日（exit day）脱离欧盟。随后，过渡期或实施期（implementation period）一直持续到英国时间2020年12月31日晚上11点，即“IP完成日”（IP completion day）。在此期间，欧盟法律根据脱欧安排继续适用。随后，European Union (Withdrawal) Act 2018保留了若干类别的源自欧盟的国内立法，纳入了特定的直接适用的欧盟立法，并最初根据第4条保留了某些具有直接效力的权利及相关事项。这些都是经界定的类别，并非无条件地转移每一项可能的欧盟权利。原有的框架还保留了获承认的一般原则的有限作用，但受制定法排除条款和索赔限制的规限。必须将这一历史立场与2023年之后生效的变化区分开来。

在原有的保留欧盟法（retained EU law）框架下，在解释或不予适用在IP完成日之前通过或制定的国内立法时，欧盟法律至上原则（supremacy principle）在相关范围内继续适用。它通常不适用于在该日之后通过或制定的立法。因此，分界点是实施期结束之时，而不仅仅是英国的退出日。这里描述的是早期的框架；除适用的保留条款外，2023年的改革已经改变了后续事项的法律立场。

Retained EU Law (Revocation and Reform) Act 2023并没有废除所有保留欧盟法。该法案第1条根据制定法安排，在2023年底废除了其附表1（Schedule 1）中列明的立法；除非另有修改或废除，其他立法仍然保留。自2024年1月1日起，剩余的法律主体通常被称为同化法（assimilated law）。该法案取消了一般性的至上原则，废除了保留的欧盟法一般原则，并废除了第4条对具有直接效力权利的保留。同化直接立法（assimilated direct legislation）通常必须以与国内成文法相容的方式进行解释，在不相容时则受制于国内成文法。但对此存在特定的例外情况、相容性条文和保留条款（savings），包括对2023年底之前发生事项的保护。切勿用“每一项国内条文都必然击败每一项源自欧盟的规则”这种说法来取代这一详尽的制度安排。相关的脱离协议法律（separation-agreement law）则适用其自身的制度。

根据2018年法案第6条，在解释同化法时，IP完成日之前的欧盟判例法仍然可能具有重要性。下级法院在该制定法框架和常规的国内先例层级体系内仍受拘束。最高法院以及2020年条例所指明的上诉法院，可以运用适用的测试偏离同化欧盟判例法；这并不是赋予每个法院无视该判例法的一般自由。2023年法案第6条虽然制定了新的偏离测试和引荐程序（reference procedures），但其原定于2024年10月生效的安排已被撤销。这些新程序尚未投入施行。必须将已通过的改革与已生效施行（commenced）的规则区分开来。

最后，必须将《退出协议》（Withdrawal Agreement）与后来的《贸易与合作协定》（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TCA）区分开来。由2020年《退出协议法案》（Withdrawal Agreement Act）插入的European Union (Withdrawal) Act 2018第7A条，赋予了《退出协议》要求以此方式运作的权利和义务国内效力及优先地位。经修订并被称为《温莎框架》（Windsor Framework）的《爱尔兰/北爱尔兰议定书》（Ireland/Northern Ireland Protocol）属于该脱欧安排的一部分。《退出协议》在界定的领域内保留了欧盟法律和欧盟法院（CJEU）的特定角色；它并不是让所有英国法律普遍继续受欧盟法院监督。TCA则是一项独立的协定，通过European Union (Future Relationship) Act 2020及其他立法予以实施；它本身通常不赋予可直接强制执行的私人权利。2023年的同化法改革并没有简单地废除《退出协议》制度。议会保留立法主权，而英国的国际义务则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

王权

王室的含义

王室（Crown）一词在宪法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指君主本人，即查尔斯三世国王；也可以指国王陛下的政府：即政府部长与行政机构（包括公务员体系和武装部队），以及王室土地和其他政府财产。务必时刻分清具体使用的是哪一种含义。

国王是英国及其各海外领土的国家元首，履行宪制性、代表性和礼仪性的职能。他还是另外14个独立王国（realms）的君主，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在这些国家中，各自的总督（Governor-General）均在该国自身的宪制安排下履行君主的职能。他还是英联邦（Commonwealth）的元首，这是一个由多个独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其中许多国家曾受英国统治。这一角色并不意味着他是每一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君主。

“国王不可能做错事”这一格言体现的是君主本人的法律豁免权。通常不能针对在位君主本人提起诉讼程序，君主也不能被逮捕。这种个人豁免权不会仅因其他家庭成员属于王室就延及他们。它也不会使政府大臣或官员凌驾于法律之上。

作为政府这一含义的王室，过去在程序上和实体上享有豁免权。《1947年王室诉讼法》（Crown Proceedings Act 1947）在受制于该法所定条件与例外的前提下，实质性地改变了民事索赔的法律立场：

• 除非立法另有规定，王室通常保留其在刑法上的豁免权；这并非毫无制定法例外的绝对规则。

刑事诉讼通常以王室的名义提起，简写为 R（代表拉丁语国王 Rex 或女王 Regina）。但这一惯例做法并不能证明政府机构绝对不可能构成犯罪。例如，《2007年法团过失杀人及法团杀人罪法》（Corporate Manslaughter and Corporate Homicide Act 2007）第11条就在该法的适用范围与要求内，取消了王室在该法下免受检控的豁免权。政府部长和官员也不会仅仅因为就职于政府而获得个人豁免权。

• 王室可以在合同诉讼中被起诉，但须符合适用的法律与程序要求。

• 在《1947年王室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与例外范围内，王室可承担侵权责任，包括为其雇员和代理人（servants and agents）承担责任。

《1947年王室诉讼法》第21条限制了在针对王室的普通民事诉讼中发出禁令（injunctions）和强制履行令（specific performance）；法院可以改作确认性宣告（declaration）。如果被禁止的救济实际上会针对王室起作用，该条也防止当事人仅通过将官员列为被告来规避这一限制。但针对政府部长的公法诉讼必须与此区分开来：M v Home Office 一案确认，法院可以针对以公职身份行事的部长发出禁令并作出藐视法庭的认定。切勿把这一公法与私法上的区分，当成可以不受限制地用官员名义绕开第21条的变通办法。

假设内政部打算驱逐一名有可争辩的法律依据（arguable legal basis）对驱逐提出挑战的人。在适当的案件中，法院可以在该挑战待决期间，针对负责的政府部长给予公法上的临时救济（interim relief），而不必等到事后才仅仅宣告该决定违法。这一法院命令必须得到遵守。M v Home Office [1994] 1 AC 377 表明行政机关受法院命令约束；但仅有一项可争辩的诉求本身，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获得禁令或最终获准留英的权利。

君主特权

君主已不再行使绝对统治者的权力。君主特权（royal prerogative）由王室留存下来的普通法权力和特权组成。其中许多权力由政府部长行使，而且所有这些权力都在适用的法律界限内运行。

一些权力被称为个人特权（personal prerogatives），因为君主在这些权力的行使中具有直接的宪制角色。它们受宪法惯例以及（在相关情况下）立法的约束；这一名称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不受限制地作出个人的政治选择。例子包括：

• 任命首相。根据惯例，君主任命最有能力获得下议院信任（command the Commons' confidence）的人。各政党可以通过协商组建联合政府，或达成维持少数派政府的基础。君主应当置身于政党协商之外；即使协商困难，这也并不赋予君主凭个人政治喜好任命人选的一般许可。

• 根据首相的建议正式任命政府部长。

• 召集议会、命令议会休会（proroguing）以及解散议会（dissolving）。通常由部长向君主提出建议，但这几项权力及其法律界限各不相同。《2022年议会解散与召集法》（Dissolution and Calling of Parliament Act 2022）明文恢复了解散议会的特权，并限制对这些恢复之权力的司法审查。但这一限制并不延及休会（prorogation）——即2019年 Miller/Cherry 案所审理的那项不同权力。

• 在议会法案草案（Bill）成为议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之前给予御准（royal assent）。根据宪法惯例，对于经议会正当通过的法案草案，君主不会拒绝给予御准。请注意将这一惯例与“法律上根本不存在拒绝御准之权力”的主张区分开来。

• 授予荣誉。大多数荣誉是根据部长的建议授予的，不过也有部分荣誉仍属于君主个人的恩赐（personal gift）。

根据惯例，政府部长决定如何使用大多数行政性的君主特权，并对这些决定承担政治责任。尽管如此，君主仍保有保密的咨询角色。白芝浩（Bagehot）将其概括为被咨询权、鼓励权和警告权（the rights to be consulted, to encourage and to warn）。君主可以在这些交流中表达看法；但这并不会把日常的政府决策权从负有责任的部长手中转移给君主。

许多君主特权由政府行使，而非由君主本人亲自使用。每次行使这些权力未必都需要议会重新授权，但它们不能凌驾于制定法之上，也不能仅凭行政机关的意愿就改变国内法。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可以根据法定权力制定，也可以在适当的界限内根据君主特权制定。采用枢密院令的形式，并不等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而立法的普遍权力。

对于留存下来的君主特权，并不存在一份单一、穷尽且确定的清单。通常公认的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尽管如今立法已经对其中的重要部分进行了规范或取代：

• 政府组织和公务员体系。 行政机关拥有组织方面的权力，且诸如BBC之类的机构可以通过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设立。不过，对公务员体系的管理如今也受《2010年宪制改革与治理法》（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Governance Act 2010）第1部分的管辖；不应将其全部描述为未被制定法触及的特权领域。

• 司法与赦免。 公认的权力包括赦免特权（prerogative of mercy）和与维护国王和平（preserving the King's peace）相关的职能，以及诸如御用大律师（King's Counsel）等任命，但这些均受制于适用的宪制与法律安排。

• 国家安全。 政府行使重要的安全职能，但情报和安全机构既在相关的留存特权权力下运作，也在制定法框架内运作。

• 外交事务。 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缔结和批准国际条约，但须遵守制定法要求，例如《2010年宪制改革与治理法》中的议会审查条款。

• 王国防御。 在适用的法律界限内，指挥和部署武装部队。

缔约是一项特权职能，但这并非免除法定议会程序的全面豁免。政府部长也不能在没有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缔约权来改变国内法或剥夺法定权利。在 R (Mill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UKSC 5 一案中，发出脱欧通知将会对通过《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建立的国内法律体系产生影响。因此，部长需要获得制定法授权才能发出第50条通知。该案的推理针对的是这种法律效果，而不是确立一条普遍规则，说凡是最初由议会法案予以实施的任何条约，一律都只能通过另一部议会法案才能退出。

某项被主张的君主特权是否存在，以及其法律界限何在，都可能成为由法院裁决的问题。审查的可用性及范围还取决于所涉权力本身以及相关立法；并非每一个涉及君主特权的问题都适用同一项审查标准。

BBC曾声称其作为王室机构免缴所得税。法院驳回了这一主张：其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和公共职能并不会使其在这一目的上成为王室的一部分。法院同样拒绝仅仅为了创设一项新的豁免权而扩大王室特权。参见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v Johns [1965] Ch 32。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Northumbria Police Authority [1987] EWCA Civ 5 一案涉及由中央向警察局长提供塑料警棍弹（plastic baton rounds）和催泪瓦斯（CS gas），包括在地方警察当局不批准购买的情况下予以提供。法院维持了这一安排；判决书考量了法定权力以及维护和平的君主特权。该案并非确立了一项普遍规则，允许内政大臣在立法未作规定时即可动用军队武器。

在 R (Miller) v The Prime Minister; Cherry v Advocate General for Scotland [2019] UKSC 41 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如果命令议会休会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挫败或阻止了议会履行其作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监督者的宪制职能，那么该休会即属违法。在当时的脱欧期限前休会五个星期产生了这种严重后果，而政府未能给出充分理由。该案的审查标准并不单纯是五个星期是否超出了惯常的最高休会天数。有关的建议、枢密院令以及由此产生的休会均属违法且无效。

君主特权与法定权力

议会可以规范、限制或废除君主特权，也可以创设法定权力。一项新创设的法定权力，并不会仅仅因为被创设出来就变成一项新的君主特权。《1689年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是对王权加以限制的核心体现，其中包括禁止在缺乏必要议会依据的情况下，凭君主权威中止法律或豁免法律的适用。御准（royal assent）仍然是立法的一部分，但宪法惯例要求君主对经议会正当通过的法案草案给予御准。在考试中，要注意辨别题目问的是法律规则还是宪法惯例，切勿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直接画等号。

如果制定法已经涵盖了某项君主特权所涉的领域并规范了其行使，行政机关就不能动用君主特权来逃避制定法设定的条件。一部制定法究竟是取代了君主特权，还是为其留出了空间，取决于对该制定法的恰当解释。

王室原本拥有与战时征用相关的君主特权。但在 Attorney General v De Keyser's Royal Hotel Ltd [1920] AC 508 一案中，已有立法对接管财产作出了规范并规定了补偿。政府不能靠转而援引君主特权来逃避法定的补偿机制。在该制定法有效期内，法定框架控制着该项权力的行使。

在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Fire Brigades Union [1995] 2 AC 513 一案中，议会已经制定了一项法定的刑事伤害赔偿计划，但其具体实体条款尚未生效实施（commenced）。内政大臣不能一边将该法定计划当作被永久放弃，一边动用君主特权推出一套与之抵触的替代方案。何时使法案生效的权力必须持续处于审视之下（kept under review）。不过，该案并不意味着法院下令立即使该法案生效，也不意味着每一部尚未生效的议会法案都已经如同生效法案一样运作。

切勿想当然地认为，废除一部制定法就会自动恢复每一项曾被取代的君主特权。早先取代的性质以及废除性立法的效果都至关重要。《2022年议会解散与召集法》（Dissolution and Calling of Parliament Act 2022）提供了一个明文恢复（express revival）的清晰例子：它恢复了解散和召集议会的权力，如同《2011年定期议会法》（Fixed-term Parliaments Act 2011）从未制定过一样。

在立法允许的情况下，留存的君主特权可以与法定权力并存，或作为法定权力的补充。但它不能被用来与制定法相抵触，或挫败制定法的机制。

英国公民身份受制定法管辖，而签发和吊销护照则涉及一项君主特权，受法律约束并受司法审查。关于护照的决定并非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而且绝不能将其与决定公民身份本身混为一谈。我们会在后文再次回到对君主特权的司法审查。

政府能否以君主特权行事

特权是存续至今的普通法王室权力，许多由部长行使。议会可以规范、取代或明示恢复特权；新的法定权力本身并不是新的特权。能否受司法复核取决于具体争议问题、事项主题及有关立法。“高度政策”标签并非一概豁免：Bancoult案中的枢密院令本身可受审查，尽管该项挑战在实体上败诉。解散议会与休会适用不同的规则。文字说明

一级立法和二级立法

一级立法

议会制定的立法又叫做一级立法 (primary legislation)。这包括位于Westminster的英国议会通过的议会法案 (Acts of the UK Parliament)，以及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立法机关在其各自立法权限范围内制定的立法。

议会法案草案 (Bills) 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下面列出了一些值得区分的类别，注意它们之间可以存在交叉：比如金钱法案 (Money Bill) 同时也是公法案 (public bill)。

议会法案类型	特点
公法案 (Public bill)	改变一般性法律。公法案通常由政府部长提出，但并非必须如此。
个人议员法案 (Private Member's Bill)	由下议院议员 (MP) 或上议院议员以非代表政府的身份提出的公法案。
私法案 (Private bill)	为特定的个人、组织或地区寻求特定的权力或利益，而非改变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法律。
混合法案 (Hybrid bill)	一项对特定私人利益产生不同于同一类别中其他利益之影响的公法案。它结合了公法案程序与对受特殊影响者的保护机制。
金钱法案 (Money Bill)	经下议院议长证明仅包含《1911年议会法》(Parliament Act 1911) 第1条所列财务事项及附带事项的公法案。如果满足法定条件，无需上议院同意即可获得御准：该法案必须在会期结束前至少一个月送交上议院，且在一个月后仍未获上议院不加修正地通过（除非下议院另有指示）。

尤其记得区分个人议员法案 (Private Member's Bill) 与私法案 (private bill)。前者依然是处理一般性法律的公法案 (public bill)；这里的“private”（个人）描述的是提出法案的人，而不是指仅限于特定私人利益的法律。

在政府提出政府法案之前，可能会进行广泛咨询。它可能会发布一份绿皮书 (Green Paper)，列出可能的政策并征求意见，随后发布一份白皮书 (White Paper)，其中包含更明确的提议。这两份文件都不是每项法案必经的强制性阶段。议会起草顾问 (Parliamentary Counsel) 将政策转化为立法语言，并由政府的议会事务和立法委员会 (Parliamentary Business and Legislation Committee) 负责监督立法计划并批准将法案提交议会。随后由一位部长引导法案通过议会。简单地说，法案在任何一院通常经历的阶段顺序为：一读 (first reading)（正式提出）→ 二读 (second reading)（原则辩论）→ 委员会阶段 (committee stage)（细节审议）→ 报告阶段 (report stage)（进一步审议和修正）→ 三读 (third reading)（最终审议）。

立法阶段	内容
立法前审查 (Pre-legislative scrutiny)	选定的法案草案可由特别委员会 (select committee) 或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进行审查，并听取证据和进行咨询。人权联合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也会审查立法涉及的人权影响。这些并非每项法案都必须按顺序经历的强制阶段。
一读 (First reading)	法案正式提出并宣布其名称。通常不对其实质内容进行辩论。
二读 (Second reading)	议院就法案的一般原则进行辩论，并决定法案是否应继续推进。如果需要表决，则进行分厅表决 (division)。
委员会阶段 (Committee stage)	详细审查并提出修正。在下议院，大多数法案交由成员构成反映政党力量比例的公法案委员会 (public bill committee) 审议；部分法案则由全院委员会 (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 审议。在上议院，通常的途径是全院委员会或大委员会 (Grand Committee)。
报告阶段 (Report stage)	法案回到全院作进一步审议并可能进行修正。这是一个修改法案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将委员会的修正案打包批准或否决。
三读 (Third reading)	最终审议并决定是否通过法案。在下议院，这一阶段只允许进行纯粹字面上的修正 (merely verbal amendments)，例如更正微小的措辞错误。在上议院，根据该院规则仍可进行有限的修正，包括解决残留的不确定之处。

在下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府通常处于有利地位来通过其立法计划，但无论拥有多数席位还是仅作少量修正即可通过，都不是绝对有保证的。重要的或有争议的法案可能需要占用大量的议会时间。在下议院，程序动议 (programme motion) 可以为政府法案的各个阶段分配时间。如果两院同意必要的程序安排，紧急立法的推进速度可以快得多。例如，European Union (Future Relationship) Act 2020 在 2020年12月30日 一天之内就通过了两院并获得御准。

一旦法案在其中一院完成了各个阶段，通常就会进入另一院经历相应的阶段。在上议院，详细审议通常在全院委员会 (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 或大委员会 (Grand Committee) 进行，而非下议院那种小型的公法案委员会。政府在上议院不一定拥有多数席位，上议院可以对法案进行详细审查。两院可以来回交换修正案，直到就同一文本达成一致：这通常被称为“乒乓程序” (“ping-pong”)。

《1911年和1949年议会法》(Parliament Acts 1911 and 1949) 并没有赋予下议院立即推翻任何分歧的权力。对于起源于下议院且符合条件的公法案（金钱法案除外），第2条规定的途径要求法案在连续两个会期中均获下议院通过并遭上议院否决，且从第一个会期下议院二读到第二个会期下议院通过之间至少相隔一年。法案必须在每个会期结束前至少一个月送交上议院，并且必须满足其他法定条件。这一途径不能用于将议会的最长任期延长至五年之上。金钱法案适用上文所述的单独一个月程序；私法案和起源于上议院的法案均不适用这一绕过上议院的一般途径。

私法案的程序则有所不同。寻求特定法定权力的发起人 (promoter)，如地方当局或公司，通常会任命一名获授权处理私法案事务的专门人员，即议会代理人 (parliamentary agent)。法案必须满足相关的通知和文件存置要求，包括在需要时向受影响的人发出通知。利益受到直接且特殊影响的人可以对法案提出反对请愿 (petition against the bill)，并在符合适用规则和请愿资格 (standing) 要求的前提下，向委员会陈述其反对意见。混合法案也为私人利益受到特殊影响的人提供了请愿程序。

通常，公法案必须在一个议会会期内完成其所有议会阶段，否则该法案即告失效。跨会期结转 (Carry-over) 是一项例外，需要获得相关议院的同意并遵守其规则。例如，下议院的程序允许起源于该院的政府法案结转到下一个会期一次，通常受自一读起十二个月期限的限制（议院可以延长该期限）。上议院也有其自身的安排和条件。切勿将结转视为自动发生，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普通公法案可以跨越议会解散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进行结转。私法案和混合法案则适用单独的程序。

一旦完成了必要的议会阶段，法案就会被呈交以获得御准 (Royal Assent)。根据宪法惯例，君主会对议会正式通过的立法授予御准。御准将法案草案 (bill) 变为正式法案 (Act)；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一项条款都在当天生效。

请谨记议会内部程序与法院解释法律之间的区别。法院通常不会去调查通过一项经认证的议会法案时所使用的内部程序是否得到了正确遵循。R (HS2 Action Alliance Lt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 [2014] UKSC 3 阐明了宪法对议会程序的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永远不能裁决有关某项立法是否符合法定途径（如《议会法》）下的法案资格、或者权力下放立法是否属于立法权限范围的法律问题。

假设下议院同意采用加速程序，在没有经历通常独立的二读和三读顺序的情况下就将法案送交上议院。上议院通过了该法案，随后法案获得御准。假设这是一项通过普通两院程序制定的经认证法案，法院不会仅仅因为去调查所谓的议会内部程序缺陷而宣布该法案无效。切勿将这一原则与使用《议会法》(Parliament Acts) 所需的独立法定条件混为一谈。

法案可能会指明其生效 (commencement) 日期，规定在一段指明期间后生效，或者授权部长通过规例 (regulations) 或命令 (order) 指定生效日期。不同的条款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开始生效。如果没有适用的生效条款，《1978年解释法》(Interpretation Act 1978) 第4条规定法案自获得御准之日开始之时起生效。

议会法案通常以统一的风格组织和呈现。你需要熟悉这种结构，以便你能在法规中找到重要信息。

议案如何成为法案

普通公法案若在会期结束前未完成各议会阶段，通常会失效。结转须由所在议院依其规则批准：例如，始于下议院的政府议案可结转至下一会期一次；除非该院延长期限，否则其程序自一读起满十二个月即告终止。普通的非混合公法案不得跨议会解散结转。法院可以裁决制定法途径的法律问题，而经核证法案的议会内部程序仍受保护。文字说明

一级法案的封面

平时要注意练习阅读法案的第一页（封面）：识别法案标题、章节号和御准日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法规阅读技能。

特征	简要概述
皇家纹章 (Royal Coat of Arms)	皇家纹章出现在英国议会法案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上。它是该版式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并非检验每份立法文件的法律地位或生效与否的普遍标准。
短标题 (Short title)	用于引用法案的简便名称，例如《1968年盗窃法》(Theft Act 1968)。它醒目地印在第一页上，通常由一项说明该法案可如何被引用的条款予以授权。短标题应与描述法案目的的较长说明（长标题）区分开来。
年份和章节号 (Year and chapter number)	根据《1962年议会法案编号和引用法》(Acts of Parliament Numbering and Citation Act 1962) 建立的现代编号系统，法案按公历年编号。公共一般法案 (Public general Acts) 使用阿拉伯数字章节号。Terrorism (Protection of Premises) Act 2025 的编号是 2025 c. 10，即该年的第10部公共一般法案。其他系列（如地方法案）使用不同的编号惯例。在引用中，通常的缩写是小写的 c.
长标题 (Long title)	通常以“An Act to…”开头，描述立法的目的。Terrorism (Protection of Premises) Act 2025 的长标题陈述道：“An Act to require persons with control of certain premises or events to take steps to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premises or event to, and the risk of physical harm to individuals arising from, acts of terrorism; to confer related functions on the Security Industry Authority; to limit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bout licensed premises that is likely to be useful to a person committing or preparing an act of terrorism; and for connected purposes.”（一项要求控制特定场所或活动的人员采取步骤，减少该场所或活动遭受恐怖主义行为侵害的脆弱性以及个人因恐怖主义行为遭受人身伤害的风险；赋予安全业管理局相关职能；限制披露可能对实施或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之人有用的有关持牌场所的信息；以及用于相关目的的法案。）
御准日期 (Date of Royal Assent)	通常在长标题之后印在方括号中。Terrorism (Protection of Premises) Act 2025 显示为 [3rd April 2025]。这是御准日期，不一定是生效日期。
制定文句 (Enacting formula)	位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实质条款之前的简短段落，通常表述为：“Be it enacted by 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by and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Lords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nd Commons, in this present Parliament assembled,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ame, as follows”（兹由国王陛下，经上议院神职议员、俗职议员及下议院在本届议会中之咨询及同意，并依其权力，制定如下）。根据《议会法》(Parliament Acts) 通过的法案则使用为该途径规定的不同制定文句。
主体部分 (Main body)	具有法律效力的实质条款按条/节 (sections)、款 (subsections)、项 (paragraphs) 和分项 (subparagraphs) 排列：例如，第 1 条 (section 1)、第 1(1) 款 (subsection 1(1))、第 1(1)(a) 项 (paragraph 1(1)(a)) 和第 1(1)(a)(iii) 分项 (subparagraph 1(1)(a)(iii))。篇幅较长的法案还可能分为部 (Parts) 和章 (Chapters)。
生效 (Commencement)	需核查相关条款何时生效。法案可以指明具体日期或时间间隔，或者将日期交由部长规例或命令来指定。不同条款往往在不同时间生效；需要指定日期的条款在采取该步骤之前一直处于未生效状态。如果没有相关的生效条款，默认规则是在获得御准之日开始之时起生效。
附表 (Schedules)	附表位于主体部分之后，构成法案的一部分。除了定义之外，它们还可以包含详细的制度方案、程序、清单、修正或废除规定。它们并不局限于解释正文中使用的术语。
解释性说明 (Explanatory Notes)	随附的说明以更易懂的语言解释法案的目的和效果。它们不构成法案的一部分，切勿将其与具有法律效力的实质条款混为一谈。

需要尤其注意的是，法案第一页长标题下方方括号中的日期是御准日期 (Royal Assent date)。如果题目问的是这个日期，切勿用法案提出日期、在任一议院通过的日期或生效日期来代替。

二级立法

议会可以通过一级立法，为特定目的将制定法律的权力授予其他人或机构。根据该项授权制定的立法被称为委任立法 (delegated legislation)、从属立法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或二级立法 (secondary legislation)。

一项授权法案 (enabling Act) 或母法案 (parent Act) 提供制定法律的权力来源。许多现代议会法案只确立一个框架，将细节留给随后的委任立法来填充。议会可能缺乏时间或专门知识来亲自敲定每一个细节；它也可能希望有一种机制来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紧急立法（包括 Coronavirus Act 2020 中的授权条款）就提供了这种做法的例子。委任立法的数量远多于议会法案，但具体总数每年有所不同。

委任立法有几种形式。同时，区分法定授权与独立的王室特权途径也很重要：

• 许多议会法案授权政府部长（通常是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制定规则 (rules)、规例 (regulations) 或命令 (orders)。

• 一些法案授予制定枢密院令 (Orders in Council) 的权力。这些命令在形式上由国王会同枢密院 (King in Council) 根据部长的建议制定；它们并非单纯由个别部长自己制定的命令。

• 特权枢密院令 (Prerogative Orders in Council) 在形式上同样由国王会同枢密院根据建议制定，但其依据的是王室特权 (royal prerogative)，而非议会法案授予的权力。切勿将所有的枢密院令都归类为法定的委任立法。

• 最高法院院长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在履行必要的咨询后，可根据《2005年宪制改革法》(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第45条制定管辖最高法院实务和程序的规则。该法定程序还包括根据第46条提交大法官 (Lord Chancellor)。

法定文书 (Statutory instruments, SIs) 是法定委任立法的一种主要形式，在符合《1946年法定文书法案》(Statutory Instruments Act 1946) 的定义和适用条款时受该法管辖。许多部长规例和法定枢密院令都是法定文书 (SIs)，但说前面列表中的每一种文书都必然是法定文书是不正确的：特别是，特权枢密院令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枢密院令就属于法定文书。法定文书按年份和编号引用，例如 SI 1977/352。

创设法律规则或产生临时法律效力的其他方式包括：

• 根据《1968年临时征税法》(Provisional Collection of Taxes Act 1968)，符合条件的下议院关于延续、变更或废除特定税种的决议，在相关立法推进期间可以具有临时的法定效力。这受制于该法规定的条件、时间限制以及终止该效力的事件；它并不是一项在财政法案 (Finance Act) 通过前可以通过决议无限期开征任何税收的一般性权力。

• 公共机构和专业机构可能拥有制定规则和规例的法定权力。有些文书需要获得枢密院 (Privy Council) 的批准或通过枢密院命令 (Order of Council) 批准。这并不意味着专业机构自己制定枢密院令 (Order in Council)：应当分别识别规则制定者、批准机构以及授权条款。

• 地方当局可以根据授予它们的权力制定地方法规 (byelaws)。例如，《1972年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1972) 第235条赋予特定的英格兰地方议会一项有关良好治理和预防及制止妨害行为的权力（须受其限制条件约束）。普通的确认程序涉及确认机关，但特定类别的地方法规可以使用第236A条及2016年规例下的替代程序。因此，认为每一项地方法规都需要国务大臣逐一批准是错误的。威尔士则有其自身的法定安排。

母法案决定了一项文书是否必须提交议会 (laid before Parliament) 以及适用何种议会程序。提交 (Laying) 是将文件正式呈交相关议院；这不一定等同于批准。有些文书根本不需要经过任何议会程序。常见的安排包括以下几种，但这并非穷尽性的清单：

1. 仅提交 (Laying only)。 文书必须提交议会，但在相关授权下不需要履行肯定性批准或否定性决议程序。

2. 否定性程序 (Negative procedure)。 在通常的制定后否定程序 (made-negative procedure) 下，文书经制定并提交议会后，无需批准表决即可生效。任何一院（或者在立法如此规定时仅由下议院）可以在适用期限（通常为40天）内通过决议将其废止 (annul)。法定的天数计算排除特定的议会解散、闭会 (prorogation) 和较长休会期；这并不是简单的40个普通公历日。单凭提出反对意见并不能将其废止。草案否定程序 (draft-negative procedure) 则不同：在规定期限届满且没有针对草案通过反对决议之前，不得制定该文书。

3. 肯定性程序 (Affirmative procedure)。 在通常的草案肯定程序 (draft-affirmative procedure) 下，必须在要求的一院或两院批准草案之后，才能正式制定该文书。在允许文书于批准前先行生效的制定后肯定程序 (made-affirmative procedure) 下，文书先予制定，但如果在母法案规定的期限（有时为28天或40天）内未获批准，则停止生效。加强型或“超级肯定性”程序 (enhanced or “super-affirmative” procedures) 可能会增加咨询和审查阶段。并非所有肯定性文书都适用统一的28天、40天或60天规则。

如果母法案被废除，需要仔细核查具体情况；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其下制定的每一项文书都会立即消失。明示的保留条款 (savings) 或过渡性条款可能会保留某项文书的效力。如果某项立法被废除并重新制定 (repealed and re-enacted)，除非出现相反意图，否则《1978年解释法》(Interpretation Act 1978) 第17(2)(b)条通常会使本可根据重新制定的条款制定的从属立法继续有效。第16条也保护特定的既往效力、既得权利和既有责任。在判断结果之前，务必先阅读废除和保留条款。

一些议会法案授权部长通过委任立法来修改或废除一级立法的条款。这些被称为亨利八世条款 (Henry VIII clauses)。其适用范围和程序保障取决于具体的授权条款。

《2023年保留欧盟法（废除和改革）法》(Retained EU Law (Revocation and Reform) Act 2023) 体现了围绕宽泛委任立法权的争论。该法授予了经界定的权力，可以对特定类别的保留欧盟法（后改称为同化法，assimilated law）进行重新阐述 (restate)、废除 (revoke)、替换 (replace) 或更新 (update)，并附带在特定情况下能够修改一级立法的权力。这并不是一项可以随意重写任何法律的无限制权力。主要的重新阐述权以及废除/替换权是有时间限制的：在 2026年6月23日 之后，不能再使用第12条和第14条制定新的规例。而第15条为应对技术或科学认知变化而更新相关法律的独立权力，则没有类似的到期日。批评者认为，将重大选择权转移给部长可能会削弱议会的监督，并使得重大的法律变更在没有经历新法案通常伴随的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就得以通过。

人权保护

欧洲人权公约和人权法

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 是一个于1949年成立的组织，旨在促进人权、民主和法治。受到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启发，其成员国于1950年通过了《欧洲人权公约》 (ECHR)；该公约于1953年生效。包括英国在内的参与国承诺保障其管辖范围内人员所享有的受保护权利。该公约的体系包括欧洲人权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该法院负责裁决被指控的违约行为并解释受保护权利的含义。

欧洲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 的组织。英国脱欧本身并未使英国退出《欧洲人权公约》，也没有废除《1998年人权法》。请务必将这两个欧洲法律体系区分开来。

《1998年人权法》(HRA 1998) 可以由议会进行修订或废除。它并未授予法院一般权力，以议会法案与公约权利不兼容为由将其撤销 (strike down)。根据第19条，议会任一院中负责某项法案的部长必须在二读之前，以以下形式之一作出并公布书面声明：

• 兼容性声明：部长认为该法案的条款与公约权利兼容。

• 部长声明其无法作出兼容性声明，但政府仍希望议会推进该法案。请仔细阅读文字：是部长作出声明，而政府希望议会推进该法案。无法作出兼容性声明并不等同于积极宣布该法案侵犯了权利。

公约权利的解释

根据《1998年人权法》第3条，一级立法和附属立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按照与公约权利兼容的方式进行解读和适用。如果不可能进行兼容性解释，英国议会法案依然有效。不兼容的附属立法可能会被撤销或不予适用，但若一级立法阻碍了消除不兼容性的行为，则适用一项重要限定：第3(2)(c)条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了附属立法的有效性和运行，而第4条则为指定法院提供了发布声明的途径。

在决定与公约权利有关的问题时，法院或法庭必须考虑 (take into account) 相关的斯特拉斯堡判决以及《1998年人权法》第2条确定的其他材料。这并不使每一项欧洲人权法院的决定都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内先例。

清晰且一致的斯特拉斯堡权威通常具有很大的分量，国内法院在没有特殊情况下通常会遵循它。这是与 R (Alconbury Developments Lt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 [2001] UKHL 23, [2003] 2 AC 295, 第26段相关的方针。

在成员国之间保持对公约的一致解释是可取的。即便如此，考虑斯特拉斯堡权威的义务并非一项允许仅在三种情况下背离的僵化规则。以下示例有助于解释国内法院必须在何时更深入地考虑该问题：

• 没有斯特拉斯堡的判决涉及该点，因此国内法院必须使用相关的公约原则来决定。

• 斯特拉斯堡的判决存在冲突，或者对该问题未建立清晰且一致的方针。

• 斯特拉斯堡的判决建立在对相关国内法或保障措施的重大误解之上。R v Horncastle [2009] UKSC 14 阐述了关于国内系统特征的理性司法对话；这绝非忽视不受欢迎的裁决的许可证。

英国下级法院通常仍受上级国内法院具有约束力的裁决限制，即使它认为该裁决与后来的斯特拉斯堡权威不一致。它应适用一般的先例规则；该问题随后可以上诉至能够重新考虑该先例的法院。Kay v Lambeth LBC [2006] UKHL 10 第43-45段解释了该一般规则，并承认了涉及被《1998年人权法》和后续斯特拉斯堡诉讼所削弱的《1998年人权法》实施前权威的一种非常狭窄的例外情况。仅仅认为不一致是不够的。

不兼容声明

根据《1998年人权法》第4条，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以下法院可以作出“不兼容声明”(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当案件由家庭法庭庭长 (President of the Family Division，高等法院的一个庭)、商业与财产法庭庭长 (President of the Business and Property Division) 或高等法院陪席法官 (puisne High Court judge，即普通高等法院法官) 处理时，此类法院亦包含保护法庭 (Court of Protection)。该声明既不会使相关法律无效，也不会对诉讼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1. 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2. 上诉法院 (Court of Appeal)，即英格兰和威尔士或北爱尔兰的上诉法院。

3. 高等法院 (High Court)，即英格兰和威尔士或北爱尔兰的高等法院。

4. 军事法院上诉法院 (Court Martial Appeal Court)，即受理来自军事法庭相关上诉的文职上诉法院。

5.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在事项属于其管辖范围时。其工作包括受理来自某些英联邦国家和海外领地的上诉；《1998年人权法》的规定并未为每一个侵犯人权的争议创造普遍的上诉途径。大多数英国权力下放问题的管辖权已于2009年转移至最高法院。

6. 在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 (Court of Session) 和非作为审判法院开庭时的高等刑事法院 (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when sitting otherwise than as a trial court)。

议会可以通过普通法案修订或废除不兼容的立法。或者，在满足法定条件且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时，《1998年人权法》第10条允许部长使用补救令 (remedial order)。相关声明必须已达到所需的终局阶段，或者不兼容性必须源于适用的斯特拉斯堡判决。附表2规定了议会程序，包括紧急命令的特殊安排。这是亨利八世权力的一个例子，而非法院批评立法时便可随意重写法律的自动授权。

在 R (Anderson)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2] UKHL 46 一案中，争议焦点是针对英格兰和威尔士被判处强制终身监禁的谋杀罪成年人的最低惩罚期。1997年《犯罪（刑期）法》第29条将该决定权留给了内政大臣。确定惩罚期是一项量刑职能，而就第6条而言，内政大臣并非独立的公正法庭。上议院作出了不兼容声明。《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269条随后将此类刑期的最低刑期决定权分配给了法院，并提供了从先前体系过渡的规定。此案例关注的是这一特定的量刑权力，而非所有与囚犯有关的行政职能。

法律与公约权利不兼容时

议会可以修改或废除《1998年人权法》。该法并未赋予法院以与公约权利不兼容为由撤销英国议会法案的一般权力。文字说明

ECHR下的权利

受保护的权利	权利摘要
生命权 — 第2条	国家必须保护生命。仅在《公约》条款严格界定的理由下，且不超过绝对必要限度内，方允许使用导致死亡的武力，包括防卫非法暴力、执行合法逮捕或防止从合法拘留中脱逃、以及平息骚乱或叛乱的合法行动。自卫主张并非一项不受限制的例外。涉及该条程序性义务的死亡事件要求进行有效调查；在英国，死因研讯 (inquest) 可构成该程序的一部分。
禁止酷刑 — 第3条	绝对禁止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证据仅仅因为酷刑发生在境外，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可采性；本排除原则并不妨碍在针对被指控施加酷刑者时，将该陈述作为证明该陈述确曾作出的证据来使用。若有实质性理由表明接收国存在遭受禁止待遇的现实风险，将其驱逐可能违反第3条。仅凭恶劣条件本身并不自动达到该阈值。
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动 — 第4条	禁止奴役和奴役状态 (servitude)。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但须遵守该条定义的例外情况，包括正常监狱劳动、军事或认可的替代服务、应急服务及常规公民义务。《2015年现代奴役法》(Modern Slavery Act 2015) 规定了相关的国内犯罪和保护措施；存在剥削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其合法化。
自由与安全权 — 第5条	剥夺自由必须合法，且属于被允许的理由之列，这可包括在特定条件下的逮捕和审前拘留。审前拘留并非一律禁止。被捕者必须及时以其理解的语言获知其被捕原因及任何指控；该条还规定了司法保障措施和质疑拘留的权利。
公平审判权 — 第6条	确定民事权利和义务或刑事指控，要求在合理时间内，由依法设立的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公平听证。原则上采取公开听证，但有具体例外规定。刑事被告享有列明的最低辩护权，包括获得法律协助，以及在满足条件时获得免费法律协助。民事诉讼中获得法律协助的途径取决于有效获取渠道和公平性的要求；这并非在所有争议中均无条件获得公共资助建议的权利。
法无明文不为罪 — 第7条	除非行为或不作为在实施时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构成犯罪，否则不得承担刑事责任，且不得施加更重的溯及既往的刑罚。第7条第2款保留了对文明国家承认的通用法律原则在当时即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权力。
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住宅和通信的权利 — 第8条	隐私、个人数据和家庭关系受到保护，但受第8条第2款下合法的干预限制。驱逐出境可能涉及家庭生活权，但并非自动禁止。在 Steinfeld [2018] UKSC 32 一案中，将异性伴侣排除在民事伴侣关系之外被裁定为与第14条结合第8条不兼容；此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民事伴侣关系已向异性伴侣开放。基于性取向的不正当歧视同样可能涉及这些权利。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 第9条	保护持有或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在崇拜、教学、实践或遵守等方面表现宗教信仰时，仅可在符合该条条件下受到限制，包括合法性、被允许的目的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的必要性。保护他人的权利可作为实施比例性限制的正当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每项限制都是合法的。
表达自由 — 第10条	保护持有意见以及接收和传播信息与思想的权利。限制措施必须满足该条规定的条件。被允许的目的包括国家安全、防止骚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以及保护他人的声誉或权利（包括隐私）；其他列明的目的同样适用。
集会和结社自由 — 第11条	保护和平集会和结社，包括工会。限制措施（包括针对协会或政党的行动）需要具备相应的法律依据、被允许的目的，并论证其在民主社会中的必要性。仅宣称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是不够的。
结婚权 — 第12条	达到结婚年龄的人有权结婚并建立家庭，但受制于管理其行使的国家法律。国家限制不得损害该权利的核心；将其描述为完全不受限制是不准确的。
禁止歧视 — 第14条	禁止在享受《公约》范围内权利时进行不正当歧视。它并非针对生活各领域中任何区别待遇的独立禁止条款，且即使没有单独违反相关权利，它亦可适用。
财产权的保护 — 第一议定书第1条	保护和平享有财产。剥夺财产必须满足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要求，并达成公正平衡。该条还允许合法的控制使用以及保障税收、其他法定税费或强制性缴款 (contributions) 或罚款的措施；公共利益本身并不是全部答案。
受教育权 — 第一议定书第2条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在行使其教育职能时，国家必须尊重父母的宗教和哲学信仰。这并不保证国家必须资助父母选择的任何形式的教育。
自由选举权 — 第一议定书第3条	要求以合理的间隔通过无记名投票举行选举，以确保立法机关选择时的自由表达。Hirst v United Kingdom (No 2) 一案谴责了对被拘留的已定罪囚犯实行普遍、自动且不加区分的投票禁令；但该案并未裁定所有影响囚犯的限制皆为非法。
废除死刑 — 第十三议定书第1条	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战时）废除死刑。与第六议定书相关的早期战时例外不再是第十三议定书下的规则。

不要将酷刑视为唯一无法被平衡掉的权利。第3条是绝对的：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能以相互竞争的公共利益为由进行辩解。第4条第1款中关于禁止奴役和奴役状态 (servitude) 的规定也是绝对的。第7条关于禁止溯及既往的刑事责任和惩罚的保护，不能通过一般的比例原则平衡来搁置。其他权利具有不同的结构：第5条仅允许在特定理由下进行拘留，而第8–11条包含明确的限制条件。在应用平衡测试之前，务必确认具体的权利及其自身的限度。

第8条提供了一个关于“限制性权利”(qualified right) 的实用例子。公共机构的干预必须合法，且为了被允许的目的而在民主社会中是必要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国家的经济福祉；预防骚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是必须加以证明的条件，而不是侵犯隐私的自动许可清单。

当公共当局干预一项受限权利时，必须证明该干预的正当性。法律依据必须是充分可获取且可预见的，并具备与所行使权力相适应的保障措施。预先令状或事后的质疑机会可能很重要，但两者都不能普遍替代对该权利要求的满足。结构化的比例评估需要询问：

• 是否存在足以证明限制该权利合理性的合法目标 (legitimate aim)，且该措施与该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关联？

• 是否有一种侵入性较小的措施，能够在不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损害该目标的前提下实现它？

• 在对个人的影响与目标的重要性之间是否达成了公平平衡 (fair balance)？这是最终的比例问题，而不仅仅是拥有合法目标的另一种说法。参见 Bank Mellat v HM Treasury (No 2) [2013] UKSC 39, 第20段。

对受限制权利的干预是否正当

本评估适用于公约权利中受限制的方面，包括第8条、第9条下宗教或信仰的表达，以及第10至11条。须先识别具体权利及所涉干预；公共机构必须依据该条文自身的要求证明该干预正当。文字说明

欧洲人权法院

声称自己是英国违反适用公约权利行为受害人的人，可以向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 (ECtHR) 提出申请。第34条还允许非政府组织和具有必要受害者地位的个人群体提出申请。投诉必须在公约的范围内，且必须符合严格的受理条件和程序规则。

在前往斯特拉斯堡之前，申请人必须通常用尽可用且有效的国内救济途径。这可能要求进行适当的上诉，包括寻求向英国最高法院上诉的许可，但并非每个案件都有通往该法院的有效途径。公约投诉必须至少已实质性地 (in substance) 提出，且符合相关的国内程序规则和时效限制。

无效的救济无需用尽。确定的国内法可能与救济是否提供现实的补救前景有关，但法案或不利先例的存在并不会自动免除所有国内诉讼的必要。必须评估可用的途径和具体的投诉。作出某些未指明的“合理努力”并不能替代使用实际上有效的救济措施。

一份符合第47条的完整申请通常必须在用尽有效国内救济过程中的最终裁决之日起四个月内提交，并考虑关于通知的相关规则。在没有可用有效救济的情况下，该期限可能从被投诉的行为、事件或决定，或对其相关知情之日起计算。不要假设一份不完整的初步信函能够保留时效。

欧洲人权法院并非另一个国内上诉法院。它不会仅仅因为申请人不同意事实认定或国内法解释就重审案件。它审查的是国家行为（包括其法院处理案件的方式）是否侵犯了受保护的公约权利。国内法或事实的错误仅在涉及此类权利的范围内才对斯特拉斯堡有意义。

申请可能会因未能满足第35条的受理标准而被拒绝，包括明显无理的申请。法院并不局限于发展人权法的新颖案例或系统性滥用案例：即使在现有原则已非常确立的情况下，个体侵权行为也可能符合条件。

如果法院认定存在违约行为，它将作出针对被诉国家的裁决。根据第41条，在国内法仅允许部分赔偿的情况下，如有必要，它可以裁定公正补偿 (just satisfaction)。请将该问题与国家根据第46条执行裁决的独立义务区分开来。可能的后果包括：

• 认定违约。法院可能裁定，这一认定本身就为特定的非金钱损害提供了足够的公正补偿，而无需额外的经济赔偿。

• 金钱赔偿。这些赔偿可能补偿已证实的金钱损失（如收入损失）和非金钱损害（如精神痛苦）。可追回的费用和支出必须满足适用要求。赔偿不是自动的，且没有规则规定每一项裁决都必须是“适度的”。

• 个人和一般执行措施。国家可能需要补救申请人的处境并防止类似违约行为。在部长委员会的监督下，国家通常可以选择适当的方式，但法院可能会指明特定措施，并在特殊情况下，要求采取特定步骤，例如释放被拘禁者。这些执行义务与第41条的损害赔偿裁决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第46条，最终的欧洲人权法院裁决对案件中的国家具有约束力。它并非通过英国法院以与普通国内裁决完全相同的方式执行。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负责监督执行，包括支付赔偿金以及采取必要的个人或一般措施。它通过对话、决定和决议来评估国家已采取了哪些行动以及仍需要哪些行动。

持续的不合规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和正式程序。根据第46(4)条，在正式通知并经有权参加的代表三分之二投票通过后，部长委员会可以将国家是否未能遵守最终裁决的问题提交至法院。此外，欧洲委员会章程第8条允许在成员严重违反该章程第3条原则时，暂停其代表权并要求其退出；未能遵守该要求可能导致成员资格终止。这些是截然不同的程序，而非附随于每一项未执行裁决的自动惩罚。有效的执行取决于国家的实施措施以及国际监督。

法院和法律的解释

法院层级

司法层级 (judicial hierarchy) 确立了系统中法院必须遵循哪些判决。下级法院必须遵循相关司法管辖区内上级法院所确立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原则。法院在层级中的地位越高，其判决就越具权威性。但是，不要把法院结构图看作是一种规则，即认为同一层级中法院所做的每一项陈述都具有相同的判例效力。法院的性质、其管辖权以及判决中所依据的部分均至关重要。

• 英国国内层级的顶层：英国最高法院 (UK Supreme Court)。 欧洲人权法院 (ECtHR) 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法院，而非英国最高法院之上的进一步上诉层级。其与国内法院的关系受《欧洲人权公约》和《1998年人权法案》管辖。

• 上诉法院 (Court of Appeal)，设有民事分庭和刑事分庭。

• 高等法院 (High Court) 和皇家刑事法院 (Crown Court)。 它们具有不同的职能：高等法院拥有民事、上诉和监督管辖权；皇家刑事法院主要处理刑事审判和某些上诉案件。在结构大纲中将它们并列，并不意味着其判决具有同等的判例效力。

• 其他民事和家事法院： 郡法院 (County Court) 和家事法院 (Family Court)。

• 治安法院 (Magistrates' courts)，处理刑事案件和其他一些事项；少年法院 (Youth Court) 是一个专门构成的治安法院，处理年轻被告人的案件。

最高法院通常审理涉及具有普遍公共重要性且可成立合理法律辩论（arguable）的法律问题的上诉案件。上诉许可的要求取决于具体的法定途径；在刑事案件中，通常还需要原审下级法院出具证明书。上诉法院分为两个分庭：民事分庭 (Civil Division) 审理民事上诉，刑事分庭 (Criminal Division) 审理刑事上诉。这些是上诉法院，不能仅仅因为案件重要，就把它们当作启动普通一审审判的法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审理的每一项事务都必须是普通上诉：立法也规定了特定的提请裁决程序（reference procedures，即将法律问题正式提交法院作出司法裁定），包括向最高法院提请裁决的宪法问题（constitutional references）。

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主要途径包括以下几种。这是一个概览，而非每一条法定上诉途径的穷尽列表：

• 英格兰和威尔士： 来自上诉法院的民事和刑事上诉。在符合条件的民事案件中，可以根据法定条件直接从高等法院进行跳跃式上诉 (leapfrog appeal)。此外还有来自高等法院的独立的刑事上诉途径；不要将这些与民事跳跃式程序混淆。

• 北爱尔兰： 来自北爱尔兰上诉法院的民事和刑事上诉，需符合适用的法定要求。高等法院的某些决定也有直接上诉途径。

• 苏格兰： 来自最高民事法院 (Court of Session) 的民事上诉，需符合适用的许可要求。

你会发现一个重要的苏格兰例外：英国最高法院不是苏格兰刑事案件的普通最终上诉法院。苏格兰最高刑事法院 (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履行这一职能。尽管如此，刑事诉讼中产生的特定宪法问题仍可通过适用法定途径进入最高法院审理。目前的途径涵盖相关苏格兰立法下的权力下放问题 (devolution issues)、兼容性问题 (compatibility issues)、兼容性问题提请 (compatibility questions) 以及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兼容性问题 (UNCRC compatibility issues)。例如，问题可能涉及权力下放的权限范围或与《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的兼容性。这些途径并未赋予最高法院重新审理苏格兰刑事定罪或量刑的普遍管辖权。其权力取决于具体的法定途径；就该宪法问题作出的裁决可能需要苏格兰法院采取进一步行动。

根据《1981年高级法院法》(Senior Courts Act 1981)，以下法院共同构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级法院 (Senior Courts of England and Wales)：

• 皇家刑事法院 (Crown Court)；

• 高等法院 (High Court)；以及

• 上诉法院 (Court of Appeal)。

英国最高法院不属于该法定群体。它于2009年开始运作；原有的集体名称“英格兰和威尔士最高法院”变更为“高级法院”以避免混淆。你还会遇到管理律师出庭发言权 (rights of audience) 的规则中出现的“较高级法院 (higher courts)”这一表述。对于事务律师而言，实际情况是，获得执业资格本身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个法院都有不受限制的辩护权。事务律师通常需要具备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较高级别出庭资格，才能在较高级法院进行辩护，且须遵守适用的特定权利和例外。不要将“较高级法院”仅仅视为非官方的昵称，也不要假设事务律师无法在那里出庭。

法官和律师

学习如何称呼法官很有价值。这不仅是一项实际的专业技能，也是了解法院系统的一部分。

法院或职务	身份 (Role)	当庭称呼 (Spoken address)
高级司法领导层	首席大法官, 民事上诉法庭庭长 (Master of the Rolls), 以及高等法院各分庭庭长	My Lord / My Lady
上诉法院	上诉法院法官 (Lord/Lady Justice of Appeal)	My Lord / My Lady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法官	My Lord / My Lady
高等法院	聆案官 (Master) / 破产和公司法庭法官	Judge
郡法院 / 皇家刑事法院	巡回法官 (Circuit Judge)	Your Honour; 部分巡回法官（包括中央刑事法庭的法官）被称为 My Lord / My Lady
郡法院 / 高等法院地区登记处 / 治安法院	地区法官 (District Judge), 包括地区法官（治安法院）	Judge
治安法院	业余治安法官 / 太平绅士 (Lay magistrate / JP)	Your Worship, 或 Sir / Madam

称呼对方律师的传统方式也区分了专业身份：

• 对方事务律师 (solicitor) 传统上被称为 “my friend”。

• 对方大律师 (barrister) 传统上被称为 “my learned friend”。

诉讼类型、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我们会在宪法篇后面的章节详细学习司法复核（judicial review）、在FLK1的“争议解决”篇详细学习民事诉讼，在FLK2中详细学习刑事诉讼。如果你熟悉中国的行政诉讼，可以将其作为理解“司法复核”的一个有用的比较起点：两者都可能涉及对公权力的挑战。不过，这种比较只是一个起点；两者的程序、范围和救济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现在，让我们区分证明标准 (standard of proof)——事实必须被证明到何种说服程度，以及举证责任 (burden of proof)——谁必须负责证明该事实。

•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通常必须在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的基础上证明有罪。陪审团通常会被指示必须确信 (sure) 有罪。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标准。控方通常承担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尽管特定的辩护理由和法定条款可以制造例外情况。

• 在民事诉讼中，普通标准是盖然性平衡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即某事发生的可能性大于不发生的可能性。原告通常承担证明主张的责任，但责任的分配取决于具体问题；被告可能不得不证明某种辩护主张。

“大于对半开”常被解释为大于50%的可能。这只是用来理解该门槛的一种方式，并非要求在每个案件中都去计算出具体的数值概率。在跨法系比较时要格外谨慎。中国民事诉讼中常说的“高度盖然性”，不应当简单地设定为高于英国标准的某个固定百分比，也不应当直接等同于“清晰可信的证据”（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后者是在其他一些法域中与中间证明标准相关联的表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普通民事证明标准始终是盖然性权衡（即大于对半开），即使在指控严重不当行为时也是如此；法院必须审慎评估证据，但证明标准本身并不会随着指控严重程度的提高而上升。

即使你只考FLK1，也不要跳过法院层级和管辖权的内容。 刑事法院是该结构的一部分，因此简易程序和可公诉程序之间的广泛区别有助于你理解它们的作用。根据2026年9月起适用的规范，上诉程序是在“争议解决”和“刑法与实务”中进行考核，而不是作为独立的法律体系主题。此处的上诉概览提供了背景信息；请在相关科目中学习具体的程序细节。

解释方法

你会遇到字面规则 (literal rule)、黄金规则 (golden rule)、漏洞规则 (mischief rule) 和目的导向方法 (purposive approach) 等传统标签。它们有助于解释解释法的不同方面，但它们并不是法院必须按顺序穷尽一种方法后再转向下一种方法的强制序列。现代解释在立法目的的背景下审视成文法的文字。字面规则强调议会所使用的词语的通常含义。这种强调很重要：人们应该能够从法律的语言中理解法律。但“通常含义”是在语境中进行评估的，而不是像看待孤立短语那样，仿佛法案的其他部分不存在一样。

某项条款规定，冒充任何有权投票的人是一种罪行。被告人冒充了一个死人投票。死人不是一个有权投票的人，因此根据该措辞无法维持定罪。这就是 Whiteley v Chappell (1868) LR 4 QB 147 中关于字面解释法的著名例证。

黄金规则（golden rule）是指采用词语所允许的一种解释，以避免产生荒谬 (absurd) 或令人反感 (repugnant) 的结果。它以词语的通常含义为出发点，但也认识到纯粹的字面解读有时会挫败法条本身的运作。但这并不是赋予法官一张通行证，让法官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公平的结果去取代立法。

在为该法律裁决所假设的事实下，谋杀母亲且比母亲晚去世的儿子无法按无遗嘱继承（on intestacy）从其母亲的遗产中获益——即便不加相关限制地按字面阅读继承立法，法律似乎应当把财产分给儿子。Re Sigsworth [1935] Ch 89 常被用来说明如何避免令人反感的结果。更准确地说，该案适用了禁止凶手从受害人死亡中获益的公共政策规则，不应将其简化为法院拥有可以无视清晰成文法条文的不受限制的司法权力。

针对“adapted to carry more than seven passengers”（除司机外可搭载超过7名乘客）的车辆的限速法律规定，其中的“adapted”应当广义解释为包括出厂时本身就适合搭载该人数乘客的车辆，而不仅仅是制造后经物理“改装”才能搭载超过7名乘客的车辆。否则会带来荒谬的反常结果：原本造出来就能搭载很多乘客、本应当遵守限速的大客车可以逃避限速，而改装后可搭载8名乘客的较小车辆却反而受限速约束——这正是该解释所避免的那类反常情况。See Maddox v Storer [1963] 1 QB 451.

弊病规则（mischief rule）考察一项立法旨在纠正什么缺陷或问题（即“弊病”，mischief），并在这一背景下解释该法条。当狭隘的解读会导致该弊病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时，这种方法尤其有帮助。但这一考察仍然是对已颁布条文的解释；识别出一项可取的政策，并不授权法院去创设另一套不同的法律。

回到投票的例子。目的解释论观点可能会认为，冒充死去的选民会产生与冒充活着的选民相同的选举危害。这解释了为什么该条成文法措辞可能会被批评为留下了漏洞。但这并未改变 Whiteley v Chappell 一案的实际审判结果，也没有确立法院可以自动将某项刑事犯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其文字所能承载的含义之外。

在“街道或公共场所”招揽卖淫的禁令，也适用于从私人窗户或阳台向街上行人进行的招揽行为。在 Smith v Hughes [1960] 1 WLR 830 一案中，被告不能仅仅通过停留在自己的房内同时吸引过往行人来逃避该项禁令。该例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们在街道上所遭受的招揽这一弊病上。

目的解释方法（the purposive approach）更广泛地考量立法的目的。它是常规制定法解释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失效后才使用的“兜底”手段。这类题我们要熟悉议会辩论的官方会议记录（Hansard）这个单词。议会中的陈述有时可以辅助解释法律，但它们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

一所收费独立学校的教职工可以让自己的子女以减免后的学费在该校就读。那么，应纳税的雇佣福利应当按减免学费与普通学费之间的巨大差额来计算，还是按学校为提供这些学位所增加的额外（边际）成本来计算？在 Pepper v Hart [1993] AC 593 案中，上议院考量了负责该法条的部长在议会辩论中作出的明确表态。在该案情形下，这些表态支持按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的方法计算。注意，本案中的“公学（public school）”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收费独立学校，而不是公立学校（state school）。该判决允许在立法存在歧义（ambiguous）、含糊不清（obscure）或字面解读会导致荒谬结果（absurdity），且相关部长或法案发起人的陈述十分明确时，参考此类议会材料。但这并不会使议会辩论会议记录（Hansard）中的每一句表态都成为制定法中具有约束力的一部分。

解释法条有时候还会涉及一些语言规则 (rules of language)，即利用周围的词语以及法条的结构来协助解决不确定性。应当将这些规则视为结合上下文的指引，而不是能够凌驾于法案条文措辞和立法目的之上的机械规则。

语言规则	含义	实例
同类规则 (Ejusdem generis)	如果特定词语确立了一个可识别的类别，后面跟着通用词语，那么在符合制定法上下文的前提下，这些通用词语可能仅限于指代同一类别的事物。	如果一项假设的规定要求将“狗、猫、豚鼠、仓鼠及其他动物”在兽医诊所注册，其中的“其他动物”可能是指其他家养宠物，而非野生动物。但周围的立法条文必须支持这一解读。
明示其一，排除其他 (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	如果某份列表意在作穷尽列举，那么明确列出特定事物可能意味着排除其他事物。	如果一项假设的规则要求“杜宾犬、罗威纳犬、斗牛犬和牛头梗”的主人在所有公园里用狗链拴住他们的狗，且这就是完整的法定列表，那么该规则将只适用于所列的这些特定品种。但这并不意味着每部法案中的每一个列表都是穷尽性的。
文义互证 (Noscitur a sociis)	法规中使用的词语从其周围的词语中获得含义。	在一项要求特定品种的狗在“公园、海滩和花园”里用狗链拴住的假设规定中，周围的上下文可能表明“花园”指的是公共花园而非私人花园。这一推论取决于具体的上下文：仅仅使用了“公园”和“海滩”这两个名词，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就是公共场所。

假设某项税收条款明确适用于位于“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资产。如果这是一个穷尽性的地域描述，那么未提及苏格兰这一事实就支持了“苏格兰的资产不在该条款适用范围内”的结论。这是 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明示其一，排除其他）原则的一个例证；不过，你仍然必须核查该立法的其余部分，看是否存在延展其适用范围的其他规则。

普通法推定

法院在解释制定法时也适用各种普通法推定。这些推定是可反驳的 (rebuttable)，而非绝对的指令。根据推定的具体性质，明确的条文用语或必然隐含之意可以排除某项推定。而在涉及基本权利时，则要求具备极高程度的明确性。

• 推定制定法不会超出其文字及必要隐含之意去改变普通法 (A statute is not presumed to alter the common law further than its words and necessary implications require)。 这并不意味着制定法不能改变普通法；事实上，改变普通法往往正是制定法的目的。

• 推定法规通常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Statutes are generally presumed not to operate retrospectively)。 具体条文的性质、措辞及其对既有权利的影响都很重要；程序性规定以及明示的过渡性规则尤其需要谨慎对待。

• 推定制定法不约束王权（the Crown，即作为公法主体的行政政府），除非制定法有明文规定或存在必然默示（necessary implication）。 另外要注意，“王权（The Crown）”并不是每一个公共机构（every public body）的同义词。

• 推定法定刑事罪行要求具备主观罪过要件（mens rea，即犯罪心理/主观过错要件，而不局限于故意）。 这一推定可以被制定法排除（包括通过必然默示）；某些罪行会针对特定构成要件施加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

假设有一项虚构的法定罪名，把“售酒给21岁以下的人”定义为犯罪（这只是一个法律解释练习，并非陈述现行的售酒许可年龄）。不要因为条文没有明示心理要件，就想当然地认为该罪名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应当先从推定要求具备主观罪过要件（mens rea，即犯罪心理/主观过错要件，而不局限于故意）出发，再结合条文措辞、上下文和立法目的，来判断该罪名究竟要求何种过错要件（如果有的话）。并没有一条普遍规则规定此类条文一律固定要求故意（intention）或鲁莽（recklessness）。议会可以通过明示用语或必然默示排除该推定。《1998年人权法案》（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仍然相关，但严格责任并不自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如果确实出现公约层面的问题，该法案第3条要求法院在可能的范围内（so far as it is possible）作出符合公约的解释。如果对于主要立法（primary legislation）无法做到这一点，有管辖权的法院可以根据第4条作出不一致宣告（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但该宣告不会使该议会法案无效，也不会强制议会修改法律。

最后，需区分内部辅助手段（internal aids）与外部或外在辅助手段（external or extrinsic aids）。内部辅助手段包括法案的文本及其结构：长短标题、任何序言、附表、成文法中的例子以及标点符号。外部辅助手段可以包括字典、相关报告、解释性材料以及在适用限制范围内的议会议事录（Hansard）。它们的证明力取决于其能够妥当显示的内容；它们并非彼此可互换的具有约束力含义的来源。国际条约也会影响法律解释，但未被纳入国内法的条约不会自动直接成为可执行的国内法。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规定了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以符合《欧洲人权公约》权利的方式解释立法的特定职责。甚至还有一部确立默认解释规则的一般性成文法，即《1978年解释法》（Interpretation Act 1978）。

根据 Interpretation Act 1978 第6条，表示男性性别的词语包括女性（反之亦然），单数词语包括复数（反之亦然）——除非出现相反的意图（unless the contrary intention appears）。

《2006年威尔士政府法》（Government of Wales Act 2006）第154条针对指定的威尔士立法中可能被解读为超出立法权限（legislative competence）或相关权力（relevant powers）的条款作出规定：在此类解读属于可能的前提下，必须在使其维持在权限或权力范围内所需的狭窄限度内进行解读。但这并不允许无视条文措辞而直接将其重写为有效条款。

法院如何解释法规

这些是传统的描述，并非必须按顺序进行的步骤：现代法律解释是在语境和立法目的中解读已制定的条文用语。《1998年人权法》第3条还要求尽可能作与公约权利兼容的解释。文字说明

遵循先例

在你即将学的合同和侵权章节中，你会发现，许多规则并不来自法条，而是来自案件，有的案件还非常古老。判例法（case law）是普通法传统的标志性特征，尽管制定法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大陆法系同样会使用司法判决。当一项判决确立、发展或权威地阐述了一项法律原则时，它就可能为后续案件创造一个先例 (precedent)。

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通常简称为 ratio）是指构成判决基础的法律规则或推理；一个案件可以有多个 ratio。只有这部分判决能够确立有约束力的先例。其他陈述则被称为附带意见（obiter dicta）——字面意思是“顺便说的话”。它们依然是判决的一部分，而且可能非常具有说服力，但并不会仅仅因为法官将它们包含在内而具有约束力。判决书并不会总是给每个段落贴上“ratio”或“obiter”的标签。学会区分它们需要通过练习和仔细阅读；这是现在就要开始培养的一项技能，而不是完全留到执业以后再去掌握的事。

但并非每一个判决理由（ratio）都会约束所有后续法院。一项判决的权威性取决于作出判决的法院、相关司法管辖区以及实际裁决的争议点。下级法院的判决不会仅仅因为包含明确的判决理由就去约束上级法院。因此，我们需要区分有约束力的先例 (binding precedent)（在适用时必须被遵循）和有说服力的依据 (persuasive authority)（后续法院可以考虑，但没有义务采纳）。

遵循先例 (stare decisis) 原则在法院层级体系的不同级别中适用方式有所不同。法院可以遵循 (follow) 一项先例，或者因为本案存在实质性差异而对其加以区分 (distinguish)。上级法院也可以在同一诉讼的上诉程序中推翻 (reverse) 下级法院的裁决。推翻（reverse）会改变被上诉案件本身的结果；根据获准上诉的范围，下级法院的错误可能涉及法律问题、事实问题或法律适用问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下级法院没有遵循既有的先例。

推翻先例 (overruling) 则有所不同：拥有相应权限的法院拒绝采纳先前案件所确立的法律规则。“Overturn”这个词有时被宽泛地用来指代推翻下级法院判决 (reversing) 或推翻先例 (overruling)，因此要注意核实具体发生了哪一种情况。在公认规则范围内推翻先例，本身就是先例制度的一部分，并不必然违反遵循先例原则 (stare decisis)。一宗上诉案件本身也可能提供推翻先前先例的契机。

最高法院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在相关法律问题上约束下级法院。最高法院通常遵循其自身判决以及其前身上议院（House of Lords）的判决，但它“在看起来是正确的时候”也可以背离先前的判决（to depart from a previous decision when it appears right to do so）。这是 1966年《实践声明》（1966 Practice Statement）所确立的做法，并由最高法院延续至今。当然，背离先例是例外而非常态：确定性 (certainty) 和可预测性 (predictability) 使人们能够妥善安排自己的事务，这也是法治的重要特征。

在 Anderton v Ryan [1985] AC 560 案中，上议院对《1981年刑事未遂法》（Criminal Attempts Act 1981）之下的不可能未遂采取了狭义的理解。被告买了一个录像机，她相信它是赃物，尽管该录像机并未被证明是赃物；她因企图处理赃物而被定罪的判决被撤销。该判决引起了强烈的批评。次年，在 R v Shivpuri [1986] UKHL 2, [1987] AC 1 一案中，案情涉及一名男子接收并分发了他以为含有非法进口海洛因或大麻的包裹。而包裹里实际装的是鼻烟或类似的无害植物粉末。上议院明确推翻（overrule）了 Anderton 案。布里奇勋爵（Lord Bridge）承认了学术界批评的力度以及迅速纠正错误的必要性。该例表明，纠正一个严重错误有时可能会压倒维持一个近期确立的先例的需求；但这并未免除未遂罪的法定要求。

上诉法院 (The Court of Appeal) 受最高法院判决以及适用的上议院先例的约束。它通常也遵循自己的判决。其民事分庭（Civil Division）和刑事分庭（Criminal Division）职能不同，但不能仅凭“分庭标签”就走捷径认为某个相关先例可以直接被忽略。民事分庭背离自身先例的主要例外情况确立在 Young v Bristol Aeroplane Co Ltd [1944] KB 718 案中。刑事分庭在此之外还承认有限的额外灵活性，以避免造成不公（特别是涉及人身自由时），但这一权力的行使极为谨慎。Young 案确立的三项例外情况是：

• 当存在两个相互冲突的上诉法院先前判决时，法院必须选择遵循哪一个；

• 当上诉法院的先前判决与随后作出的（或在其他方面适用的）具有约束力的上议院或最高法院判决相抵触而无法并存时，必须遵循更高级别法院的先例；以及

• 当先前的判决是因疏忽而作出 (per incuriam) 时，法院不受该判决的约束。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例外，通常涉及不知晓或遗漏了相抵触的制定法条文或具有约束力的先例；它绝不单纯意味着后案法院认为前案的说理不够好。

上诉法院不可以推翻 (overrule) 最高法院的判决。更一般地说，下级法院不可以推翻上级法院具有约束力的先例。

在民事分庭中，仅仅认为先前经过深思熟虑的判决是错误的，并不构成一项额外的一般例外情况。如果不符合公认的例外情形，上诉法院必须遵循该先例，并留待最高法院来纠正这一问题。但请注意将上文提到的刑事案件中有限的额外灵活性与此区分开来。

高等法院遵循先例的规则较为复杂。尤其要注意区分分庭合议庭（Divisional Court）和单名高等法院法官（single High Court judge）；单凭“司法复核（judicial review）”这个标签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先例的效力问题。

• 分庭合议庭（Divisional Court）（包括在其行使上诉管辖权时）遵循具有约束力的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先例。它通常也遵循先前的分庭合议庭判决，但适用公认的例外情况（如 Young 案中的例外）。在涉及人身自由的案件中，额外的谨慎以及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原则同样重要。

• 司法复核（JR）可由单名法官或分庭（Divisional Court）审理。单名法官须遵循更高层级的约束性权威，包括相关的分庭判决。另一名高等法院单名法官的判决虽然在形式上没有约束力，但基于司法礼让（comity），除非有充分理由，通常会予以遵循。审理司法复核的分庭并不像上诉法院受自身判决那样受到严格的自身先例规则约束，但作为司法礼让的一项原则，除非确信其错误，否则应遵循此前的分庭判决。

• 在一审（初审）案件中，单名高等法院法官受相关的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分庭合议庭（Divisional Court）先例的约束。其他单名高等法院法官的判决具有说服力，并享有上文所述的司法礼让与尊重（judicial comity），但并不以同样的方式产生正式的约束力。

高等法院分庭合议庭（High Court Divisional Court）并不是指高等法院按业务划分的三个分庭，而是根据相关制定法和程序安排、由两名或更多法官组成的审判庭。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任何重要的庭审都会自动变成 Divisional Court，也不要把这一概念简单等同于“高等法院的三个分庭”。

• 高等法院确立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原则，相关的下级法院必须遵循。

皇家法院 (The Crown Court) 和其他下级法院受相关的最高法院、上诉法院以及高等法院先例的约束。它们自身的判决通常不会为其他法院或同一法院的后续案件确立有约束力的先例。在家事法院（Family Court）中，审案法官所属的级别也很重要：高等法院法官级别（High Court judge level）作出的裁决，与巡回法官（Circuit Judges）或区域法官（District Judges）作出的裁决具有不同的权威性。后两个级别法官公开发表的判决书可能很有参考价值，但“公开发表”本身并不会使它们变成有约束力的先例。

皇家法院审理许多重大刑事案件，并审理来自治安法院的特定上诉案件。通常情况下（受相关制定法条文规制），认罪的被告人可以向皇家法院就量刑提出上诉；未认罪的被告人可以就定罪或量刑提出上诉。但并非所有针对治安法院裁决的挑战都由皇家法院审理：以案件陈述方式提出的上诉（appeal by case stated）或司法复核（judicial review）则可能提交至高等法院。就出庭辩护而言，皇家法院属于“较高级法院（higher court）”，但取得了相应较高级法院出庭权（higher rights of audience）的事务律师可以在此出庭。皇家法院的判决通常不会作为先例约束其他法院或自身，尽管其先前的判决说理可能具有说服力。

最后我们学习区分 (distinguish) 这个概念，它的意思是：法院认定本案与先例之间存在法律上重要的实质差异（legally material difference），因此该先例不适用于本案。这个差异表面上可能看似微小，但它必须对法律规则或判决说理具有实质意义；随便找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差异是不行的。如果这种区分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下级法院完全可以区分最高法院的判决；但下级法院不能制造牵强的区分来规避具有约束力的先例。最高法院也会区分自己先前的案例，由此作出的解释本身也会在后续案件中指引下级法院。

你或许还记得《1689年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 对议会活动（proceedings in Parliament）的保护，以及 Pickin v British Railways Board 等案件所体现的规则——法院不会为了质疑某部议会法案的效力而去调查议会内部的立法程序。在 R (Miller) v Prime Minister; Cherry v Advocate General for Scotland [2019] UKSC 41 一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休会（prorogation）作为议会活动受保护而免于司法审查”的论点。法院指出，休会是从外部强加给议会的，并且终止了议会活动；它并非议会在处理自身事务时作出的决定。这一区分并不取决于相关行为在物理空间上是发生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唐宁街还是白金汉宫。最高法院审查了皇家特权的法律界限，裁定此次休会在缺乏合理理由的情况下非法挫败了议会履行其宪法职能。因此，议会特权并未阻碍法院给予救济。这正说明了在区分（distinguish）先例时，关键在于行为的法律性质，而非与先前案件在表面上的相似性。

谁约束谁：遵循先例

就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相关判例而言，有约束力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具有拘束力；附带意见（obiter）可具说服力。区分先例（distinguishing）须存在法律上重要的差异，而非人为规避。上级判例包括适用的上议院判决。Young案允许在相互冲突的上诉法院判决之间择一、遵循与之不一致但有约束力的上议院／最高法院判例，以及适用狭义的“因疏忽作出”（per incuriam）例外，而非仅因认为推理欠佳就拒绝遵循。斯特拉斯堡并非更高一级的国内上诉审级；第2条要求考虑其相关判例。文字说明

遵循先例

判决书并不会总是给每个段落贴上“ratio”或“obiter”的标签。学会区分它们需要通过练习和仔细阅读文字说明

遵循先例

最高法院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在相关法律问题上约束下级法院。文字说明

遵循先例

“Overturn”这个词有时被宽泛地用来指代推翻下级法院判决 (reversing) 或推翻先例 (overruling)，因此要注意核实具体发生了哪一种情况。文字说明

衡平法

在了解了判例法（case law）和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原则后，我们接下来探讨英格兰法律体系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衡平法（equity）。

中世纪的英国，普通法法院高度依赖于既定的诉讼形式（forms of action）以及与令状（writs）相关的严格程序。如果一个受害者的冤屈无法套入某个现有的诉讼形式，就可能无法获得救济。此外，救济方式也受到限制：损害赔偿金（damages，即金钱赔偿）成为了普通法应对违约的典型救济方式，尽管如果说金钱赔偿是普通法曾提供的唯一救济，那就过于绝对了。

这种僵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困境。假设卖方违约，拒绝转让一片对买方有特殊意义的特定土地。判给金钱赔偿可能无法提供买方在交易中所求的东西；此时可能需要一项要求履行约定转让土地的命令。在历史上，无法通过常规普通法程序获得满意救济的当事人，开始向国王请愿，恳求国王施以“公正”和“恩典”。上述土地的例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损害赔偿金以外的救济具有重要价值。

国王将这些请愿转交给了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他传统上被称为“国王良知的守护者”。大法官不受普通法诉讼形式的束缚，而是依据“公平”和“良心”（equity and good conscience）的原则来处理这些申诉，并在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发展出了独立的管辖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衡平法自身也发展出了确立的原则和先例：它并没有停留在允许每位法官仅凭个人对公平的感觉来判案的阶段。

因此，当时存在着并行的普通法管辖权和衡平法院管辖权。不可避免地，两者之间产生了冲突。最核心的问题是：当同一事项中的普通法结果与衡平法救济发生冲突时，哪一个应当优先？

与 The Earl of Oxford's Case (1615) 1 Ch Rep 1 相关的争议说明了这一冲突。在普通法法院驳回了承租人的产权之后，伯爵等人寻求衡平法救济。大法官坚持认为，单凭普通法判决本身并不能阻碍针对不合良心（unconscionable）行为的救济，且无需重新审理普通法判决。关于衡平法院授予此类救济权力的更广泛争议，最终通过国王在1616年的干预而倾向于衡平法并得到了解决。

用现代的话来说，国王在1616年7月18日的声明解释说，仁慈与正义支撑着王位，其案件应得衡平法救济的臣民不应被抛弃在普通法的严苛之下。它肯定了衡平法院的实践。这是对历史声明的释义，并非其原始措辞。

由此确立的原则至今依然重要：在受制定法约束的前提下，当衡平法规则与普通法规则就同一事项发生冲突时，衡平法优先。但这并不意味着衡平法可以凌驾于议会法案之上，也不意味着每当法官倾向于另一种结果时就可以用衡平法取代普通法。

独立的法院系统并存了数百年，并使诉讼变得繁琐。《1873–1875年司法法》（Judicature Acts 1873–1875）将主要的高级法院重组为最高司法法院（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包括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并使普通法与衡平法能够被统一适用。诉讼当事人不再仅仅因为两种形式的救济都相关而需要单独进行普通法和衡平法诉讼。行政上的融合并未简单地抹去普通法与衡平法权利及救济之间的每一项区别。这些区别依然重要，尽管它们的互动仍在继续发展。《1981年高级法院法》（Senior Courts Act 1981）第49条中的现代成文法规则在同一事项上的规则发生冲突时保留了衡平法的优先地位，但须受成文法的制约。

衡平法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宪法第3条第2款将联邦司法权延伸至特定的“普通法与衡平法（in Law and Equity）”案件。在这里，对比的是司法管辖权中“法律（legal，即相对于衡平法而言）”与“衡平（equitable）”的两个维度，而不是“所有法律”与“法律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Law”也并不排除所有基于制定法的请求（statutory claim）：制定法同样可以创设与衡平法权利相对应的法律权利和救济（legal rights and remedies）。这一历史区分关乎的是管辖权和救济的性质。

即使在FLK1合同法中，你也会遇到重要的衡平法理念，尽管大部分合同法是在普通法中发展起来的。实际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和禁令（Injunctions）是衡平法上的救济，在金钱赔偿不足的情况下可能是适当的，但须遵守其自身的各项要求以及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允诺禁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是一项衡平法原则，在相关情况下可以限制一方当事人坚持严格的法律权利；它不单单是法院在赔偿似乎不足时裁决的又一种救济。

衡平法贯穿于FLK2信托、遗嘱、土地法和房地产交易之中。信托（The trust）常被称为衡平法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典型的受益人信托中，法律产权（legal ownership）由受托人（trustee）持有，而受益人则享有衡平法上的利益（beneficial interests）；受托人必须根据信托及适用的职责来管理财产。这种分离有助于解释基本概念，而信托教材将探讨其限定条件以及慈善信托和其他获得承认的目的信托的特殊地位。

司法复核

申请许可

司法复核（judicial review）是法院控制政府的决定和行为的过程。法院确保政府在议会法案或君主特权授予的权力范围内合法行事。如果政府的行为越权(ultra vires)，法院可以给予适当救济。

申诉人通常向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的行政法院 (Administrative Court in the King's Bench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 申请，审查与行使公共职能相关的决定、行为或不作为的合法性。

申诉人必须首先获得进行司法审查的许可（permission，传统上称为 leave）。这通常由一名法官以书面方式（on the papers）审查起诉状（claim form）、陈述理由、所依据的事实和寻求的补救措施后作出决定。如果书面审查拒绝给予许可，申诉人通常可以在拒绝理由送达后的7天内请求通过口头听证进行复议。但如果该申请被记录为完全没有根据（totally without merit），则不享有这项权利。土地规划司法审查并不局限于口头许可听证：其许可同样可以进行书面审查。

许可的批准要求：

• 申诉是可争辩的（arguable），并且有切合实际的成功前景（realistic prospect of success）。

• 原告必须迅速（promptly）提起诉讼，且通常最迟不得超过起诉理由首次出现后的三个月。对于根据规划法（planning Acts）对国务大臣或地方规划机构的特定决定提起的司法审查，适用六周的时效限制；此外还可能适用其他特殊时效规定。《1998年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 1998）通常允许自被诉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诉讼（并可根据衡平原则延长期限），但该法案明确保留了更严格的程序性时效限制：通过司法审查提出人权诉求并不会自动赋予申诉人一年的期限。

假设申请人本可以更早提起诉讼但却拖延了。即使申请是在三个月内提交的，法院也可能因不够迅速（lack of promptness）而拒绝给予许可。三个月的期限并不是可以一直拖到最后一天的通行证。

在以下情况下也可能拒绝给予司法复核的许可（请注意区分不同的检验标准）：

• 存在充分的替代救济措施（adequate alternative remedy），例如法定的上诉途径或适当的内部上诉。司法复核通常是最后手段（remedy of last resort），尽管某项替代救济是否充分取决于具体情况。

• 如果被投诉的行为没有发生，原告的结果极有可能不会有实质性不同（highly likely that the outcome for the claimant would not have been substantially different）。《1981年高级法院法》（Senior Courts Act 1981）第31条要求在此基础上拒绝许可，但基于特殊公共利益（exceptional public interest）原因的除外（法院必须对此作出证明）。这个问题关注的是原告的实际结果，而不仅仅是公共机构是否本可以合法地作出同样的决定。

什么是不可审理的（not justiciable）？

我们已经了解过英国议会法案（Acts of the UK Parliament）的特殊地位。法院通常不会因为这些法案与宪法原则不一致而宣布其无效。相反，宪法原则会影响立法的解释方式，有时候这种解释初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这与审查权力下放立法（devolved legislation）是否属于立法权限范围（legislative competence）不同。在《人权法案》下，法律解释与不一致宣告（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也具有不同的作用：不一致宣告并不会使议会法案无效。

某部议会法案可能会规定，某个裁判所的决定不得上诉，也不得在法院受到质疑。对于这种排除司法审查条款（ouster clause），必须谨慎解释。受法律错误影响的所谓决定，可能并不属于立法本意所要保护的合法决定范围。在 R (Privacy International) v Investigatory Powers Tribunal [2019] UKSC 22 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该案中的特定条款并未排除针对法律错误的司法审查。法律上存在反对排除司法审查的强烈推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排除条款都会失效。例如，《2007年裁判所、法院和强制执行法》（Tribunals, Courts and Enforcement Act 2007）第11A条就限制了对上级裁判所（Upper Tribunal）拒绝上诉许可的某些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仅保留了包括恶意（bad faith）和根本性违反自然公正原则（fundamental breach of natural justice）在内的特定例外情况。

二级立法通常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程序受到质疑，即使立法已根据肯定性决议程序得到议会同意，也可以进行司法审查。

历史上，皇家特权（royal prerogative）的行使往往被视为不受司法审查。但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即 GCHQ 案）确立了特权这一来源本身并不会阻止司法审查。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权力本身的性质及其所涉及的标的（subject matter）：

• 只要特权的行使影响到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原则上就可以接受司法审查。其特权来源并不是挡箭牌；但具体问题本身仍必须适合由司法作出裁断。

签发或拒发护照属于行使皇家特权，但它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出行能力。出于非法理由拒发护照是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它并不会作为外交政策事项而自动免受审查。参见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ex parte Everett [1988] EWCA Civ 7。

皇家赦免特权（prerogative of mercy）也并非完全游离于法律之外。法院虽然不会代替内政大臣决定是否给予赦免，但可以审查该决定是否基于对权力的错误理解，或者在对相关考量因素的处理上是否违法。参见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Bentley [1993] EWHC Admin 2, [1994] QB 349。

• 某些高级政策问题（high policy），特别是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关系或条约的问题，不适合由法院来裁决。大臣们就这些判断在政治上向议会负责。但“外交事务”或“国家安全”的标签并不会使每一个相关的法律问题都不可审查。法院必须查明实际争议点以及权力的法律界限；法院只是不会取代政府作出政策选择。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核裁军运动组织（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曾寻求一项咨询性宣告（advisory declaration），要求裁定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是否在没有进一步决议的情况下授权采取军事行动。法院拒绝裁决该诉求。法院拒绝的理由包括：在确定国内法权利之外去解释国际文件，以及该问题对外交事务和国防的影响。这并不是法院对入侵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作出了裁决。参见 R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v Prime Minister [2002] EWHC 2759 (QB)。

政府根据皇家特权制定的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禁止流离失所的查戈斯群岛（Chagos Islands）居民返回家园定居。在涉及重新定居、国防以及对美关系的 Bancoult (No 2) [2008] UKHL 61 案中，上议院以3比2的多数意见维持了相关枢密院令。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该枢密院令是可以接受司法审查的：多数意见是在实体审理后驳回了挑战，而不是宣布所有此类特权立法都免受审查。至于 R (Bancoult (No 2))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2016] UKSC 35，则涉及后来以涉嫌未披露材料为由申请撤销2008年判决的案件，而非对枢密院令有效性作出的首次新裁决。

如果英国公民在海外遇到危险并请求政府帮助怎么办？根据 R (Abbasi)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2002] EWCA Civ 1598 案所审视的政策，该公民可以有合法预期（legitimately expect），要求政府考虑其请求并权衡相关因素。但这并不产生一项可强制执行的外交保护权。法院不能命令外交大臣必须向外国政府提出特定抗议；是否协助以及如何协助，仍取决于政府的外交政策判断。

足够利益

原告必须具备起诉资格（standing）：即与申请所涉事项具有足够利益（a sufficient interest）。《1981年高级法院法》（Senior Courts Act 1981）第31(3)条规定了这一标准。

对拒绝延长居留许可提出挑战的学生，显然对该决定具有直接的个人利益。参见 Schmidt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me Affairs [1969] 2 Ch 149。当然，有资格对决定提出挑战，并不意味着挑战最终会成功。

个人也可以针对具有重大宪法意义的问题提起公法诉讼。在 R (Mill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UKSC 5 一案中，申诉人就政府拟动用皇家特权启动脱欧程序提出了挑战。该案体现了公益诉讼的特点；但它并未确立只要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就能自动赋予每位公民在任何争议中都具备诉讼资格的原则。

对于利益团体或压力团体（interest group or pressure group），是否具有足够利益同样需要结合具体背景来评估。挑战的性质、该团体与事项的关联，以及是否存在更合适（better-placed）的挑战者，都可能是重要考量因素。

当利物浦市政当局（Liverpool Corporation）拟增加出租车牌照数量时，“出租车车队经营者协会”可以申请司法复核，因为这影响了其成员的利益。这里的“Corporation”是指地方议会（council），而不是普通的商业公司。见 R v Liverpool Corporation, ex parte Liverpool Taxi Fleet Operators' Association [1972] 2 QB 299。

在 R v 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 ex part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elf-Employed and Small Businesses Ltd [1982] AC 617 一案中，“自雇和小企业联合会”挑战的是一项有关舰队街（Fleet Street）临时工的税务安排，而非针对其自身会员的税务评估。根据法庭审视的案情，该联合会未能证明其具有足够利益。税务局与其他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保密性，以及未能证明税务局存在违法行使权力的情况，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本案的启示在于诉讼资格需结合具体语境判断，并非确立了一项任何其他人永远无权挑战税务决定的绝对规则。

“世界发展运动”（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可以对英国外交大臣决定资助马来西亚佩尔高大坝（Pergau Dam）项目提出司法审查挑战。议题的重要性、可能缺乏其他有效的挑战者、该组织的专业知识与角色，以及所指控违法行为的性质，均支持其具备诉讼资格。否则，重大的涉嫌滥用公共资金问题就可能逃脱司法审视。见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ex parte 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 Ltd [1995] 1 WLR 386。

同理，在 R (Good Law Project Ltd and anoth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2022] EWHC 46 (TCC) 第502–505段中，法院认定“公益法律项目”（Good Law Project）和 EveryDoctor 具备起诉资格，可以对包括“VIP通道”（或高优先级通道）在内的个人防护设备（PPE）采购行为提起挑战。他们的关注点与专业知识、所指控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以及缺乏现实可行的商业挑战者，都是重要考量因素。但这并不赋予该组织在日后所有案件中都具备起诉资格：起诉资格必须针对每一次具体挑战分别予以证明。

《1998年人权法案》（HRA 1998）下的索赔适用不同的起诉资格要求。原告必须是（或将会是）《欧洲人权公约》意义上违法行为的受害人（victim of the unlawful act）。如果相关权利和具体情况赋予了家庭成员受害人身份，家庭成员也可能符合资格；但仅凭亲属关系本身是不够的。这一标准比“足够利益”更严格，压力团体的一般性关注通常无法满足该要求。

在 In re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s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2018] UKSC 27 案中，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对堕胎立法提出的抽象挑战，因根据当时适用的法定条款缺乏起诉资格而败诉：案中未能指明必要的违法行为受害人。该委员会的法定诉讼权力后来已获修改，因此不能把这项历史裁决当作对其现行权力的完整表述。

公共机构

司法复核关注的是公共职能（public functions）的行使，而非纯粹的私人行为。其判断标准是职能性的（functional）：私人组织或行使公共职能的个人，有时也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人权法案》第6条关于“公共机构”（public authority）的检验标准与此相关但有所不同。《欧洲人权公约》约束的是国家，而《人权法案》向公共机构施加义务；它并不会针对每一个伤害他人的私人个体创设一般性的直接索赔权。

尽管赛马会（Jockey Club）在英国赛马领域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但其纪律处分权源于与马主、骑师和练马师签订的私人协议，而非政府授予的监管权力。参与者通过这种合同关系接受了相关规则。赛马会的地位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权力庞大就被视为具有政府性质，而且即便它不复存在，政府也没有义务去设法取代它。因此，针对该纪律处分决定，适当的救济途径是寻求合同法救济，而非申请司法审查。见 R v Disciplinary Committee of the Jockey Club, ex parte Aga Khan [1993] 1 WLR 909。

张三杀害了李四。这是犯罪行为，但这一行为本身并不会使张三成为公共机构，从而让李四的家人可以直接向张三提起《人权法案》诉讼。不过，国家根据第2条（生命权）仍可能负有保护生命和调查杀戮行为的义务；私人暴力并非完全游离于人权法之外。如果政府想要处决张三，那么政府自身的行为就直接受到审查：第13号议定书（Protocol 13）在任何情况下均禁止死刑。

认定一个机构是否属于公共机构有时很困难。对于《人权法案》下的核心公共机构（core public authorities），法院会考量该机构的性质在广义上是否属于政府性质。相关参考指标包括以下各项（它们并非必须逐项满足的硬性核对清单）：

• 该机构是否拥有特殊权力？

• 是否存在民主问责制？

• 是否有公共资金？

• 是否有只为公共利益行事的义务？

• 该机构是否有法定的章程？

此外还可能存在混合公共机构（hybrid public authorities）：即其职能既包含公共性质职能、也包含私人职能的主体。在评估某项具体职能时，相关考量因素包括：

• 是否有公共资金？

• 该机构是否有法定权力？

• 它是否取代了中央政府或地方当局或提供了公共服务？

对于仅因其具有公共职能而被视为公共机构的组织，HRA第6(5)条排除了性质上属于私人的行为。但这一排除条款通常不会在核心公共机构从事商业或私法活动时免除其HRA义务。在 Aston Cantlow PCC v Wallbank [2003] UKHL 37 案中，强制履行支付教堂圣坛维修费用的义务并不属于公共职能；但该案结果不能简化为关于任何修复教堂行为的普遍规则。

地方当局为一位老人在一家由大型商业运营的养老院安排了床位。该养老院后来试图终止该安排。在 YL v Birmingham City Council [2007] UKHL 27 案中，多数意见认为，该提供者在提供当时争议中的护理服务时并未行使公共职能，其合同与商业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议会随后通过了《2008年健康与社会护理法》进行干预。对于目前的安排，《2014年护理法》第73条也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受监管护理或支持视为公共职能，其中包括由列明机构根据列明条文进行的安排或资助。切勿将其曲解为“私人养老院提供的每项服务均构成公共职能”的普遍规则。

法院本身就是公共机构。在审理针对报社的隐私权诉讼时，法院必须兼顾原告在第8条下的利益和出版商在第10条下的权利，并以与这些权利相符的方式适用相关的私法原则。参见 Campbell v MGN Ltd [2004] UKHL 22。当事方认为判决不公，这一看法本身并不能确立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情况。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提供核心公共服务。NHS医院的行事必须符合适用的《欧洲人权公约》权利，包括第8条对私人生活的保护以及第3条对免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保护。某项具体医疗决定是否侵犯人权，取决于该项权利的法律要求和具体案情；结果不如人意并不自动构成对人权的侵犯。

BBC 的公共服务广播和编辑职能体现了这一区分中“公共”的一面；而通过其下属的 BBC Studios 向海外出售节目版权或制作纯商业电影，则体现了“商业”的一面。法律评估关注的是具体的实体和职能：与 BBC 有关联并不会自动使其每一项行为都具有公共性质，也不会使其每一项商业活动都自动免受审查。

救济

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能会给予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remedies）：

救济措施	说明
撤销令 (Quashing order)	撤销违法的决定。法院可以将事项发回重新考虑。根据《1981年高级法院法》(Senior Courts Act 1981) 第31(5A)条，由法院直接以自身决定取而代之的情况，仅限于受法律错误影响的法院或审裁处决定，且在该情况下只可能作出唯一合法的决定。根据第29A条，在符合法定要求的前提下，撤销令可以暂缓生效或限制其溯及力。
禁止令 (Prohibiting order)	阻止作出违法决定或采取违法行动。
强制令 (Mandatory order)	要求履行公共职责。
禁令 (Injunction)	要求做某事或禁止做某事。临时救济（interim relief）可以在最终听证会前维持现状。
声明 (Declaration)	陈述法律立场。尽管声明本身不是强制执行令，但公共机构应当遵守。
损害赔偿 (Damages)	司法审查中认定的违法性本身并不产生获得赔偿的权利。只有在存在独立法律依据（包括适当的私法诉求或HRA诉求）时，损害赔偿请求才可随附于司法审查提出。司法审查请求不能单独寻求损害赔偿。

即使原告胜诉，人权损害赔偿也并非自动判给。根据HRA第8条，有权在民事诉讼中判给损害赔偿的法院必须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包括其他救济措施），且仅在为提供“公正的满足”（just satisfaction）所必需时才判给损害赔偿。法院会考虑《欧洲人权公约》第41条下适用的原则。赔偿可以包括非金钱损害，并不局限于身体伤害、财务损失或失去的机会。认定侵权或给予其他救济本身就可能足以提供公正的满足，但并无普遍规则将所有赔偿额都限制在适中（modest）的数额。

Greenfield投诉称，监狱纪律处分程序剥夺了他获得独立审裁处审理和法律代表的权利。到上议院上诉阶段时，内政大臣已承认存在这些违反第6条的情况。法院作出了声明，但根据案情拒绝判给损害赔偿。法院并未裁定每一次程序违规都需要赔偿，而且最终命令也不是指示监狱重新举行听证会。参见 R (Greenfie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5] UKHL 14。

司法复核的步骤

司法复核审查决定是否合法，不是上诉：法院不会仅因自己会作出不同决定而推翻文字说明

司法审查的理由

理由	说明
非法性 (illegality)	决策者必须正确理解并应用规管其权力的法律。
非理性 (irrationality)	决策结果处于合理权威可作出的范围之外；经典的表述设立了一个极高的门槛。
程序不当 (procedural impropriety)	未能遵循法律要求的程序或程序公正的要求。
相称性 (proportionality)	在需要证明对依法可被限制的公约权利的干预具有正当性时尤为重要。它并不局限于《人权法案》(HRA)，但并未简单地取代所有普通法下的非理性审查。

不合法（illegality）包括下面几种情况：

• 误解法律

某项制定法规定，“如果部长在任何情况下如此指示”（if the Minister in any case so directs），部长可以将投诉移交调查。这是否赋予了他完全不受限制的选择权？并非如此。酌情权的行使必须旨在促进该法案的政策和目标，而不是使其落空。部长可以过滤掉琐碎（frivolous）或无理取闹（vexatious）的投诉，但不能利用酌情权来架空议会所设立的投诉机制。在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1968] AC 997 一案中，部长在该案具体情况下的拒绝行为属于不合法。不过，这并不是一项要求所有重大投诉都必须自动移交调查的绝对规则。

外交大臣拥有资助海外发展（development）的法定权力。但是，当佩尔高大坝（Pergau Dam）项目在相关法定意义上属于经济上不健全（economically unsound）时，不能仅仅通过将其称为“发展”，就使资助该项目在该项法定权力下具有正当性。见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ex parte 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 Ltd [1995] 1 WLR 386。

法定权力必须在宪法原则的背景下进行解释。设定审裁处费用的普遍权力，并不能授权设定实际上阻碍人们获得司法救济（access to justice）的费用。在 R (UNISON) v Lord Chancellor [2017] UKSC 51 案中，就业审裁处的收费制度被裁定为违法。该案的关键在于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而不是禁止收取任何法院或审裁处费用。

• 不当目的

市政会或许有出售公屋的权力，但不能利用这项权力为了某个政党的选举利益而操纵选民。在 Porter v Magill [2002] 2 AC 357 案中，不能仅仅因为市政会通常有权出售房屋，就认为该违法的公屋出售政策是对住房权力的合法行使。

• 没有考虑相关因素，或者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

环境评估必须处理法律上相关的间接影响。在 R (Finch) v Surrey County Council [2024] UKSC 20 案中，该项目开采出的石油不可避免地会被作为燃料燃烧，因此即使燃烧是由第三方在别处进行，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必须纳入评估。这一结论取决于该因果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项目的所有遥远下游影响都必须自动纳入评估。

地方议会如果在行使一项旨在促进“其辖区的利益、改善或发展”的土地管理权力，就不能单纯利用该权力去追求某项无关的道德反对意见。在 R v Somerset County Council, ex parte Fewings [1995] 1 WLR 1037 一案中，法院结合该项法定土地管理权力的目的及相关考量因素，审查了地方议会禁止猎鹿的决定。该案的核心在于特定法定权力的合法行使，而非普遍禁止政府考虑道德问题。

• 约束自身酌情权（fettering of discretion）

在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Simms [1999] UKHL 33 案中，管理监狱的广泛权力并不足以证明全面限制囚犯为调查可能的冤假错案而接受记者口头采访是正当的。该案涉及基本言论自由以及限制该自由的正当理由。更一般而言，在行使法定酌情权时，决策者可以采取合法的政策，但必须保持愿意考虑相关的特殊个案；仅仅存在一项普遍政策本身并不构成违法的束缚酌情权（fettering）。

• 不合法的委托（unauthorised delegation）

如果制定法将一项规划决定委托给住房部长，住房部长就不能直接将农业部长的反对意见视为否决权，并把决定权拱手让出。征求另一位部长的意见，不同于放弃委托给自己的酌情权。见 H Lavender & Son Ltd v Minister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1970] 1 WLR 1231。

• 实质性事实错误（material mistake of fact）。

决策者可能需要对有争议的事实作出裁断，但实质性的事实错误可能会使决策程序变得不公平。在 R v 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Board, ex parte A [1999] 2 AC 330 一案中，决策者所考量的材料里遗漏了重要的医学证据。法院的司法审查管辖权并不是普遍邀请法院去重新审理每一个有争议的事实问题；错误本身的性质、严重程度及其造成的不公平性才是关键所在。

以非理性（irrationality）为由提出挑战门槛很高。经典的标准是：该决定是否如此不合理（unreasonable），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公共机构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即源于 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Ltd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 1 KB 223 一案的“温斯伯里不合理性”（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这并不允许法院仅仅因为自己倾向于另一个答案就推翻一项合法的决定。不过，审查的强度仍取决于具体的法律和事实背景。

在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Science v Tameside 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 [1977] AC 1014 一案中，教育大臣不能仅仅因为自己倾向于改制为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s）、反对地方议会保留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的政策，就动用其法定干预权。他必须有恰当的依据才能认定地方议会的行事方式不合理。法院并没有裁定哪一种学校制度在普遍意义上最好，而是审查了部长进行干预的法律依据。

在 Roberts v Hopwood [1925] AC 578 一案中，尽管当时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成本都在下降，某地方议会仍将每周最低工资定为4英镑。法院裁定其行使工资设定权的行为不合法：该议会没有恰当地考量相关因素，包括其对地方纳税人（ratepayers）所承担的责任。这个例子说明了特定法定酌情权的界限，但并未确立地方议会必须永远按市场工资标准支薪的普遍规则。

司法复核的第三个重要的理由是程序不当（procedural impropriety），这包括违反了法律本身规定的程序。

如果制定法要求在做出某项行政决定前必须发布公告，行政机关不能仅仅因为遵守该要求存在不便就予以无视。Bradbury v Enfield London Borough Council [1967] 1 WLR 1311 一案说明了在学校改制过程中遵循法定程序的重要性。但并非每一次程序违反都会自动导致最终决定无效：法院必须结合立法目的以及不遵守规定所产生的后果，去判断立法所意图的法律后果。另见 R v Soneji [2005] UKHL 49。

也包括违反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的两个基本原则：

• 反偏见(the rule against bias)，和

法官如果对案件结果存在直接的金钱利益（pecuniary interest），即使数额很小，也可能在无需证明存在实际偏见的情况下使其丧失审判资格。Dimes v Proprietors of the Grand Junction Canal (1852) 3 HLC 759 一案说明了这一规则。不过，这一规则不应被过度延伸至任何间接或疏远的财务关联；诸如有效弃权（waiver）和必要性原则（necessity）等问题也同样需要注意。

导致丧失资格的利益不一定非得是金钱利益。在 In re Pinochet Ugarte (No 2) [2000] 1 AC 119 案中，Lord Hoffmann与作为推进相关主张的介入方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存在联系，这要求撤销先前的裁决。这种特殊的“自动回避”（automatic disqualification）推理，应当与一般的“表见偏见”（apparent bias）测试区分开来：后者的测试标准是一位公正且知情的旁观者是否会得出存在偏见之真实可能性的结论。

• 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the right to a fair hearing)。

当制定法要求与代表性组织进行咨询时，行政机关必须妥善履行该项义务，而不能只是走过场。在 Agricultural, Horticultural and Forestry Industry Training Board v Aylesbury Mushrooms Ltd [1972] 1 WLR 190 一案中，一封试图征求蘑菇种植者代表机构意见的信函并未送达该机构。已向另一个组织进行过咨询，并不能弥补未能咨询该相关代表性机构的缺陷。咨询义务的范围取决于具体的制定法规定和案件情况，而不是一项要求咨询所有受影响组织的普遍规则。

在 Ridge v Baldwin [1964] AC 40 一案中，解雇一名警察局长却未给予其公平的机会去知悉针对他的指控并作出答辩，违反了自然公正原则。制定法对听证程序保持沉默，并不必然排除程序公平的要求。至于公平原则具体要求什么，则取决于所涉决定的性质及其对相关个人产生的影响。

“公平”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进行完整的口头听证：知悉相关指控并有充分的机会作出书面回应，就可能已经足够。见 Lloyd v McMahon [1987] AC 625。在 R (Osborn) v Parole Board [2013] UKSC 61 一案中，鉴于人身自由和公平参与的重要性，在该案具体情况下必须举行口头听证。只要公平原则要求举行口头听证，假释委员会（Parole Board）就必须举行，而不是仅在其预测口头听证会改变结果时才举行。

公平原则是否要求法律代表也取决于具体情境。程序的复杂性和严重后果固然重要，但它们并不会自动在每次纪律听证中都确立一项第6条规定的律师代理权。在 R (G) v Governors of X School [2011] UKSC 30 案中，最高法院裁定第6条不适用于学校的纪律处分程序：独立的保障监督机构需作出自己的评估，且学校的决定对原告是否有权从事与儿童相关的工作并没有产生必要的实质影响。因此，学校的上诉获得胜诉。

普通法上并不存在要求对每一项行政决定都说明理由（duty to give reasons）的普遍义务，但在具体语境下，公平原则可能会要求说明理由。在 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Doody [1994] 1 AC 531 一案中，当时的制度允许内政大臣为强制性终身监禁的囚犯设定最低服刑期（tariff）。公平原则要求披露法官的建议刑期、给予囚犯提出书面陈述的机会，并说明大臣作出该最低服刑期决定的理由（包括偏离法官建议的理由）。如果不知道决定的依据，囚犯又怎么能作出回应呢？请注意，这描述的是该案所审视的历史制度，而非目前部长拥有修改法官判处刑期的一般权力。

长期形成的过往实践（past practice）可以产生程序上的合法期望。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的雇员长期以来一直被允许加入工会，且在变更其雇佣服务条件前通常会先进行咨询。1983年12月发出的一项指令以国家安全为由，在未进行咨询的情况下禁止雇员加入全国性工会。雇员虽享有获得咨询的合法期望，但国家安全这一正当理由挫败了该项司法挑战。参见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

合法期望不仅可以涉及程序，也可以涉及实体利益。一项明确、不含糊且毫无保留的承诺（特别是向特定个人或小群体作出的、且对他们至关重要的承诺），可能需要比普通的政策重新考量更为充分的理由才能背离。在 R v North and East Devon Health Authority, ex parte Coughlan [2001] QB 213 案中，一位重度残障病人曾被承诺该处所将是其“终身之家”。卫生局未能证明存在足以作为违背该承诺之正当理由的压倒性公共利益。在该案事实下，其财务理由不足以使关闭该处所正当化；但该案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承诺都是永久性的，也不意味着任何财务考量都一概无关。

最后是相称性 (proportionality)。当国家试图证明干预那些如第8至11条所述的依法可被限制的公约权利具有正当性时，这一原则尤为重要。并非所有公约权利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权衡：第3条禁止酷刑及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是绝对权利，而且它也不是公约中唯一的绝对保护条款。对于一种依法可被限制的权利，干预措施必须满足相关法律要求并追求一个被允许的合法目标 (legitimate aim)。相称性审查的问题包括：

• 该目标是否重要到足以成为限制该权利的正当理由，且所采取的措施与该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理性关联（rationally connected）？

• 是否可以在不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损害该目标的前提下，采取侵入性较小的措施来实现该目标？

• 在对个人权利造成的影响与社会实现该目标的利益之间，是否达成了公平的权衡 (fair balance)？

简单来说，限制措施不应超出合法公共目标所能证明为正当的限度。相称性既考量侵入性较小的措施是否可行，也考量所获利益是否足以证明所施加的负担是正当的。

你或许已经发现，司法复核不是针对是非曲直的实体上诉（appeal on the merits）。法官不会仅仅因为“如果由我来决定，结论或许不同”就推翻一项合法的决定。非理性审查通常为决策者留出一定的合法选择范围，而相称性原则则要求对目标、手段及对权利的影响进行更具结构性的审查。不过，在人权案件之外，非理性并非唯一的审查理由；而相称性原则也并不局限于HRA案件。适用的审查标准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语境；在普通法案件中，并没有出现用相称性全面取代Wednesbury审查的情况。

在 Keyu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2015] UKSC 69 案中，上诉人邀请法院以相称性原则普遍取代Wednesbury不合理性原则。Lord Neuberger认为，如此影响深远的变革应当由九名大法官组成的扩大合议庭来审议，而不应由审理该上诉的五名大法官作出。法院并没有决定进行这种普遍取代。他的这一观察并非是一条要求每一个重大宪法问题都必须由九名大法官审理的法定规则。

司法复核的理由

每项适用的理由均须按其自身的法律标准评估。司法复核旨在监督合法性，而非以法院偏好的答案取代原本合法的决定。文字说明

下面我们用一张表格来对比普通司法复核与HRA下的诉讼请求。这两者可能存在重叠：原告可以在司法复核程序中提出基于HRA的理由。

特征	普通司法复核 (Ordinary judicial review)	人权案件 (HRA 1998 claim)
对一级法案的效力	法院通常不会宣布英国议会的一级法案无效；权力下放立法有单独的权限限制。	必须尽可能将法律解释为与公约权利相符。第4条指定的法院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可发出不兼容声明，但这并不影响法案的有效性。
适格	对事项具有足够利益。	符合第7条及公约测试下的受害者身份。
时效	通常应在复核理由（grounds）首次出现后及时（promptly）并于3个月内提出，受特殊时效限制及法院适用权力的制约。	通常为被诉行为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依衡平原则酌情延长；更严格的程序限制（包括司法复核的时效）仍然适用。
违法理由	包括非法性、非理性及程序不公。	违反适用的公约权利；相称性对于依法可被限制的权利很重要，但并非针对每一项权利的测试标准。
救济	公法救济；损害赔偿需有独立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司法复核中唯一寻求的救济。	法院职权范围内公正且适当的救济；仅在满足第8条要求（包括为提供“公正的满足”所必需）时才判给损害赔偿。

公共秩序

游行

公共秩序法来源于多个方面。既有古老的普通法中的破坏和平（breach of the peace）概念，也有诸如《1986年公共秩序法》（POA 1986）、《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CJPOA）、《2022年警察、犯罪、判刑和法院法》（PCSC Act）、《2023年公共秩序法》（POA 2023）以及《2026年犯罪和警务法》（Crime and Policing Act 2026）等立法的补充。最后这部法律已于2026年4月29日获得御准（Royal Assent）；它不再是一部尚未通过的2025年法案。这些权力之间存在重叠，因此警察面对相同的情况往往有不止一种应对方式，但每项权力都有其自身的适用条件。《1998年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 1998）也必须予以考虑。《欧洲人权公约》（ECHR）第10条和第11条保障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对这些权利的限制需要具备法律依据、合法目的以及必要性和合比例性；“预防骚乱或犯罪”只是其中一项合法目的，而非自动成立的免责理由。

第16条将公共游行（public procession）定义为在公共场所举行的游行，但并未进一步定义什么是“游行”（procession）。通常的理解是涉及多于一人沿着一条路线移动（more than one person moving along a route），而不是静止的聚集。就这些条款而言，它必须在公共场所（public place）进行：即公路，或公众（或一部分公众）无论是付费还是以其他方式可以进入的其他场所。

Public Order Act 1986规定：

• 组织者必须就旨在表示支持或反对某些观点或行动、宣传某项事业或运动、或标示或纪念某项事件的公共游行提交书面通知。通知需注明日期、开始时间、拟议路线以及组织者的姓名和地址。通常必须至少提前六个整日（six clear days）送达。如果提前六个整日不合理可行，则必须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快送达。如果提交任何预先通知本身均不合理可行，第11(1)条则不作此要求。第11条还排除了在警区通常或按惯例（customarily）举行的游行，以及由殡仪业者在正常业务过程中组织的葬礼游行。送达要求和法定抗辩事由依然重要。

上议院假定伦敦每月举行的大规模抗议自行车骑行（Critical Mass cycle ride）属于公共游行，并裁定尽管其没有固定路线或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者，但仍适用惯例（customary）游行的例外规定。切勿假定每一场新的自行车抗议活动都能免除通知义务。R (Kay)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08] UKHL 69.

• 根据第12条，如果高级警官（senior police officer）合理地认为存在法定事由，则可以施加其认为必要的条件。这些事由包括可能导致严重的公共骚乱、严重的财产损失或对社区生活的严重扰乱，以及意图通过恐吓迫使他人去做其有权不做的事，或阻止他人去做其有权做的事。条件可以涉及游行路线或限制进入任何公共场所。现行条款还涵盖特定的噪音影响、与前往宗教崇拜场所相关的恐吓行为，以及相关抗议活动造成的累积性扰乱（cumulative disruption）。仅仅存在抗议活动本身并不足以满足这些法定事由。

• 如果警察局长（chief officer）合理地认为第12条下的条件不足以防止严重的公共骚乱，第13条要求警察局长向地方议会（local council）申请一项命令，禁止在该地区或该地区的一部分举行所有公共游行或特定类别的公共游行，为期最长三个月。该命令需要得到内政大臣（Secretary of State）的同意。在大都会警区和伦敦金融城警区（Metropolitan and City of London police areas），相应的警察局长（Commissioner）在获得内政大臣同意后直接作出该命令，而无需向地方议会申请。仅仅造成严重扰乱并不满足第13条关于“严重公共骚乱”的检验标准。

组织者未能遵守适用的通知要求可能构成犯罪；但这并不会使每一名参与未提交通知游行的人自动构成犯罪。违反游行条件同样受制于法定的明知（knowledge）要求和抗辩事由。应当核查具体的罪名以及当事人的角色，而不是将任何程序上的疏漏都一概视为无条件的犯罪。

集会

公共集会（Public assemblies）同样受到《1986年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 1986）的规制。通常的定义涵盖了在完全或部分露天的公共场所由两人或两人以上组成的集会。2026年的修正案还将特定的铁路场所（specified railway premises）纳入了该定义，因此过去那种“仅限室外”的简略说法已不再完整。如果公众或一部分公众可以进入某场所，那么即使该场所属于私人所有，也可以构成公共场所。

与第11条下的游行不同，根据这些条款，普通的公共集会没有普遍的预先通知要求。但这并不免除适用于该活动或地点的任何其他许可或法律要求。

切勿将其绝对化为警方永远无权在私人土地上进行干预的规则。“公共场所”的检验标准在于公众能否进入（access），而非产权归属（ownership）；而且即使不满足第14条下公共集会的检验标准，其他法定权力或普通法权力也依然可能适用。

根据第14条，如果高级警官合理地认为存在相关的法定事由，包括可能导致严重的公共骚乱、严重的财产损失或对社区生活的严重扰乱，或存在特定的恐吓目的，则可以施加必要的条件。现行条款同样涵盖特定的噪音影响、与宗教崇拜场所相关的恐吓以及相关的累积性扰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可施加的条件已不再局限于集会地点、持续时间和人数这三项。关于适格警官、预先书面指示、合比例性、明知要件以及法定抗辩事由的规定依然适用。

在 R (Jones)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19] EWHC 2957 (Admin) 一案中，警方不能将“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在伦敦各处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举行的多场独立聚集，视为在警官现场出现的单一公共集会，并借由那一项第14条条件将它们全部叫停。这一判决针对的是所动用的特定法定权力的边界，而非赋予协调抗议活动某种豁免权。应结合后来要求考量累积性扰乱的条款来阅读本案；但那些新条款也并非简单地将每一场独立的聚集都变成同一个集会。

公共游行	公共集会
在公共场所（包括公路）移动	在符合条件的公共场所聚集；定义还包含针对特定铁路场所的扩展规定
一群人沿着一条路线移动	通常至少两人；针对一人抗议（one-person protests）另有专门的权力条款
第11条通常要求就其特定目的提交通知，但受例外规定及合理可行性规则的限制	无类似第11条的普遍预先通知要求
第12条的法定事由包括严重的公共骚乱、严重的财产损失、对社区生活的严重扰乱及特定的恐吓，并包含现行的噪音及其他条款	第14条设有相应的法定事由；应适用其自身的条件及现行修正条款
必要条件可包括对路线的条件和进入限制	必要条件可包括地点、持续时间和人数，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并不局限于这三项
第13条允许在满足严重公共骚乱检验标准时，经适当授权发布最长三个月的禁令	无类似第13条的普遍集会禁令；但须另外考量针对侵入性集会（trespassory assembly）及其他专门权力的规定

该法还另外规制了侵入性集会（trespassory assemblies）。相关法律机制针对满足以下条件的拟举行集会：

• 在土地上由20人或更多人组成的集会。通常该土地必须是露天的（in the open air），但这一限制不适用于第14A(4A)–(4C)条下的英国交通警察（British Transport Police）程序。

• 公众对该土地没有进入权，或只有有限的进入权；且该集会很可能会在未经占有人（occupier）许可的情况下举行，或超出该许可范围或公众的进入权范围。

“侵入性”（Trespass）是这一法律机制的核心要素；人群并不会仅仅因为聚集起来就变成侵入性的。如果和平集会没有不合理地阻碍公路或造成滋扰（nuisance），它可以构成对公路的合理使用。这取决于具体事实，而非赋予无限期占据任何公路的无限制权利。DPP v Jones [1999] 2 AC 240.

• 可能导致对社区生活的严重扰乱，或对具有历史、建筑、考古或科学重要性的土地、建筑物或纪念碑造成重大损害。

如果合理地认为满足上述法定条件，警察局长（chief officer）可以向区议会（district council）申请一项命令，禁止在该地区或该地区的一部分举行侵入性集会。该命令需要得到内政大臣的同意。在大都会警区和伦敦金融城警区，相应的警察局长在获得内政大臣同意后直接作出该命令。该法还针对特定的专门警区（specialist police areas）设有不同的安排；向普通地方议会申请的途径并非普遍适用。

• 该命令不得超过四天，覆盖范围不得超过从指定中心起算的五英里半径。

• 明知（Knowingly）而组织、参与或煽动参与被禁止的侵入性集会可构成犯罪。第14C条还允许穿制服的警员（uniformed constable）基于法定的合理相信事由，指示正前往此类集会的人不得继续前往。但这并非禁止人们前往任何示威活动的普遍权力。

破坏和平

现代破坏和平（breach of the peace）的概念以暴力及暴力风险为核心：

• 当实际上对某人造成伤害，或在其面前对其财产造成伤害，或者很可能造成此类伤害，又或者某人因袭击（assault）、斗殴（affray）、暴乱（riot）、非法集会（unlawful assembly）或其他骚乱而担心会发生此类伤害时，即构成破坏和平。仅仅令人反感或恼火是不够的。见 R v Howell [1982] QB 416.

• 某种行为也可能因为来自他人的暴力已足够迫近（sufficiently imminent）而具有相关性。但这并不赋予抱有敌意的反对者对合法言论享有普遍的否决权：必须评估所受威胁暴力的来源与迫近程度，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合法、必要且合比例。

警方不必等到第一拳落下才采取行动。但预防性行动要求破坏和平已足够迫近（sufficiently imminent）并具备合理的事实依据，而不能仅凭日后可能发生麻烦的遥远可能性。Moss v McLachlan [1985] IRLR 76 一案应当结合后来上议院在 Laporte 案中的裁决来理解，而不能将其视为仅凭警官真诚的担忧即可行使的无限制权力。

警方可以采取合法、必要且合比例的措施来防止足够迫近的破坏和平。以下例子是可能采取的措施，而非脱离了上述门槛或脱离其自身法定条件的独立权力：

• 在满足相关法律条件的情况下，拦停或引导游行改道；

• 在该应对措施具有合法正当理由时驱散集会；

• 在合法的预防性进入权力适用时进入私人场所；

• 在满足适用法律要求时逮捕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人员；

• 在针对迫在眉睫的破坏和平行为属于必要且相称时限制旅行（而非仅仅针对日后可能发生的抗议）；以及

• 在该干预具有合法正当理由时移除挑衅性标志或徽章，而非仅仅因为其表达的信息不受欢迎。

HRA 1998影响了这些权力的使用和解释。和平抗议以及虽具冒犯性但合法的表达均受保护。没有暴力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使抗议免受一切相称的法定限制，也不使其免于构成那些要件中不要求暴力的犯罪。

三名基督教传道者吸引了一群充满敌意的人群。根据本案事实，因他们拒绝停止讲道的指令而将其逮捕是非法的：合法的言论（即便具有冒犯性）本身并不能提供为制止破坏和平而进行干预所需的依据。警方应当处理那些威胁实施非法暴力的人，而不是自动让发言者噤声。see Redmond-Bate v DPP [2000] HRLR 249

警方非法阻止乘坐长途客车从伦敦出发的乘客继续前往格洛斯特郡参加抗议，并将他们遣返回伦敦。警方干预时，尚未确立存在必要的迫在眉睫的破坏和平行为。对随后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不足以成为采取该预防性行动的正当理由。R (Laporte) v Chief Constable of Gloucestershire [2007] 2 AC 105

在 Austin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09] UKHL 5 一案中，约3000人被围困在牛津圆环（Oxford Circus），原告在约7个小时内无法离开。其中一些人是旁观者。上议院裁定，鉴于出于善意的人群管控目的、相称性以及持续时间未超过合理必要限度，在该案的特殊事实下，这种围困并未触发《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上议院并非裁定只要警方认为相称，任何剥夺自由的行为即属允许。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围堵”（kettling）。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破坏和平（breach of the peace）本身不是一种刑事犯罪，尽管警方可能拥有逮捕权以预防或制止它。被捕者可能会在不被起诉的情况下获释，或者被带到法院以决定是否作出责令遵守和平令（binding-over order）。特定的行为可能构成独立的犯罪，例如妨碍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官（obstructing a constable acting in the execution of duty）或非法妨碍公路（unlawfully obstructing a highway）；这些罪名各自仍需满足其构成要件。

在 Duncan v Jones [1936] 1 KB 218 案中，拒绝遵守为防止破坏和平而发出的合法且合理的警察指示，支持了妨碍警员执行公务的定罪。该指示本身必须合法：拒绝缺乏正当依据的指令并不会自动构成妨碍警员执行公务。

责令遵守和平（Binding over to keep the peace）是一种预防性的民事措施，但相关指控必须达到刑事证明标准。法院必须确立预期未来会发生破坏和平行为的恰当依据，并指明必须避免的具体行为；它不是要求停止合法抗议的一般性命令。通常，该命令的期限不应超过12个月。具结保证（recognisance）可能会要求在违反命令时没收一笔指定款项。根据适用的法定权力及其条件，拒绝按合法要求具结保证可能会导致长达六个月的羁押；这与因和平言论而自动监禁某人是两回事。

在 Percy v DPP [1995] 1 WLR 1382 中，抗议者虽反复攀爬军事空军基地的围栏进行抗议，但在缺乏必要的暴力风险的情况下，不足以成为责令其遵守和平（binding over）的理由。没有任何正当依据可以推定，受过训练的军事人员仅因该行为就会作出暴力反应。非法侵入（trespass）与可能发生的破坏和平（breach of the peace）不能混为一谈。

暴动

根据《1986年公共秩序法》（POA 1986）第1条，暴动（riot）的法定要素如下：

要素	说明
12人或更多人共同在场	该群体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法暴力；他们的行为不必同时发生。
非法暴力	就暴动罪而言，暴力可以针对人或财产，包括投掷可能造成伤害的投射物（即使未击中目标）。
共同目的	这可以从行为中推断出来；无需预先计划。
客观恐惧测试	该群体的行为合在一起，必须达到会使在场的合理坚定的人为自身人身安全感到恐惧的程度。实际上无需有这样的人在场或可能在场。
特定被告为该目的使用暴力	仅凭该被告发出威胁不足以构成暴动罪。被告必须意图使用暴力，或意识到其行为可能具有暴力性。法定群体人数规则与个人的主观心理要素依然是区分开的。

暴力骚乱

根据《1986年公共秩序法》第2条，暴力骚乱（Violent disorder）要求至少有三个人共同在场，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法暴力。不需要有共同目的，且他们的行为不必同时发生。这些合并在一起的行为必须达到会使在场的合理坚定的人为自身人身安全感到恐惧的程度；实际上无需有这样的人在场或可能在场。被告只要具备第6条所要求的意图或认识，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即可构成犯罪。与暴动罪不同，该特定被告实际使用暴力并非必不可少的要件。

寻衅滋事

根据《1986年公共秩序法》第3条，寻衅滋事（Affray）具有以下要素。它可以发生在私人场所，也可以发生在公共场所：

• 一个人即可构成此罪。人数并没有两人的上限：当两人或多人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法暴力时，在进行客观恐惧测试时会将他们的行为合并考虑。

• 被告对他人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法暴力。就寻衅滋事罪而言，威胁不能仅仅通过言语作出。

• 该行为必须达到会使在场的合理坚定的人为自身人身安全感到恐惧的程度；实际上无需有这样的人在场或可能在场。被告必须意图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或者意识到其行为可能具有暴力性或威胁使用暴力。

两名被指控的参与者本身不满足暴力骚乱罪的三人门槛。然而，寻衅滋事罪（affray）仍然可能是成立的，即使针对单一被告也是如此，只要证明了其自身的构成要件。定罪人数切勿与被证明在现场并参与的人数相混淆。参见 R v Fleming [1989] Crim LR 658。

寻衅滋事要求针对他人实施暴力或符合条件的威胁。仅仅打砸财产，哪怕看起来令人恐惧，也不足以构成寻衅滋事。相反，此类行为可能构成刑事损坏罪（criminal damage），或者在满足各自的人数及其他条件时构成暴动罪或暴力骚乱罪。损坏财产也可以构成对他人进行威胁的行为的一部分；具体事实依然重要。

加重的侵入土地

根据《1994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CJPOA 1994）第68条，某人侵入土地并在那里实施某种行为，意图恐吓他人以阻止他们在该土地或邻近土地上进行合法活动，或意图妨碍或扰乱该活动，即构成加重的侵入土地罪（aggravated trespass）。该活动可以是正在进行的，也可以是即将进行的。仅仅在私下不赞成某项活动的情况下侵入土地是不够的。土地的法定定义及其关于公路的排除规定很重要。根据第69条，高级警官可以基于法定的合理相信理由（包括该人正在实施、已经实施或意图实施加重的侵入土地罪）指示该人离开。

R v Jones [2006] UKHL 16 案所审理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Fairford airbase）抗议事件，涉及意图干扰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飞机而进入基地的行为。认为准备侵略战争使得基地的活动本身非法的观点，并不能使国际法上的侵略罪成为国内法上一项独立的抗辩事由。对于加重的侵入土地罪，应当审查“合法活动”在国内法上的相关含义。不要将该上诉裁决视为无论具体个人所受指控和事实如何、一律自动对每位参与者定罪。

类别	最小群体人数	核心区别
加重的侵入土地(Aggravated trespass)	1人	侵入土地加上针对该土地或邻近土地上合法活动的特定行为与意图；仅侵入土地本身不够。
寻衅滋事(Affray)	1人	对他人使用非法暴力或作出符合条件的威胁；仅靠言语不能构成该威胁。适用客观恐惧测试及个人主观心理要素。可涉及两人以上。
公共游行(Public procession)	通常多于1人	一群人在公共场所沿路线行进；法定通知制度适用于其指明的目的及例外情况，而非每一次从A点走到B点的步行。
公共集会(Public assembly)	2人	在法定公共场所定义（包括现行向铁路场所的延伸）范围内的聚集。针对一人抗议的独立权力并不改变通常的两人定义。
暴力骚乱(Violent disorder)	3人共同在场	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法暴力，且合并起来满足客观恐惧测试；不需要共同目的。
暴动(Riot)	12人共同在场	为共同目的实施群体暴力或威胁，且满足客观恐惧测试；特定被告必须为该目的实际使用非法暴力。
侵入性集会制度(Trespassory-assembly scheme)	20人	必须满足关于土地、进入权/许可及造成扰乱或损害的法定条件。通常的露天限制有一项英国交通警察（British Transport Police）例外规定。相关罪名针对的是被禁止的集会，并各自需要满足其构成要件。

恐惧或挑起暴力

《1986年公共秩序法》第4条涉及对即时非法暴力的恐惧或挑起即时非法暴力（fear or provocation of immediate unlawful violence）。首先，行为人必须对他人使用：

• 威胁性、辱骂性或侮辱性的言语或行为 (threatening, abusive or insulting words or behaviour)，或

• 向他人分发或展示具有威胁性、辱骂性或侮辱性的文字、标志或其他可见的表示 (threatening, abusive or insulting writing, a sign or another visible representation)。

随后，该行为必须符合以下任一备选要件。第4条同时涵盖特定的意图以及相应的引发即时暴力或恐惧的可能性；意图并非唯一途径。第6条另外要求行为人对该行为具有威胁性、辱骂性或侮辱性的性质具备意图或认识：

• 意图使该他人相信将立即对其本人或他人使用非法暴力 (intending to make the other person believe that immediate unlawful violence will be used against that person or someone else)，或者该行为很可能使该人产生这种确信；或

• 意图挑起该他人或他人立即使用非法暴力 (intending to provoke the immediate use of unlawful violence by that person or someone else)，或者很可能挑起此类暴力。此外还适用法定的住宅例外 (dwelling exception)：如果相关行为人和另一人当时均处于住宅内（无论是同一住宅还是不同住宅），则不构成第4条之罪。

骚扰、惊恐或困扰

《1986年公共秩序法》第5条涉及骚扰、惊恐或困扰 (harassment, alarm or distress)。首先，行为人：

• 使用威胁性或辱骂性的言语或行为 (threatening or abusive words or behaviour)；或

• 展示威胁性或辱骂性的文字、标志或其他可见表示 (threatening or abusive writing, a sign or another visible representation)；或

• 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 (disorderly behaviour)。单纯侮辱性 (insulting) 的言辞已不再属于第5条的范畴；切勿将第4条或第4A条更宽泛的措辞照搬到第5条中。

其次，该行为必须发生在很可能会因此受到骚扰、惊恐或困扰 (harassment, alarm or distress) 的人的听力或视线范围内。无需证明实际造成了困扰，但相关受众及可能性属于事实认定问题。第6条规定了对行为性质的故意或明知 (intention or awareness) 要求。此外，还必须考虑住宅例外以及包括合理行为 (reasonable conduct) 在内的法定抗辩事由。第4A条则不同：它要求具有引起骚扰、惊恐或困扰的故意，且实际造成了骚扰、惊恐或困扰的结果。自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现行第4B条新增了一项罪名，规制因相关人员的性别或推定性别而实施第4A条行为的情形。

对警察咒骂并不会自动满足第5条的构成要件：法院必须考虑在听力或视线范围内是否有人很可能会受到法定要求的影响。警官的经验可能是一个考量因素，但警察在法律上并非不可能受到骚扰、惊恐或困扰。参见 DPP v Orum [1988] 3 All ER 449。

涉及污损美国国旗的抗议可能对美国军事人员造成冒犯，但法院仍须考虑法定构成要件、行为的合理性以及言论自由。仅凭冒犯本身并不会自动推翻第10条（言论自由权），而第10条也不会自动使每一种抗议方式都合法化。参见 Percy v DPP [2002] Crim LR 835。

公共滋扰

《2022年警察、犯罪、量刑和法院法》(PCSC Act 2022) 第78条确立了故意或鲁莽地造成公共滋扰 (intentionally or recklessly causing public nuisance) 罪。行为人的作为，或未履行法律要求之作为的不作为，必须对公众或其中一部分人造成严重伤害 (serious harm) 或制造严重伤害的风险，或者妨碍公众行使或享有一般公众均可享有的权利。被告必须对该相关后果抱有故意或鲁莽 (reckless) 的心态。严重伤害包括特定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害，以及造成严重困扰、烦恼、不便或丧失生活便利 (loss of amenity) 的后果。该罪设有合理借口 (reasonable excuse) 抗辩。根据过渡性规则，该法定罪名自2022年6月28日起取代了普通法上的刑事犯罪；但民事公共滋扰仍与之保持区分。

在 Trowland and Decker v R [2023] EWCA Crim 919 一案的达特福德跨河通道 (Dartford Crossing) 大桥抗议中，攀爬者迫使一条主要通道关闭了约40小时。该案说明，造成极为严重公共扰乱的非暴力抗议可以构成公共滋扰罪。但这并非确立了一项规则，即任何持续特定小时数的堵塞都会自动满足该罪的所有构成要件。

锁闭

《2023年公共秩序法》(POA 2023) 第1条将锁闭 (locking on) 定为犯罪：即行为人将自己或他人附着于另一人、物体或土地上，或将物体附着于另一物体或土地上，且该行为在住宅以外的地方对至少两名个人或一个组织造成或能够造成严重扰乱 (serious disruption)。行为人必须对该后果抱有故意或鲁莽心态。该罪设有合理借口抗辩。如果缺乏这些进一步要件，单纯的附着行为并不构成完整的犯罪。

把自己用链条锁在议会大门上以阻止议员进入，如果满足法定扰乱程度和主观心态要件且无合理借口，则可构成锁闭罪。该例子并不免除这些法定条件。

第2条规定了携带锁闭装备 (being equipped for locking on) 罪：即在住宅以外的地方持有某物品，且意图使该物品可由任何人在实施锁闭罪的过程中或与之相关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没有该特定意图，单纯持有普通物品并不足以构罪。

挖隧道

《2023年公共秩序法》第3条涉及建造或参与建造隧道 (tunnelling)，且该隧道的建造或存在在住宅以外的地方对至少两名个人或一个组织造成或能够造成严重扰乱，同时行为人对该后果抱有故意或鲁莽心态。第4条则单独规制进入并停留在与抗议相关的特定隧道中：行为人的在场必须造成或能够造成上述严重扰乱，并具备相应的故意或鲁莽心态。仅仅知道他人为了抗议而挖掘了隧道是不够的。这两项罪名均设有合理借口抗辩（包括特定的土地权益授权），以及针对位于住宅内或住宅下方的隧道的法定排除规定。

妨碍主要交通工程

《2023年公共秩序法》第6条将特定妨碍获授权承办人（或在其授权下行事之人）规划、建设、维护或推进主要交通工程 (major transport works) 的行为定为犯罪。它还涵盖对相关设备进行特定干扰、移动或移除的行为。有关工程必须符合法定定义；这并非一项针对任何轻微交通维修的罪名。此外还必须考虑合理借口和劳资纠纷 (trade dispute) 抗辩。

干扰关键国家基础设施

根据《2023年公共秩序法》第7条，故意或鲁莽地干扰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法定定义的关键国家基础设施 (key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的使用或运作可构成犯罪。干扰包括阻止其用于既定目的或使其受到重大延误。该罪适用合理借口和劳资纠纷抗辩。第18条包含一项独立的权力，允许国务大臣在与抗议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严重扰乱的特定情形下，为了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但该条文目前尚未生效。该刑事犯罪与独立的民事权力有着不同的构成要求。

严重扰乱预防令

法院可根据《2023年公共秩序法》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的定罪途径或警方申请途径，分别作出严重扰乱预防令 (SDPO)。在相关定罪或申请发生时，当事人必须年满18岁。符合条件的过往记录并非简单的“任意两项抗议罪行”：相关类型包括符合条件的抗议相关定罪，以及违反禁制令并导致藐视法庭认定的抗议相关行为，且须满足各自的五年期限、生效时间及满16岁行为限制、“不同抗议或不同日期”规则，以及禁止重复计算已用于先前命令的行为的规定。法院必须在可能性权衡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标准下确信特定事项成立，并认定该命令对于法定预防目的而言是必要的。命令通常规定的期限为至少一周且不超过两年，并受生效、变更和延期条款的规制。必要的限制条件可涉及场所、旅行、与他人交往、活动以及特定的互联网使用；但这些限制并非在每个案件中都会自动施加。

《2026年犯罪与警务法》(Crime and Policing Act 2026)

《2026年犯罪与警务法》已于2026年4月29日获得御准 (Royal Assent)。其公共秩序条款包含以下新增罪名，且各自设有特定条件和抗辩事由（需注意获得御准与条文生效 commencement 是不同的概念）：

• 第157条下的隐藏身份 (concealing identity)：涉及在根据第158条有效指定的区域内的公共场所中，佩戴或使用隐藏自己或他人身份的物品。必须满足指定和向公众通知的条件。出于健康、宗教习俗和工作原因的抗辩依然保留；这并非针对所有抗议活动中一切面部遮挡物的全面禁令；

• 第160条涉及在参加构成抗议的公共游行或集会（或单人抗议）时持有烟火物品 (pyrotechnic article)。如果当事人正在参加按惯例会使用此类物品的文化或宗教活动，则不构成犯罪。此外还设有合理借口抗辩。烟雾装置和照明弹只是例子，不能替代法定定义和条件；

• 第161条将攀爬特定纪念碑 (climbing a specified memorial) 定为犯罪。特定纪念碑（或其受保护部分）列于附表17中；并非所有纪念建筑均涵盖在内。被告可以证明其有正当理由 (good reason)、拥有或占有该纪念碑、已获得所有人或占有人的同意，或者具有其他合法授权来攀爬。这些是法定的抗辩或例外情形，因此该罪并非毫无抗辩余地的全面犯罪。

《2026年法》还修改了对游行和集会施加条件的权力，以应对涉及进出礼拜场所的特定恐吓行为，要求进行相关的累积扰乱评估 (cumulative-disruption assessment)，并将公共集会的定义扩展至特定的铁路场所。适用时须以现行有效的条文及其生效日期为准；仅凭“在礼拜场所附近”这一笼统标签并不能自动满足所有法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