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和刑事实践

刑法的一般原则

客观行为

客观的犯罪行为（actus reus）指的是有别于被告人心理状态的犯罪的所有外部要素。根据具体罪名，这些要素可能包括行为（conduct）、具体情节（circumstances）以及危害结果（result）。其中的行为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相关的行为通常必须是自愿的（voluntary）。完全非自愿的身体动作，本身不足以建立刑事责任。不作为则还需要具备下文讨论的法律上认可的作为义务；不要把单纯未能阻止损害发生直接视为足以定罪。

张三从楼梯上摔下来，在下落的过程中，他的脚踢到了李四。如果这一身体接触只是摔倒所造成的非自愿结果，张三不对该接触承担刑事责任。

张三打了个喷嚏，反射性地松手掉了正在擦干的晚餐盘。盘子击中了李四的鼻子。如果这一动作确属非自愿的，该动作本身不会使张三承担刑事责任。

不作为

要以不作为给人定罪，必须满足：

1. 该罪名可以因不作为而确立；

比如，谋杀罪（murder）在其他构成要件成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作为构成；但非法行为致人死亡罪（unlawful act manslaughter）则要求有积极的非法作为，仅有不作为是不够的。

2. 必须存在法律上公认的作为义务（而不仅仅是道德义务）。这种义务可源于制定法或合同、公职或特殊关系、自愿承担责任，或由被告人创设或促成的危险局面；

铁路工人在火车驶来时未能关闭铁路道口的栅栏，导致路人穿越铁轨时被火车撞死。该工人的合同责任可使其就致人死亡罪（manslaughter）负有作为义务。see R v Pittwood (1902) 19 TLR 37

警察目睹一名男子被殴打却未进行干预，该男子死亡。警察的公职身份使其负有作为义务：R v Dytham [1979] QB 722 一案涉及的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而非因导致该男子死亡而被定罪。

故意饿死孩子的父母可承担谋杀罪责任；自愿承担喂养孩子责任的人也可以负有作为义务。see R v Gibbins and Proctor (1918) 13 Cr App R 134

张三自愿照顾患有厌食症的李四，但随着病情恶化，张三无法应对，停止了对李四的照顾，最终李四死亡。自愿承担责任可能产生采取合理措施（包括寻求帮助）的作为义务。但要成立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罪（gross negligence manslaughter），仍需满足该罪名的其余构成要件，而不能仅凭存在义务和发生死亡结果。see R v Stone and Dobinson [1977] QB 354

张三睡着时因抽烟不慎点燃了床垫。醒来发现起火后，他既没有尝试灭火，也没有呼叫消防部门，而是搬到了另一个房间。创设危险并在随后意识到该危险的人，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予以应对，这可以作为构成放火罪（arson）刑事责任的依据。see R v Miller [1983] 2 AC 161

张三探望哥哥，并带了一些海洛因供哥哥注射。哥哥出现过量吸食的迹象，张三因为怕给自己惹上麻烦而没有叫医疗救助，最终哥哥死亡。创设或促成危险局面的人，如果知道或理应知道该局面已危及生命，则可能负有采取合理措施寻求帮助的作为义务。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罪（gross negligence manslaughter）的其余构成要件也必须得到证明。这体现了 R v Evans [2009] EWCA Crim 650 的原则；刑事责任并非单纯因为被告人是死者的兄弟姐妹而产生。

3. 考察被告人是否未能采取该作为义务所要求的合理措施。如果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即使最终发生了不幸的结果，该结果本身也不足以构成可归责的不作为。具体罪名的任何其他构成要件也仍然必须得到证明。

不作为

要以不作为给人定罪，必须满足文字说明

不作为

这种义务可源于制定法或合同、公职或特殊关系、自愿承担责任，或由被告人创设或促成的危险局面文字说明

主观心态

主观的犯罪心态（mens rea）是指犯罪所需的过错要素（fault element）。许多测试关注的是被告人实际上意图、知道或预见到了什么；也有一些罪名涉及客观标准。解题时要识别具体罪名所适用的测试标准，而不要假设每个罪名都使用相同的心理状态。这是刑法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贯穿全书。

盗窃罪涉及不诚实（dishonesty）。如果张三真诚地（honestly）相信财物是自己的，这种信念可以排除拿走财物行为的不诚实性。同样，根据《1968年盗窃罪法》（Theft Act 1968）第2(1)(a)条，真诚相信自己有合法权利拿走他人财物也受保护。这种信念不需要是合理的（reasonable），尽管其合理性有助于陪审团判断该信念是否被真诚持有。

对于欺诈罪（fraud），陪审团首先要查明被告人对事实的实际认知或信念；然后根据被告人所知悉或相信的这些事实，按照普通正派人（ordinary decent people）的标准，判断该行为是否不诚实。被告人不需要意识到普通正派人会将该行为视为不诚实。切勿将这一测试替换成询问被告人是否合理地认为自己是个诚实的人。参见 R v Barton and Booth [2020] EWCA Crim 575。

故意（intention）是某些最严重犯罪所要求的主观心态。直接故意（direct intention）是指促成该结果的发生正是被告人的目标或目的（aim or purpose）。间接故意（oblique intention）涉及的则是这样一种结果：虽然它不是被告人的目的，但客观上几乎一定（virtually certain）会随之发生，并且被告人也意识到它几乎一定会发生。在适当的案件中，陪审团可以基于这些认定来裁定存在故意；仅仅预见到存在风险是不足以认定故意的。

张三为了杀害李四，故意开车撞向李四的车。杀害李四是直接目的。如果损坏李四的车几乎一定会发生且张三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对车辆的损坏可以说明间接故意。假设车里还有张三不知道的王五，且王五被撞死：缺乏专门针对王五的故意并不意味着分析就此结束。下文解释的恶意转移原则（transferred malice）可能适用于王五的死亡。

“几乎一定”（virtual certainty）的指引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除非出现不可预见的介入因素，相关结果客观上必须几乎一定会由该行为导致；并且主观上被告人必须意识到这一事实。随后，陪审团根据全部证据来决定故意是否得到证明。参见 R v Woollin [1999] 1 AC 82。

张三在一家超市安置了一枚炸弹，目的是迫使超市关闭并造成经济损失。在预定爆炸时间前一小时，张三打电话发出警告，但炸弹提前爆炸，导致一名警察丧生。警告电话是与故意相关的证据，但并不会自动排除故意。如果张三没有意识到死亡或真正严重的伤害（really serious injury）几乎一定会发生，那么通过“几乎一定”这一路径来证明谋杀罪所需的故意就不能成立。这是对 Woollin 指引的假设性应用，并非 Woollin 案本身的案情。

主观上鲁莽（subjective recklessness）是指被告人实际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而在其所知悉的具体情况下，冒这种风险是不合理的。它与故意不同：意识到存在风险，并不等同于以该结果为目的或意识到该结果几乎一定会发生。

诸如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精神状况可能会使被告人无法意识到风险。如果罪名要求被告人实际意识到风险，但这一点未获证明，那么不能仅仅因为普通人本会看到该风险就认定构成主观上的鲁莽。参见 R v Stephenson [1979] QB 695。

仅仅“应当”（should have）意识到风险不足以构成主观上的鲁莽。

一旦确立了被告人主观上意识到风险，冒该风险是否不合理，则是在被告人所知悉的情况下按客观标准来评估的。该活动的目的和社会价值可能会产生影响。

为赶时间与朋友见面而冒驾驶风险，与为送受伤的配偶去医院而冒风险，二者在正当性理由上大不相同。但紧急情况并不会自动使任何车速或驾驶方式都变得合理，也不会自动成为超速指控的抗辩事由。仍需结合危险程度、具体情况以及具体罪名来考虑。

过失（negligence）涉及未能达到所要求的客观注意标准：需要考察一个理性人在相关情况下会如何行事。通常不需要被告人实际意识到风险。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罪（gross negligence manslaughter）是本书讨论的主要过失类犯罪，但它所要求的程度远高于普通的民事义务违反。它也并非英国法中唯一涉及客观标准的罪名。

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是指对于某一罪名的至少一个构成要件，不需要证明主观犯罪心态（mens rea）。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罪名完全没有任何心理要素。控方仍然必须证明相关的外部要素以及其余仍需具备的过错要素，同时还必须考虑适用的抗辩事由。超速驾驶和无保险驾驶是具有严格责任特征的常见罪名示例。这类责任常见于监管类犯罪，但并不局限于轻微违法行为。

刑法中存在一项推定，即议会意图让犯罪包含主观犯罪心态（mens rea）的要求。制定法条文保持沉默，本身并不会使该罪名成为严格责任犯罪。不过，结合整部立法来看，这一推定可能会被明确的条文措辞或必然的默示含义（necessary implication）所推翻。以下考量因素可能具有相关性，但没有任何一项是能够单独自动确立严格责任的绝对规则：

• 促进公共安全的目的（例如某些驾驶或环境立法）可能支持将其解释为施加严格责任；

• 对从事可能危害公众的活动的人员进行监管（例如食品生产、受管制物品或酒精的供应，或高危工业活动）可能具有相关性。但具体的制定法措辞和立法体系仍然重要；并非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罪名都是严格责任犯罪；

• 考察免除证明主观犯罪心态的要求是否确实能通过促使人们提高警惕和遵守规定来推动立法的目的。例如，限制向儿童出售彩票的法律就涉及这一问题；不能不考虑其具体条文和任何法定抗辩事由，仅凭其保护性目的就将其归类为严格责任犯罪。

主客观相一致

当某一罪名要求具备主观犯罪心态（mens rea）时，控方必须证明该主观犯罪心态与客观犯罪行为（actus reus）之间在时间上具有必要的关联。这被称为主客观相一致（coincidence）。

张三制定了一个杀害李四的计划，但在执行计划之前，他不小心开车撞死了李四。仅凭先前的计划并不能使这起意外致死事件构成谋杀罪。如果相关构成要件成立，可能会涉及交通犯罪或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罪；但仅仅是开车不够小心，并不会自动构成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罪。

主客观相一致并不总是通过孤立地截取某一瞬间来评估的。具体而言，需要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1. 持续行为（continuing act）：如果客观的犯罪行为可以通过持续行为满足，只要被告人在行为持续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具备主观的犯罪心态即可。

张三无意中将车停在警察脚上，当警察要求他挪车时，他拒绝了。此时施加外力的行为仍在持续，且必要的主观犯罪心态（mens rea）在该持续过程中产生，这可以构成殴打罪（assault by battery）。see Fagan v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 [1969] 1 QB 439

2. 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为（a connected series of acts）：法律可以将构成同一整体过程（one transaction）的一系列行为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将有意的袭击与随后实际导致死亡的行为割裂开来。

张三多次击打李四，意图杀害他；随后他误以为李四已经死亡，便将其推下悬崖，使死亡看起来像意外。事实上，李四当时并未死亡，后来因暴露在环境中而死。相互关联的计划及其实施被视为同一个整体过程（one transaction）；误以为死亡已经发生并不妨碍谋杀罪定罪。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要在任何互不关联的时间点具备犯意就足够了。see Thabo Meli v R [1954] 1 All ER 373

意图转移

假设张三意图开枪杀害李四，但未击中李四而击中并杀死了王五。恶意转移（transferred malice）原则可以将杀人的故意与非预期受害者的死亡联系起来。关于击中对象的错误本身并不会妨碍认定张三犯有杀害王五的谋杀罪。

恶意转移原则有两个限制：

1. 主观犯罪心态（mens rea）必须与所实施的犯罪类型相对应。如果张三向李四开枪却打破了窗户，杀人的故意并不会自动提供刑事损害罪所需的针对财产损害的故意或鲁莽（recklessness）。这些要素必须另行证明。

2. 恶意转移并不是可以将任何不当意图附着于任何最终损害的通用许可。特别是，法院拒绝了将伤害孕妇的意图先转移到胎儿、再转移到出生后婴儿的“双重转移”主张。

张三刺伤一名孕妇，意图杀害她或对她造成真正严重的伤害。孩子随后活着出生，但因刺伤导致的早产而死亡。针对母亲的故意不能以这种方式转移从而成立对孩子的谋杀罪。不过，如果非法行为致人死亡罪（unlawful act manslaughter）的各项要素（包括因果关系）得到证明，仍可成立该罪。见 Attorney-General's Reference (No 3 of 1994) [1998] AC 245。

因果关系

本复习指南中讨论的许多罪名都要求产生特定的结果。这些被称为结果犯罪（result crimes）。

谋杀罪要求有人死亡。如果没有人死亡，就不可能成立既遂的谋杀罪。

诈骗罪（fraud）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例如，虚假陈述型诈骗（fraud by false representation）不需要欺骗真正得逞，也不需要实际发生获益或损失，尽管仍须证明所要求的不诚实（dishonesty）和故意。这一区分是常考考点，从一开始就要牢记。

对于结果犯罪，我们要求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

1. 要满足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用but for test；

张三意图杀害母亲而在饮料中投放氰化物，但母亲死于自然原因而非中毒。如果投毒行为并未导致母亲死亡，张三就不能据此成立谋杀罪，但仍可成立谋杀未遂（attempted murder）。see R v White [1910] 2 KB 124

2. 要满足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的行为必须对结果起到超出微不足道程度的贡献（more than a minimal contribution），并且始终是结果的有效原因（operating cause），但不必是唯一原因。不要把民法侵权中的遥远性（remoteness）公式机械地套用到刑法因果关系的分析中；

张三逃跑的时候一边向警方开枪，一边用人质当人盾，警方还击时不慎射死了人质。合理的防卫反应并不必然中断因果关系链：张三的行为仍可构成死亡的实质性原因，并支持成立致人死亡罪（manslaughter）。见 R v Pagett (1983) 76 Cr App R 279。

张三在打斗中刺伤了一名战友。伤者在被抬去救治的途中被摔了两次，且未得到充分检查，最终因失血过多死亡；如果救治得当本可挽救其生命。然而，最初的刺伤仍然是导致死亡的“有效且实质性”（operating and substantial）原因。存在其他促成原因并不免除张三的刑事责任。see R v Smith [1959] 2 QB 35

张三是一名铁路工头。他在一段铁轨被抬起时误读了火车时刻表。按照规定，旗手本应向驶来的火车发出警告，但旗手并未站在正确的位置。结果火车失事并导致多人死亡。旗手的失职以及火车司机的任何注意力不集中，并不会自动免除张三因其自身在因果关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失职所应承担的责任。see R v Benge (1865) 4 F & F 504

3. 考察是否有新的介入行为（new intervening act）打断了因果关系链。相关事件可能包括受害者的反应、第三方的行为、医疗行为或自然事件。仅仅发生这些事件本身还不够，需要适用相应的因果关系测试来判断。

张三在试图逃离李四的威胁时，跑到了车道上并被车撞成重伤。如果这在当时情况下属于合理可预期的反应，则不必然中断因果关系链，李四可能要对由此造成的伤害负责。可对照 R v Roberts (1972) 56 Cr App R 95 中的逃跑反应原则；跑上车道这个例子只是教学示例，并非该案的具体案情。

李四在被张三刺伤后拒绝接受输血，因为这与李四的宗教信仰相冲突，李四最终因伤死亡。被告人必须接受受害者本来的状态（take the victim as found）。基于该理由拒绝治疗，并不会仅仅因为换成别人就会接受输血而免除张三的责任。见 R v Blaue [1975] 1 WLR 1411。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罕见的身体脆弱性（特殊体质）。如果张三打了李四一拳，而李四的头骨异常脆弱，当李四死亡时，这种脆弱性本身并不会中断因果关系链。但控方仍然必须证明具体致人死亡罪名的其他要素；蛋壳头骨原则（thin-skull principle）既不能直接提供犯罪故意，也不会自动导致谋杀罪定罪。

张三割伤了李四的手指。李四因疏忽没有去接受治疗，最终因破伤风死亡。如果最初的伤情仍然是导致死亡的有效原因（operating cause），受害人未寻求治疗本身并不会中断因果关系链。

张三打了李四一拳，李四倒地后，王五独立地跑过来将李四刺死。如果这一蓄意、独立的行为取代了最初那一拳而成为死亡在法律上具有实质意义的原因，则张三对最初的袭击负责，而不对死亡负责。但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任何后续攻击都会自动产生这种效果。

医疗行为只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才会中断因果关系链。即便是存在过失的治疗，也不会仅仅因为它是死亡的直接原因就中断因果关系链。关键问题在于，该医疗行为是否独立于被告人的行为，并且在导致死亡方面如此强有力，以至于使被告人的贡献变得微不足道。将治疗描述为“明显错误”（palpably wrong）并不是一个取代上述分析的独立的普遍门槛。

自然事件如果足够独立且不可预见，足以取代被告人的行为成为具有法律重要性的原因，则可能会中断因果关系链。比如，假设张三将李四打伤并使其无法移动，留在退潮时的海滩上，李四在涨潮时溺水死亡：涨潮是可预见的，通常不会中断因果关系链。相反，假设张三将受伤的李四留在花园中，随后一道完全出乎意料的闪电击中李四并单独导致其死亡：在这些假设前提下，雷击可能会中断因果关系链。具体应当结合案情事实加以判断；无论是“天灾（act of God）”这一标签，还是被告人声称自己感到意外，都不能直接决定这一问题。

因果关系

谋杀罪要求有人死亡。如果没有人死亡，就不可能成立既遂的谋杀罪。文字说明

因果关系

仅仅发生这些事件本身还不够，需要适用相应的因果关系测试来判断。文字说明

犯罪类型

就审判方式（mode of trial）而言，我们把犯罪分为三类。以下是针对成年人审判的一般框架；特殊的法定程序可能会影响具体案件。

1. 仅可公诉罪名（indictable-only offences），在皇家法院（Crown Court）审判。例子包括谋杀（murder）、致人死亡（manslaughter）、强奸（rape）、第18条（s 18）蓄意伤人或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抢劫（robbery）、加重的入室犯法（aggravated burglary）、加重的刑事损害（aggravated criminal damage）以及加重的放火（aggravated arson）。

我们会在后文区分《1861年侵害人身罪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第47条、第20条和第18条下的三种罪名。这三个法条数字特别值得记住：在这一序列中，数字越小，罪名越严重。

所以，记忆这些仅可公诉罪名（indictable-only）例子的简单口诀就是：“杀、伤（严重故意伤人）、强、抢 + 上述3个加重罪名”。

2. 只可简易审判罪名（summary-only offences）：通常在治安法院（magistrates' court）审判。普通袭击（common assault）和殴击（battery）就是例子；对于这类罪名，被告人并没有要求去皇家法院（Crown Court）受审的一般权利。低价值商店盗窃（low-value shoplifting）在《1980年治安法院法》（Magistrates' Courts Act 1980）第22A条下有特殊规则：在规定的商店顾客情形下盗窃价值不超过200英镑的财物，按简易程序审判，但成年被告人有权选择（elect）在皇家法院受审。此外，还要区分相关价值不超过5000英镑的普通刑事损害（ordinary criminal damage）：在案件分配（allocation）时通常按简易程序处理，且被告人没有上述选择皇家法院受审的权利，但纵火（arson）和损坏纪念碑（damage to memorials）不适用这一价值规则；而且它并非在所有其他目的上都不再属于可公诉罪行（indictable offence）。《2026年犯罪与警务法》（Crime and Policing Act 2026）第47条规定废除上述低价值商店盗窃的特殊规则，但该条尚未生效（prospectively）；因此作案日期和生效条款都很重要。

3. 两可罪名（either-way offences，即可公诉、可简易审判罪名）：根据适用的案件分配（allocation）和选择（election）规则，既可能在治安法院审判，也可能在皇家法院审判。我们在下文简称为“两可罪名”。

大体而言，在这一程序分类中，只可简易审判罪名处于较轻的一端，仅可公诉罪名处于较重的一端，而两可罪名居中。但这种分类是法定的，对严重程度的直觉判断不能替代对法定分类的核查。

常见的两可罪名（either-way offences）例子包括第47条（s 47）和第20条（s 20）伤害罪、欺诈（fraud）、盗窃（theft）、普通放火（simple arson）以及普通刑事损害（ordinary criminal damage），但须受刚才讨论的特殊分配规则规制。入室犯法（burglary）通常属于两可罪名，但某些情形属于仅可公诉罪名。切勿想当然地认为凡是未列入上述简短清单的罪名就一定属于两可罪名。

对于不太熟悉的罪名，在归类前要先确认具体是什么罪名。超速（speeding）和危险驾驶（dangerous driving）不是同一个罪名：普通超速是只可简易审判罪名，而危险驾驶则是两可罪名。不要仅仅根据行为听起来有多严重就去猜测审判方式。

只可公诉罪名和两可罪名并称为“可公诉罪行”（indictable offence）。我们需要区分“只可公诉”（indictable only）和“可公诉”（indictable），不要弄混。

共同犯罪与未完成罪

主犯和从犯

如果你学过中国刑法的共犯理论，共同参与犯罪（joint participation in crime）的概念可能会让你觉得眼熟。可以把这种熟悉感作为起点，但在做题和适用法律时要遵循下文的英国法规则，而不要照搬其他法律体系的分类。

主犯（principal offender）是实施实质性犯罪（commits a substantive criminal offence）的当事人。

共同主犯（joint principals）是指各自参与实施犯罪，并满足犯罪所需的客观犯罪行为（actus reus）和主观犯罪心态（mens rea）要件的当事人。

张三和李四为了偷走一名男子的手机而对其进行攻击。两人在抢走手机前对该男子拳打脚踢。基于这些事实，两人都可以成立抢劫罪的共同主犯。

从犯（accessory, accomplice 或 secondary party）是指协助或鼓励（assists or encourages）主犯实施犯罪的人。区分主犯和从犯看的不是谁的作用更大或更重要：组织策划者可能是从犯，而具体动手实施犯罪的人则是主犯。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对相关犯罪进行了故意的协助或鼓励。见 R v Jogee [2016] UKSC 8。

在李四殴打王五时，张三在一旁喊话鼓励，王五受了重伤。张三虽然没有亲自出手殴打，但如果所要求的协助或鼓励行为以及主观犯罪心态（mens rea）得到证明，张三仍可作为从犯承担责任。

李四计划放火烧毁王五的房子。张三意图帮助实施该犯罪，为李四提供了汽油和打火机。张三不需要亲自点火，也可作为纵火罪的从犯承担责任。

无辜代理人（innocent agents）是指按照他人的指示实施客观外在行为，但不对相关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人。通过该代理人行事的人可能构成主犯。

张三意图偷车。她向李四撒谎，告诉他这辆车是她的，只是需要他去取车。李四真诚相信了这话并去把车取了回来。张三可以通过无辜代理人行事而构成主犯；李四并没有不诚实地偷窃该车。

张三让李四用枪吓唬王五，谎称枪里没有子弹，并意图借此让王五被杀死。李四在不知枪里有子弹的情况下开枪，导致王五死亡。张三可能通过李四这一代理人构成谋杀罪。在这些假设下，李四缺乏谋杀故意，但如果其意图的威胁构成导致死亡的危险非法行为，李四可能构成非法行为致人死亡罪（unlawful act manslaughter）。不构成谋杀罪并不必然意味着不构成任何犯罪。

有时候，控方无法证明究竟是哪一名参与者亲自实施了决定性的行为。如果控方能够证明被告人要么是作为主犯、要么是作为从犯参与了犯罪，且相应的构成要件均已满足，则仍可成功定罪。但需要注意的是，未能证明主犯责任并不会自动确立从犯责任。

既遂犯罪的从犯责任取决于该犯罪的实施。如果计划的犯罪从未发生，就不会就犯罪既遂产生从犯责任，尽管可能会成立未遂罪或其他未完成罪（inchoate offence）。反过来，实施具体行为的人并不总是必须先被定罪或个人可受惩罚，另一名参与者才可能承担责任。请特别考虑无辜代理人和个人免责事由的情况。

张三鼓励李四盗窃，但保安在盗窃发生前发现了他们的计谋。张三因此不构成已完成盗窃罪的从犯。根据事实情况，他仍可能因蓄意鼓励或协助犯罪、共谋犯罪，或参与盗窃未遂而承担责任。这些罪名各有其构成要件；仅有鼓励行为并不自动证明存在未遂。

张三故意利用9岁的李四不诚实地拿走财物。事发后李四被父母带去了外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未满10岁的儿童不可能构成犯罪，但这并不能使张三免责，张三可能通过该儿童作为无辜代理人而对盗窃承担责任。该儿童不在国内并不是决定张三是否承担责任的因素。

对于帮助或鼓励，控方不需要证明如果没有这些帮助或鼓励，主犯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控方必须证明实际上提供了对该犯罪的帮助或鼓励。鼓励必须传达给主犯，使其能够对主犯的心理产生作用；而帮助则不一定总是需要被主犯知晓。不要将这种不需要“若无则不（but for）”因果关系的规则扩展到所有参与形式：促成（procuring）犯罪需要存在因果联系。

检方无需证明“如果没有张三的鼓励，李四就会放弃犯罪”。但必须证实这些言语确实作为鼓励被传达了；未被听到的喊叫，本身并不构成对李四的鼓励。

仅仅出现在犯罪现场通常不足以确立协助或鼓励。然而，根据具体情况和被告人的意图，在场确实可能产生那种效果。

在黑社会团伙的暴力冲突中，个人的蓄意在场作为支持，可以起到鼓励他人的作用。仅凭群体身份或单纯的靠近，不足以证明必要的参与行为和意图。

张三是一名士兵，当他进入营房，发现一名女子正被其他士兵强奸。他既未干预也未抗议，只是留在房间里。仅仅在场且未加干预本身是不够的：控方必须证明存在故意的鼓励或帮助。R v Clarkson [1971] 3 All ER 344 一案说明了必须将蓄意鼓励与单纯在场区分开来。

从犯的意图

始终要确定从犯自身的犯罪意图（mens rea）。必须证明蓄意的协助或鼓励以及必要的认知；主犯罪名中包含严格责任要件这一事实，并不会自动免除从犯的心理要素。

在营房的例子中，如果检方无法证明张三有意协助或鼓励该强奸行为，仅凭在场并不构成从犯。

如果协助或鼓励行为被明确限制在针对特定受害者的犯罪范围内，而主犯明知地针对范围之外的其他人实施了不同的犯罪，则从犯不会自动对该被替换的犯罪承担责任。需要确定从犯意图协助的对象；这与在预期攻击范围内因意外导致错误的受害者受伤是不同的情形。

对于从犯来说，检方必须证明其具有协助或鼓励犯罪的意图，并了解使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的事实。从犯无需预先知道每一个细节。如果实际实施的犯罪属于其意图协助的潜在犯罪范围之内，这通常就足够了。但需注意，仅仅预见到可能发生某项犯罪并不等同于有意协助该犯罪。

李四要求张三在他入室盗窃某所房子时望风。如果李四决定改去盗窃另一所房子，这并不必然免除张三的责任，前提是其协助意图依然延伸至该盗窃行为。但仅仅知道李四是惯偷是不够的。如果李四转而实施了张三意图之外的杀人行为，张三并不自动成为谋杀罪的从犯。

张三将枪卖给李四，明知李四计划用它杀害配偶，且意图通过出售来协助这一计划。张三可能对受害者是否存活完全漠不关心，但这并不妨碍他蓄意协助了谋杀。并不需要有致受害者死亡的积极愿望。

张三为李四提供枪支，意图协助一系列所预谋犯罪中的一种——抢劫、谋杀或严重伤害——但不知道具体会实施哪一种。如果李四实施了其中一种（例如抢劫），张三可能承担责任。关键点在于蓄意协助的范围，而非单纯意识到枪支可能被滥用。

从犯可能会否认任何协助意图。检方可以依靠行为和情境来证明该意图。预见到主犯可能实施犯罪可以作为协助或鼓励意图的证据，但并不等同于该意图。参见 R v Jogee [2016] UKSC 8。

张三和李四计划给王五一个教训，意图造成一定的伤害，但并无造成死亡或极其严重伤害（really serious harm）的意图。实施中，张三打王五的面部，李四踢了他。然而，在攻击快要结束时，李四突然用刀刺向王五，导致其死亡。除非检方证明张三本身具有必要的意图——即意图协助或鼓励李四带着谋杀故意（意图致人死亡或造成极其严重伤害）实施杀害行为，否则张三不成立谋杀罪的从犯。张三的在场以及预见到李四可能会动刀，依然不能作为决定性证据。不过，张三仍可能成立非法行为致人死亡罪（unlawful act manslaughter），除非李四的行为构成压倒性的介入事件（overwhelming supervening event），足以让最初的殴打仅仅退化为背景（即让张三和李四一开始的计划成为历史）。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问题；缺乏协助谋杀的意图，并不会自动排除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成立。

意图可以是附条件的。如果相关条件出现，同意在“必要时”升级行为可以确立所需的意图。

张三和李四同意入室盗窃，张三负责望风。他们意图在不惊动住户的情况下取走财物，但也同意如有必要可对住户进行攻击。如果住客醒来，李四实施了协议范围内的攻击，张三可能要对该攻击负责，前提是该罪名所需的犯罪意图已被确立。对使用某种程度武力的同意，并不自动等同于协助谋杀的意图。

从犯的撤回

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一般抗辩。首先，考虑从参与中撤回。

改变主意并有效地在犯罪前撤回其协助或鼓励的从犯，可以避免承担犯罪责任。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充分取决于案件事实，通常由陪审团裁定。考虑以下例子：

张三在入室犯法发生前两周试图说服主犯不要实施该犯罪行为。这些努力可以作为退出参与的相关证据；但仅仅过去了两个星期这一事实并不能决定退出是否有效。见 R v Grundy [1977] Crim LR 543。

张三和李四在入室犯法的过程中被房主发现。张三从窗户跳了出去；李四随后用刀刺死房主。单纯离开并不必然构成对已提供帮助的有效退出。在那样晚的阶段，可能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抵消已提供的帮助或设法阻止进一步的犯罪。见 R v Becerra (1976) 62 Cr App R 212。对杀人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的范围也必须满足上文解释的犯罪意图规则。

退出参与通常要求通过语言或行为作出明确且及时的传达。如果客观上不可能传达，或者在突发性暴力事件中传达并不切实可行或不合理，则可以免除传达要求；但被告仍须表明其已有效脱离参与。仅仅在内心改变主意，或者只是未到场，通常是不够的。何为合理且有效的退出，取决于已经提供的帮助、所达到的阶段以及抵消该帮助的机会；已提供的实质性帮助越多，退出时就可能需要采取越实质性的措施。

未遂罪

这里我们要学习特定的雏形罪形态：未遂罪（the offence of attempt）。请依次研究以下要求：

1. 所涉及的犯罪通常必须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下的可公诉罪行（indictable offence），且不能是被法定排除的罪行。1981年《刑事未遂罪法》第1(5)条也涵盖了低价值商超小偷小摸行为，尽管其特殊的简易审判分类仍然有效。

纯粹的仅可简易审判（summary-only）的犯罪通常没有1981年法案下的法定未遂形态。普通刑事毁损罪并非这一命题的准确例证：将小额毁损作为简易程序处理并不抹除其在所有层面上的可公诉属性，且损坏财产未遂是可以构成的犯罪。

在第22A条的机制适用期间，商超小偷小摸（low-value shoplifting）明确涵盖在未遂罪立法中。因此，如果满足行为和意图要求，张三可能因试图盗窃价值20英镑的键盘而承担责任。2026年《犯罪与警务法》第47条的废除条款虽然已制定，但尚未生效；该条款未来生效后将取消这一特殊延伸，因为届时商店盗窃将与普通盗窃归为一类。该废除尚需遵循生效日期及对特定犯罪日期的保留规定。

第1(4)条将以下行为排除在未遂罪之外：共谋犯罪；协助、教唆、怂恿、促使或唆使犯罪；1961年《自杀法》第2(1)条规定的鼓励或帮助自杀；1967年《刑事法律法》第4(1)条和第5(1)条规定的协助罪犯或接受报酬以隐瞒信息的特定罪行；以及2023年《在线安全法》第184(1)条规定的鼓励或帮助严重自残。因此，“试图共谋”是被排除的。不要将这些排除条款与鼓励或帮助犯罪的独立法定罪行混淆。

2. 被告人必须实施了一项行为（an act）。

思想是自由的。想法本身，无论多么邪恶，都不可以被定罪。

3. 该行为必须不仅仅是实施该犯罪的预备行为（more than merely preparatory）。

张三带着杀人的意图，用一把锯短的猎枪直面预定的受害者，但受害者成功逃脱。控方不需要证明张三实施了最后一步可能的行为：该行为可能已经超出了单纯的预备阶段。见 R v Jones [1990] 3 All ER 886。

张三在学校男厕所藏匿了一个装有刀具、胶带和绳子的背包，但在接触或试图拘禁儿童之前被抓获。这些事实说明了预备行为与未遂之间的区别：仅有设备和意图是不够的。可参考 R v Geddes [1996] Crim LR 894 一案，在该案中，非法监禁未遂的定罪被撤销，因为其行为尚未超越预备阶段。

张三戴着摩托车头盔在邮局外等了半小时，随身携带一把仿真枪和一张威胁性纸条，随后在进入邮局或直面任何人之前，在距离门口一码处被逮捕。问题在于张三是否已经着手实施抢劫本身，而不仅仅是在为此做准备。对比 R v Campbell (1991) 93 Cr App R 350，该案中邮局外的行为被认定为仅仅是预备行为。在特定案件事实下，进入建筑物或掏出武器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两者都不是普遍适用的法定分界线。

4. 被告人必须具有实施未遂罪所要求的意图。在所涉既遂犯罪允许因鲁莽（recklessly）导致特定结果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未遂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造成该结果的意图；该结果本身不必实际发生。意图可以通过适当的直接意图（direct intention）或间接意图（oblique-intention）的审查来确定。然而，不要臆断每一种未遂犯罪的所有情节或额外要素都需要意图：必须对特定犯罪的心理要素进行单独分析。

张三打算对配偶造成真正严重的身体伤害，但并不意图致其死亡，且配偶活了下来。单凭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不足以构成谋杀未遂（attempted murder），谋杀未遂要求具备杀人的意图。见 R v Whybrow (1951) 35 Cr App R 141。

如果张三蓄意对妻子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而妻子最终死亡，则可能转而成立谋杀罪。这说明在这一方面，谋杀未遂的心理要素要求比完成的谋杀罪更为狭窄。

普通放火（simple arson）既遂可以通过证明被告人无合法理由（without lawful excuse）、以放火方式鲁莽（reckless）损毁他人财产而成立；但普通放火未遂（attempted simple arson）必须证明被告人具有以放火方式造成相关损毁的故意（intention），仅对是否会发生损毁持鲁莽心态是不够的。See R v O'Toole [1987] Crim LR 759。注意将这一点与加重放火未遂（attempted aggravated arson）中关于危及生命（danger to life）的主观要件这一独立问题区分开来。

不可能性与未遂罪

事实上的不能本身并不阻止未遂罪的责任成立。仍然必须证明具备所需的意图以及不仅仅是预备的行为。

张三意图杀害李四，并认为李四正在睡觉，于是刺向她的喉咙。事实上，李四已因自然原因死亡。尽管杀害一个死人是不可能的，但基于张三所相信的事实，他仍可能犯有谋杀未遂罪。

张三试图毒害李四，但所谓的毒药是无害的伪劣材料。只要证明了要求的行为和意图，对物质的错误认识本身并不会阻止谋杀未遂罪的责任成立。仅仅购买该材料未必已经构成超越预备阶段的行为。

相比之下，如果被告人意图实施的行为在适用法律下（即使按照被告人所相信的事实）不构成犯罪，那么仅仅基于错误地认为其违法并不会产生未遂罪。此处普通案例的相关法律指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

在张三的祖国，双方自愿的同性关系是被禁止的。张三安排与另一名成年男子在英格兰进行双方自愿的性活动，该活动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合法的。如果完成所打算的行为在当地不构成犯罪，那么仅仅因为张三认为其违法而试图完成该行为，并不构成未遂罪。

针对人身的犯罪

谋杀

谋杀（murder）是在国王治下的和平时期具有事前的恶意非法杀害人类的行为（The unlawful killing of a human being under the King's peace with malice aforethought）。不要被这个古老的表述误导：“事前的恶意”并不要求仇恨或事先制定的计划。

“在国王治下的和平时期”（under the King's peace）并不意味着在战场上杀人就一概不属于谋杀。在合法作战中杀害敌人，与非法杀害已不再战斗的伤员是不同的。战争并不是杀人的普遍许可证。

“人类”（a human being）意味着在活产前死亡的胎儿本身不是谋杀罪的被害人；但导致流产仍可能涉及其他严重犯罪。要注意将这种情况与产前伤害导致婴儿在活产后死亡区分开来：后者可能构成杀人罪。伤害母亲的故意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谋杀后来出生婴儿的故意。见 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3 of 1994) [1998] AC 245。

谋杀罪是一种结果犯罪，这意味着检方必须证明死亡的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由于每个人最终都会死亡，因此加速他人死亡可以满足因果关系的要求。死亡可以根据适用的医学标准，通过脑干功能永久丧失来认定；单纯的脑损伤或昏迷并不等同于死亡。

事前的恶意（malice aforethought）定义为被告人有杀人或者造成严重身体伤害（grievous bodily harm, GBH）的意图。就谋杀罪而言，即使死亡并非被告人的目的，只要有造成真正严重伤害（really serious injury）的意图即已足够。

作为复习，间接故意也是故意。张三恶作剧从楼上丢下石头砸李四。假设除非出现某种无法预见的介入因素，否则死亡或真正严重的伤害是几乎必然的结果（virtually certain consequence），且张三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即使伤害并非张三的目的，陪审团也可以认定他具备所需的故意。如果石头导致李四死亡且没有适用的抗辩事由，张三就可能成立谋杀。这种“几乎必然”必须由张三本人认识到；仅仅是一个理性人会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但是，未达到所需故意程度的心态不能成立谋杀。张三和李四在高速上追逐，最后因车祸导致李四死亡。假设张三既没有打算导致李四死亡或真正严重的伤害，也没有认识到这两者几乎必然会发生。他的驾驶行为可能是过失甚至鲁莽（reckless）的，但这些设定的事实并不足以成立谋杀。至于是否构成其他杀人罪或驾驶犯罪，则需要证明各自相应的构成要件。

另一个复习点：如果被告人仅仅有造成真正严重伤害的意图，而最终无人死亡，则在此基础上既不构成谋杀既遂，也不构成谋杀未遂。谋杀未遂要求有杀人的意图，并伴有超出单纯犯罪准备阶段的行为。仅有杀人的意图而无此类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未遂。

自愿致人死亡

有三种部分辩护理由可以将谋杀罪减轻为自愿致人死亡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失控（loss of control）、减轻责任（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和自杀协议（suicide pact）。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前两种。一旦部分辩护理由成立，定罪就会改为致人死亡罪（manslaughter），该罪不强制判处终身监禁，而非像谋杀罪那样附带强制终身监禁。

简而言之，自愿致人死亡罪是指原本会构成谋杀，但因存在减轻罪名的部分抗辩而降格的杀人行为。它并不仅仅是故意杀人的另一个名称。

如果符合法定条件，失控（loss of control）可以将谋杀减轻为自愿致人死亡。一旦有充分证据提出该抗辩（无论证据来自何方），检方就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反驳该抗辩。法官负责决定是否存在证据，使得受到妥当指引的陪审团能够合理地得出该抗辩可能适用的结论。这三个条件是：

1. 被告人在实施杀害或参与杀害时的作为或不作为，确实是由于其失去自我控制（loss of self-control）所致。这是一项主观要求，并要求具备因果关系；

失控不必是突然的。假设张三长期遭受丈夫虐待。在又一次遭到殴打后，她等待了半小时，趁丈夫熟睡时杀害了他。时间上的延迟并不会自动否定该抗辩，但受虐待的历史也不会自动使该抗辩成立。证据必须表明她确实失去了自我控制；出于深思熟虑的报复欲望（considered desire for revenge）而行事是被排除在外的。在判断她是失去了控制还是已经恢复了控制时，时间间隔和任何事前计划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法律上并没有固定的“半小时冷静期”规则。可对比 R v Jewell [2014] EWCA Crim 414 中关于失控的讨论；注意这里只是一个教学假设例子，并非该案的案情陈述。

2. 被告人的失控必须是由合格的契机（qualifying trigger）导致的：害怕被害人对自己或另一特定的人施加严重暴力；或者某些言行构成了性质极其严重（extremely grave character）的情况，并使被告人有正当理由感到遭受了严重不公（justifiable sense of being seriously wronged）；或者是上述两种契机的结合。后一种情况同时要求情况性质极其严重，以及有正当理由感到遭受严重不公。如果被告人是为了制造使用暴力的借口而故意挑起某种行为，则不能依赖由此产生的恐惧或受不公感。

害怕遭受严重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合格契机。所害怕的暴力必须来自被害人，并且是针对被告人或另一特定人员的。制定法没有对“严重暴力”（serious violence）另作定义。普通的恐惧并不会自动满足要求，且该抗辩的其他要件仍然必须满足。

单纯的性不忠（sexual infidelity）本身被排除在合格契机之外，即使被告人是当场亲眼目睹也不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争议涉及其他合格契机时，必须把所有关于出轨的背景情况都从周围情势中剔除。

假设张三的妻子承认与多名男子出轨，并嘲讽张三多次自杀未遂，随后张三杀害了妻子。在 R v Clinton [2012] EWCA Crim 2 一案中，法院区分了“单纯的出轨”与“作为评估其他所主张的合格契机时不可或缺的背景一部分的出轨”。这并没有为杀害不忠配偶的人确立一项普遍的抗辩理由。法院在该案中下令重审；各项法定要件仍然必须予以考量。请将这个例子作为检验这一区分的方式，而不要将其视为自动成立自愿致人死亡罪的结论。

3. 一个与被告人同龄、同性别，具有正常程度的忍耐力和自我克制力（normal degree of tolerance and self-restraint）并处于被告人所处情势（circumstances）下的人，可能会做出相同或类似的反应。如果某些情势的唯一相关性只是降低了被告人一般的忍耐力或自我克制能力，则在进行这一比较时应将其排除在外。

如果被告人是自愿醉酒，在进行比较时不会采用醉酒之人降低了的自我克制力标准。但是，针对被告人已有的酒精依赖症（alcohol-dependency condition）进行嘲弄，可能与所主张的合格契机有关；但该病症并不会因此被用来降低所要求的正常忍耐力和自我克制力标准。同样，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历史也可能与被告人所处的情势有关。这两种背景都不会自动使该抗辩成立。

减轻责任（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将法定举证责任（legal burden）置于被告人身上，被告人必须按照可能性权衡标准（balance of probabilities，即大于对半开的民事证明标准）予以证明。切勿将其与失控抗辩在有充分证据提出后由检方承担的举证责任相混淆。公认的精神疾病可以符合条件：该抗辩并不局限于未达到精神疾病程度的心理异常。根据《1957年杀人罪法》（Homicide Act 1957）第2条，必须满足以下要件：

1. 被告人当时患有心理功能异常（abnormality of mental functioning）。R v Byrne [1960] 2 QB 396 是对旧法中“心智异常”（abnormality of mind）这一表述的历史性解释；现在必须适用现行的法定测试标准，而不能将任何偏离普通人日常行为的情况都视为足够；

2. 该异常必须源于一种公认的医学状况（recognised medical condition）；

在该领域中被考量过的状况包括：受虐配偶综合征（battered spouse syndrome）、精神病态人格障碍（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disorder）和抑郁症（depression）。标签本身并非通向结论的捷径：必须由医学证据证明存在相关状况及精神异常，且该抗辩的其他法定要件也必须全部满足。

单纯的急性自愿醉酒（acute voluntary intoxication）本身不能成立减轻责任。酒精依赖综合症（alcohol-dependency syndrome）则可能相关。在饮酒或吸毒伴发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例子中，同样的区分也很重要：必须证明存在公认的精神疾病，而不仅仅是喝醉或吸毒后的即时反应。仅凭诊断名称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存在实质性减损或能为杀人行为提供解释。见 R v Dowds [2012] EWCA Crim 281。

3. 该异常实质性减损（substantially impaired）了被告人（a）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b）做出理性判断，或（c）行使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三种能力中有任何一种受到实质性减损即已足够。“实质性”（substantial）并不仅仅指超出微不足道的程度，但也不必达到完全丧失能力的程度：见 R v Golds [2016] UKSC 61；

4. 该异常必须能为被告人在实施杀害或参与杀害时的作为或不作为提供解释；具体来说，该异常必须导致了该行为，或是导致该行为的重要促成因素（significant contributory factor）。仅仅是巧合是不够的。（因果关系）

非自愿杀人

在被告人导致他人死亡，但没有构成谋杀所需的意图时，可能成立非自愿致人死亡（involuntary manslaughter）。仅仅缺乏杀人或造成真正严重伤害的意图，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成立非自愿致人死亡（manslaughter）。我们接下来看两种形式，分别是非法行为致人死亡（unlawful act manslaughter）和重大过失致人死亡（gross negligence manslaughter）。

对于非法行为致人死亡（unlawful act manslaughter），控方必须证明以下要素：

1. 被告人故意从事了一个客观上危险的非法行为（intentionally performed an unlawful act which was objectively dangerous）。该行为必须构成一项具备其所需构成要件的刑事犯罪，并且所有清醒且理性的人都会认识到该行为使他人面临至少遭受某种身体伤害的风险。这种伤害不必是严重的，死亡也不必是可预见的。

“故意行为”并不意味着基础犯罪必须总是要求有造成伤害的意图。控方必须证明该基础犯罪本身的主观要件；如果基础犯罪的主观要件是鲁莽（recklessness），那么鲁莽就足够了。法律并不额外要求被告人预见到死亡。不要将此与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相混淆：仅仅是以过失的方式实施原本合法的活动，通常不能作为非法行为致人死亡的基础。

单纯的不作为不能构成本罪中的非法行为。然而，在行为人负有法律上的作为义务且满足该罪其他要件的情况下，不作为可以成立谋杀罪或重大过失致人死亡罪。

该行为必须是危险的，但不必是对他人实施的暴力袭击。如果证明了所需的危险性及其他构成要件，刑事毁坏财物罪（criminal damage）、入室盗窃（burglary）或抢劫都可以作为基础犯罪。仅仅依靠罪名本身并不能证明危险性。

首先要确定一项独立的犯罪，并处理针对该犯罪的任何抗辩。思考这个改编的枪支例子：张三和李四检查了一把枪，并认为它无法击发；李四没有预期会遭受非法武力，张三也没有意图或预见到会施加非法武力。然而枪还是响了。如果拟指控的基础犯罪是袭击（assault），不能仅仅因为发生了致命射击就认为袭击的构成要件已获证明。R v Lamb [1967] 2 QB 981 说明了这个问题；该案的实际案情涉及一把左轮手枪以及当事人对其运作机制的误解。至于是否构成重大过失，则是另一个独立的问题。

非法行为不必针对死者，甚至不必是针对人的犯罪。假设张三从桥上把铺路石推向火车，意图造成损坏，结果一名铁路职工被砸死。一旦基础犯罪成立，张三未能意识到对人的危险并不会推翻客观危险性检验。这说明了 DPP v Newbury and Jones [1977] AC 500 的规则。至于声称把实弹误当成空包弹的说法也需要谨慎对待：理性旁观者会被赋予被告所知悉的相关事实，但被告自己对危险的评估并不能决定这一问题。see R v Ball [1989] Crim LR 730

在入室盗窃（burglary）过程中，占有人年迈和明显体弱的情况可能会被行为人知晓，从而使一个理性的旁观者能够明显看出存在造成身体伤害的风险。R v Watson [1989] 2 All ER 865 说明了在犯罪过程中获知的信息。该案并不能作为先例来证明在任何入室盗窃中辱骂占有人就会自动成立非自愿致人死亡（manslaughter）：控方还必须证明因果关系。上诉法院认可了这种关于行为人所获知信息的处理方法，但该案的定罪因陪审团退庭商议后法官所作指示的另一个独立问题而被推翻。

应当赋予理性的旁观者被告人所知悉的相关情况，包括在行为持续过程中所获知的信息。如果被告人知道被害人有心脏病，这一认知就是重要的。但如果某项隐蔽的身体状况是被告人既不知道也无法观察到的，则不能仅仅因为在被害人死后发现了该状况，就将其赋予给理性的旁观者。

2. 该非法行为必须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导致了死亡。这里适用我们在第一章学习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则；死亡发生在非法行为之后，其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因果关系。

重大过失致人死亡（gross negligence manslaughter）超出了普通的过失。控方必须证明存在注意义务、过失违反该义务、由该违反义务行为引起的且在当时可合理预见的严重且明显的死亡风险（serious and obvious risk of death）、死亡的因果关系，以及过失严重到足以证明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程度（即重大过失，gross negligence）。法官曾用很多强调性的词汇来形容这种严重程度，例如“culpable”、“criminal”、“exceptional”和“flagrant”等。但最终的评估属于陪审团判断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该行为是否确实恶劣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truly exceptionally bad）？这里的风险必须是死亡风险，而不仅仅是受伤风险。此外，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过失遗漏的检查原本会揭示某些信息，就将被告人实际上并不掌握的知识强加给被告人。参见 R v Rose [2017] EWCA Crim 1168。

没有必要的注意义务、违反义务或因果关系，重大过失致人死亡就不能成立。普通的侵权过失原则有助于识别注意义务，但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每一条限制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则也会排除刑事责任。法官负责确定法律框架以及证据是否有能力证明存在注意义务；如果相关事实存在争议，则必须由陪审团在这些法律指示下裁决事实。至于结果要件则很直接：谋杀以及这里讨论的两种非自愿致人死亡都要求有人死亡。

不要仅仅因为危险或重大过失行为本可能致人死亡，就凭空造出“非自愿致人死亡未遂（attempted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这种罪名。传统的“没有致人死亡未遂（no-attempted-manslaughter）”这一要点见 R v Creamer [1966] 1 QB 72 的讨论。

袭击

袭击罪（assault）是故意或鲁莽地使他人产生对即刻且非法人身暴力的预期（apprehend immediate and unlawful personal violence）。这里的鲁莽关注的是被告人自己是否实际意识到相关风险，而不只是合理人本应预见到什么。

用枪指着人，虽然枪里面没有子弹，但只要对方产生了即将遭受非法暴力的预期，且具备所需的故意或鲁莽，就可以构成袭击。但是，如果对方熟睡，或者完全没意识到背后有枪指着，就不会产生这种预期；在他仍未意识到的情况下，甚至开枪也不成立这一特定形式的袭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枪合法：如果打中了可能构成殴击（伤害，battery），还可能成立其他既遂或未遂犯罪。

预期（apprehension）并不等同于害怕（fear）。用枪指着火云邪神，即使这位武林高手确信自己能徒手接子弹，也仍可能构成普通袭击（assault）。关键在于他是否预期到即刻的非法暴力，而不在于他是否感到害怕。如果他根本没有预期到任何此类暴力，则该要件不成立。

所预期的暴力必须是即刻的。张三仅声称明天要用枪杀死李四，这句话本身并不是对即刻暴力的威胁；但说话时拿枪指着对方，视具体情况可能会另行造成即刻威胁。要注意区分“现在预期以后会受到暴力”与“预期在即刻的将来会受到暴力”。即刻并不一定意味着瞬间发生；担心在一两分钟内会施加的暴力，也可以符合要求。

存在物理阻隔并不当然排除袭击。李四锁着门，张三不停地捶门并威胁要进来杀了李四。如果李四产生了遭受即刻非法暴力的预期，且张三对此具有故意或鲁莽，就可能构成袭击。门是否锁着以及该威胁看起来是否能够即刻付诸实施，都属于需要结合案情评估的事实。

言语，有时甚至沉默，都足以构成袭击。张三反复打电话给李四，一句话不说，只让李四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单纯的精神痛苦并不是判断标准。如果这些电话使李四预期会遭受即刻的非法武力，且张三对该结果具有故意或鲁莽（reckless），就可能构成袭击。具体情况（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至关重要。见 R v Ireland [1998] AC 147。

伤害

伤害罪（殴击罪，battery）是故意或鲁莽地对他人施加非法武力（application of unlawful force）的行为。它并不要求造成肉眼可见的伤情。

从背后打人，如果被害人毫不知情，在严格意义上可能不涉及袭击。如果这一击没打中，该击本身不构成伤害（battery），但可能成立其他犯罪或犯罪未遂。如果打中了，只要武力是非法的且证明了所需的故意或鲁莽，就构成伤害。

张三推了一把李四，把李四撞到王五身上。如果必要的犯罪心态（mental element）和违法性（unlawfulness）均得以确立，该武力对李四和王五两个人都可以构成殴击罪（battery）。武力可以间接施加。参见 Haystead v Chief Constable of Derbyshire [2000] 3 All ER 890。

张三在剧院堵住出口并大喊“着火了”，导致观众涌动并互相挤压。如果张三故意施加该间接武力或对此持鲁莽（reckless）态度，这种间接武力即可构成殴击罪（battery）；具体适用哪一更严重的罪名，取决于所证明的伤害程度和犯罪心态。参见 R v Martin (1881) 8 QBD 54，该案涉及第20条下非法且恶意地施加严重身体伤害（unlawfully and maliciously inflicting GBH under section 20）。

同意（consent）是伤害罪中的经典问题。同意可以是明示的（express）或默示的（implied）。但同意并不是可以随意加害他人的万能许可，尤其是在涉及实际身体伤害（ABH）或更严重伤害的情况下。

握手、友好的轻拍背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正常的轻微推挤，通常都属于社交中可接受（socially accepted）的身体接触。但不要把所有的推搡都归入这一类：如果有人踩在你的脚上，使用必要且相称的武力脱身可能是正当的；但报复性地推人一把，并不当然受默示同意的涵盖。

体育比赛、外科手术和粗暴的嬉戏（rough horseplay）体现了同意可能起作用的场景，但均须受各公认类别界限的限制，并非对任何伤害都一概免责的例外。同样，也不能仅因受刑者本人同意，就把宗教鞭打视为允许造成严重伤害的既定一般许可。对于第18条、第20条和第47条下的犯罪，为获取性快感而同意承受伤害受《2021年家庭虐待法》（Domestic Abuse Act 2021）第71条的专门限制；该条界定的“严重伤害”（serious harm）包括实际身体伤害（ABH）。该法就第20条和第47条保留了特定的性传播感染例外，下文会讨论。

关键要看病人实际上同意的是什么。病人对真正医疗检查的同意，并不会仅仅因为医生怀有未披露的性动机就自动失效。但如果通过就检查进行欺骗而获得的表面同意，针对的其实是性质或属性截然不同的身体接触，则不能算作对该接触的有效同意。R v Tabassum [2000] EWCA Crim 90 在当时管辖猥亵袭击（indecent assault）的法律下说明了这一区分。不要把任何未充分履行医疗告知义务的情形，或任何隐瞒动机的情形，都当作会自动成立刑事袭击。

对于普通的袭击或伤害（battery），如果被告人真诚地相信对方同意，即使这种相信是错误的，也可能使控方无法证明所需的主观心理要素；不过，这种相信若不合理，可能会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真诚抱有该相信。不要把醉酒（intoxication）当作自动排除“错误相信对方同意”的事由：在 R v Richardson and Irwin [1998] EWCA Crim 3269 中，法院区分了“相信对方同意粗暴嬉戏”与“对造成伤害的预见”，对于后者，问题还可以包括被告人在清醒时本会意识到什么。此外，如果法律规则本身认定同意对相关伤害在法律上无效，被告人相信对方同意也无法凌驾于该规则之上。切勿把这一主观相信规则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独立的制定法性犯罪中。

第47条：造成实际身体伤害（Section 47 ABH）

袭击（assault）和殴打（battery）的构成要件由普通法界定，而《1988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 1988）第39条为其提供了成文法的简易程序框架。题目中可能会用common assault和common battery表示这两个罪名；此外，“assault”有时也会被广义地用来涵盖battery，因此需要结合上下文来阅读。

接下来讨论《1861年侵害人身罪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简称OAPA）下的三项罪名：第47条、第20条和第18条。作为一个记忆辅助，我们从ABH逐渐过渡到创伤（wounding）或真正严重的伤害（really serious injury），其中第18条还要求进一步的特定意图（specific intention）。不要把法条数字直接当成完整的量刑或严重程度公式。我们先从第47条的ABH开始。

对于第47条下的袭击致人实际身体伤害罪（assault occasioning actual bodily harm），检方必须证明：

1. 构成袭击（assault）或殴打（battery），且具备其所要求的故意或鲁莽（recklessness）。

被告人不必意图或预见到造成ABH；具备基础袭击或殴打行为的主观犯意就足够了。张三拿枪指着李四以恐吓他，结果枪支意外走火，造成了一处擦伤。如果袭击行为和因果关系得到证明，且该伤害达到了ABH的程度，就可以适用第47条。轻微的擦伤并不会自动达到这一程度。

假设张三在强奸未遂过程中袭击了李四，李四在挣脱逃跑时造成了脚踝骨折。单纯强奸的打算本身并不是袭击（assault）：首先要识别出具有威胁性或身体接触的行为。张三不必意图造成那一特定伤害。逃跑行为必须在因果关系上仍可归因于该袭击；如果反应过于出人意料以至于切断了因果关系链，情况就不同了。这个改编的例子旨在说明 R v Roberts (1972) 56 Cr App R 95 中的逃跑致伤原则，而非照搬该案的具体案情。

2. 其次，袭击或殴打行为必须导致（occasioning）伤害（因果关系）；

3. 造成的伤害必须达到实际身体伤害（actual bodily harm, ABH）的程度。

ABH是指干预受害人健康或舒适、且超过短暂和微不足道（more than transient and trifling）程度的伤害。淤青（bruises）、抓伤、烧伤、肿胀和擦伤都可以构成实际身体伤害，具体取决于其程度。不要因为某项伤害严重到也可以被称为GBH，就想当然地认为它被排除在ABH之外；这两者并不是完全互不重叠的独立格子，ABH并没有一个硬性的上限。

未经同意剪掉他人少量头发可能构成非法侵犯（battery），但尚未达到实际身体伤害（ABH）的程度。剪掉大量头发则可以构成ABH，即使剪头发本身并不会带来疼痛。剪发的程度和具体情况至关重要。参见 DPP v Smith [2006] EWHC 94 (Admin)。

精神伤害（psychiatric injury）也可以构成身体伤害（bodily harm），但必须是可识别的临床病症（recognisable clinical condition），而不仅仅是恐惧、痛苦或惊慌。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如果超过短暂和微不足道的程度，有可能构成ABH；但在日常用语中仅仅形容某人难过或“抑郁”，并不足以确立这种临床状况。

Section 20 创伤或GBH

要给被告人定s 20 wounding / inflicting GBH，检方必须证明：

1. 被告人必须非法造成创伤（wounding）或GBH；

创伤（wound）要求整个皮肤破裂，包括表皮（epidermis）和真皮（dermis）。因此，完整皮肤下的淤青不是创伤。没有皮肤破裂的骨折也不是创伤，尽管它可能构成GBH。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每一处骨折无论其性质和具体情况如何，都会自动构成真正严重的伤害（really serious injury）。

GBH意味着真正严重的身体伤害（really serious bodily harm）。伤害是否真正严重是一个由陪审团决定的事实问题，需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包括受害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多处伤害可以合并考量：单独来看不那么严重的几处伤害，累积起来可能构成GBH。在 R v Bollom [2003] EWCA Crim 2846 案中，陪审团还必须确信，合并依赖的这些伤害是作为同一次袭击的一部分归因于被告人的，而不是不同场合下的多次独立袭击。

极端的身体改造（如切除耳朵或舌头分叉）可以构成GBH。在 R v BM [2018] EWCA Crim 560 所审理的非医疗操作中，仅凭受害人同意（consent）并不能提供抗辩；这些操作不会仅仅因为被称为“身体艺术”就被纳入公认的例外情形。

传播HIV病毒可以构成造成（infliction of）GBH。但仍需证明因果关系和所要求的主观犯意；传染疾病并不是严格责任罪名。在鲁莽传播的案件中，针对特定风险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不同于单纯对性行为的同意。见 R v Dica [2004] EWCA Crim 1103 和 R v Konzani [2005] EWCA Crim 706。《2021年家庭虐待法》（Domestic Abuse Act 2021）第71(4)条针对其“性满足规则”（sexual-gratification rule）保留了一项特定例外：如果第20条或第47条下的伤害是由性传播感染构成或引起的，且受害人在同意性行为时知道或相信被告人患有该种感染，则适用该例外。

可识别的精神疾病（如严重的抑郁症）如果达到真正严重的程度，可以构成GBH。单纯的诊断结论或日常的情绪痛苦，都不会自动确立这种程度的伤害。见 R v Ireland; R v Burstow [1998] AC 147。

2. 被告人必须意图造成某种身体伤害（some physical harm），或者对造成某种身体伤害的风险持鲁莽态度。

并不要求被告人意图或预见到造成创伤（wound）或GBH。只要意图造成某种身体伤害，或者实际预见到造成某种身体伤害的风险但依然去冒这个险，就足以满足这一主观要件。

这里的区别在于被告人实际预见到（actually foresaw）什么，与他们仅仅是本应预见到（should have foreseen）什么。客观上显而易见的风险不能替代对所需主观认识的证明。见 R v Savage; DPP v Parmenter [1992] 1 AC 699。

Section 18 蓄意造成创伤或GBH（wounding or GBH with intent）

第18条是一项极其严重的非致命侵害人身罪。对于此处讨论的犯罪形态，检方必须证明：

1. 被告人必须非法造成创伤或GBH；

2. 被告人有意造成GBH；或者有意反抗或阻止对任何人的合法逮捕或拘留（lawful apprehension or detention），且行为具有恶意（acted maliciously）。

在“意图造成GBH”这一分支下，仅仅鲁莽或者仅仅打算实施袭击或造成轻微伤害是不够的。所要求的意图必须是造成真正严重的伤害（really serious injury）。另一个“合法逮捕”分支有其自身的意图要求，紧接着会做解释。无论在哪一分支下，实际造成的伤害都可以是创伤（wound）：检方不需要额外证明该创伤达到了GBH的程度。

在合法逮捕这一分支下，被告人必须故意反抗或阻止合法逮捕或拘留（无论是针对自己还是他人），并且至少对造成伤害持鲁莽（reckless）的态度。逮捕的合法性以及该进一步意图均须予以证明；仅有鲁莽造成的伤害是不够的。

仅仅打算造成创伤并不等于打算造成GBH。张三用一枚绣花针扎李四，意图仅仅是造成轻微创伤：此时可以适用第20条，但仅凭这一意图不能成立第18条下的“意图造成GBH”分支。相反，如果张三拿着一把菜刀袭击，意图造成真正严重的伤害，那么即使最终只造成了一处轻微流血的创伤，也可以适用第18条。凶器是用来推断意图的证据；持有或使用菜刀并不会自动证明具有造成GBH的意图。

非致命的侵犯人身罪

行为/结果与心理要件：仅作记忆辅助，而非严格的严重程度或量刑等级文字说明

财产犯罪和入室犯法

盗窃

根据《1968年盗窃法》（Theft Act 1968）第1条，盗窃罪（theft）是指被告人不诚实地（dishonest）挪用（appropriate）他人（belong to another）财产（property），并打算永久剥夺他人对该财产的所有权（intention to permanently deprive）。请务必将这五个构成要件区分开来；仅有挪用并不构成盗窃。

挪用（appropriate）的定义非常广泛，是指行使（assuming）所有权人的任何一项权利。身体接触既非必要，其本身也并非总是足以构成挪用：需要具体看究竟行使了所有权人的哪项权利。拿取、保留或处置财产都可以构成挪用。

张三邀请买家购买受害者的家具。即使张三从未触碰该家具，行使所有权人的出售权利仍可构成挪用（appropriation）。参见 R v Pitham and Hehl (1977) 65 Cr App R 45。

即使获得所有人同意，也可能构成挪用。张三使用空头支票购买商品，店主自愿处分了商品。若盗窃罪的所有构成要件均被证明，这依然可以构成盗窃。R v Gomez [1993] AC 442 案涉及挪用与盗窃，而非《2006年欺诈法》项下的定罪。

张三说服智力有限的李四赠与他60000英镑。即使在民法上赠与完成了有效的所有权转移，这也可能构成挪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笔赠与都是盗窃：不诚实及其他要件依然是必需的。本例旨在说明 R v Hinks [2001] 2 AC 241 (HL) 案。

对物品的善意初次接收，之后如果以所有人自居进行持有或处理，也可能构成后续的挪用。注意区分第3(2)条：如果财产是有偿转移给善意买家，或名义上如此转移，买家之后行使自认为已取得的权利，并不因卖方所有权有瑕疵而构成盗窃。该保护条款本身并不确立买家对真正权利人的合法所有权。

张三离开派对时拿错了外套，回家后才发现错误。如果她随后不诚实地决定将其据为己有，那么后续行使所有人权利的行为即构成挪用，进而可能构成盗窃罪。在派对上发生的无心之过并不赋予她保留该物品的权利。

善意支付对价购买被盗车辆的人，并不因为卖方所有权存在瑕疵即构成盗窃。第3(2)条还保护了买家在行使自认为已买到的权利时免受基于所有权瑕疵的盗窃指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法上该车辆必然归买家所有。

财产包括金钱、不动产、动产、通过法律诉讼可强制执行的权利（things in action）以及其他无形财产。房屋、附着物和土地需要特别注意：第4条限制了土地或构成土地一部分的物品在何时可以被盗窃。例如，未占有土地的人可能通过将某物从土地上分离（severing）来实施盗窃；租户则可能盗窃随土地出租供其使用的附着物或构筑物。不要把涉及房屋的每一种处理行为都当成普通动产盗窃。

未经授权的网络转账、使用他人的支票或支付到自己的账户，可能涉及盗窃或欺诈。需识别具体财产和被挪用的权利，包括任何相关的银行信用，而非假设每一笔不诚实的银行交易都自动证明盗窃了存入接收者账户的钱款。盗窃罪的五个要件依然至关重要。

电力不能依照普通盗窃定义被盗窃；不诚实地提取电力属于单独的罪名。燃气和水可以作为能够被盗窃的财产，前提是符合其他盗窃要件。

机密信息本身并不单纯因为有价值而属于盗窃罪中的财产：在 Oxford v Moss (1978) 68 Cr App R 183 中，复制考试试卷就说明了这一区别。如果具备必要意图及其他要素，实体的试卷纸张是可以被盗窃的。切勿将复制信息与永久剥夺其物理载体混为一谈。

尸体或人体部位不属于财产的一般规则存在例外。为保存或准备人类遗体而施加劳动或技能，可使其成为能被盗窃的财产，例如教学中使用的解剖标本。脱离人体的体液或组织在适当情形下也可能构成财产。切勿假定只要有人声称其用于教学目的，任何尸体就都是财产，也不要假定所有身体部位或体液都一概无法被盗窃。

服务本身不是可以被盗窃的财产。但不诚实地获取服务可能落入另一种罪名的范畴；我们将在下文探讨该区别。

土地一般不可以被盗窃，但须受第4(2)条规制。张三偷偷将界标篱笆向邻居土地内挪动了一米。这并不自动构成对土地的盗窃，但也并非自动取得合法所有权的途径。任何逆权侵占主张都有独立且严格的要求；非法侵入邻居土地或损坏篱笆可能引发其他问题。

关于土地的一项例外涉及受托人、遗产代理人（personal representative，包括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或获授权处置他人土地的人（包括根据授权委托书行事的人）。如果违反他人寄予的信任去处理该土地从而将其挪用，在其余要件得到证明的情况下，可以构成盗窃。该例外并不局限于实际占有土地。

个人采摘野生生长的蘑菇，或采摘野生生长植物上的花朵、果实或枝叶，除非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报酬、出售或其他商业用途，否则不构成盗窃。“野生（wild）”一词至关重要。这并不是允许随便拿取人工栽培的农作物或整株植物的一般许可。

张三从邻居花园采摘一公斤野生蘑菇，晚上和李四煮火锅吃。法定采摘例外条款排除了对此类蘑菇构成盗窃罪的可能性。根据《刑事损害法》的财产定义，对同样野生蘑菇造成的破坏也被排除在外，尽管对他人的花园或其他财产造成的损害需根据其各自事实单独考量。

如果张三采摘这些野生蘑菇是为了放到市场上售卖，采摘例外就不再保护他。在此情况下，如果挪用、属于他人、不诚实以及永久剥夺意图均得到证明，即可成立盗窃罪。

张三从邻居花园中砍下一棵树并将其拿走。这不再仅仅是采摘花朵、果实或枝叶。野生采摘例外并不保护拿走树木本身的行为；而且在张三未占有该土地的情况下，第4(2)条关于“分离（severance）”的例外可能使该树木能够成为盗窃对象。盗窃罪的其他要件仍然必须得到证明。

财产必须属于他人。就盗窃罪而言，占有、控制、财产权或利益均可视为“属于他人”；所有权并非唯一可能。但法规排除了仅因转让或授予权益协议而产生的衡平法权益。

张三将自己的汽车送到修理厂维修，随后为了不付钱在夜间偷偷开走。他对汽车的所有权并不排除盗窃罪的成立：在此情形下，修理厂的占有或控制足以使其构成“属于他人的财产”。参见 R v Turner (No 2) [1971] 2 All ER 441。切勿让该结论仅仅取决于能否证明每项修理费都必然产生特定的留置权（lien）。

野生生物属于财产，但通常情况下，非驯养且非通常被圈养的生物不能被盗窃，除非他人已将其置于其占有之下且未丧失或放弃该占有，或正在行使占有过程中。法定规则同样适用于尸体。“野生”并不自动意味着无主且不能成为盗窃的对象。

非法占有并不能成为他人盗窃的借口。李四偷了王五的毒品，张三随后不诚实地从李四处拿走这些毒品并意图据为己有。即使毒品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李四的占有或控制仍可满足“属于他人”这一要件。

张三因错误收到了款项，并不诚实地决定不予归还。当他在法律上有义务返还该款项时，第5(4)条将该财产或收益视为属于有权获得返还之人，而不归还的意图可满足永久剥夺的意图。单纯收到款项，或就还款存在善意争议，并不必然构成盗窃。参见 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1 of 1983) [1985] QB 182。

真正被遗弃的财产不能被视为属于原所有人的财产而遭受盗窃。但应将遗弃与占有的转移区分开来，并考量是否已经有人获得了对该财产的占有或控制。

丢失不是遗弃。不诚实地将捡到的遗失钱包永久据为己有，可能构成盗窃。但请记住，法律对“真诚相信采取合理步骤仍无法找到所有人”的情形设有独立的法定保护；捡到东西本身并不自动证明具有不诚实性。

留在慈善机构门外等待其工作人员收取的物品，并不必然属于任何人都可以拿走的被遗弃财产。它们可能仍归捐赠者所有，或处于慈善机构的占有或控制之下，因此仍可能构成盗窃。

即使是放入生活垃圾中的物品，也仍可属于他人的财产。将物品留待授权的垃圾收集员运走并处置，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了对公众的所有权利。需要考察实际意图以及谁享有占有或控制权。

不诚实性涉及两个问题。首先要确立被告人关于事实的实际认知或信念；该信念无需合理即可被真诚地持有。其次，以普通正直人的标准，根据被告人所认为的事实，来评估其行为。被告人无需意识到普通人会认为该行为是不诚实的。同样，被告人个人认为某事是不诚实的，也不能取代客观标准。参见 Ivey v Genting Casinos [2017] UKSC 67 及 R v Barton and Booth [2020] EWCA Crim 575。

根据第2(1)(a)条，如果被告人真诚相信自己在法律上有权为自己或第三人剥夺该财产，则排除不诚实。假设张三从雇主的抽屉中拿走了钱，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有法律权利拿走这笔钱来抵扣自己和李四被拖欠的工资，并将李四的份额分给了李四。法律上的错误认识本身并不否定这种真诚信念。但相信对方欠薪，并不自动等同于相信自己有法律权利擅自拿走该特定款项。比较 R v Robinson [1977] Crim LR 173；此处的工资案情属于教学示例。

张三喝了室友李四的葡萄酒，真诚地相信如果李四知道此事及背景情况，会同意他这么做。第2(1)(b)条阻止了将这种挪用视为不诚实。应适用被告人实际的信念，而不是仅仅考量陪审团是否认为李四应该同意。

如果被告人真诚地相信，采取合理步骤后仍无法找到所有权人，则可排除不诚实。张三看到一辆看似被遗弃且没有任何可追查车主明显信息的汽车。关键在于他的实际信念，而非任何无标记车辆均可随意开走的绝对规则。该特定例外不适用于作为受托人或遗产代理人接收的财产。参见 R v Small (1988) 86 Cr App R 170。

盗窃罪成立的最后一个要件是永久剥夺他人财产的意图。第6条还涵盖了不顾他人权利而将财产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处置的情形。借用行为只有在持续时间和具体情况使其等同于直接拿走或处置（outright taking or disposal）时，才符合这一要件。

张三未经李四同意借走剧院门票观看演出，并在演出后归还门票；退还那张已失去价值的纸张，并不能撤销拿走其使用价值这一事实。若不诚实及其他要件得到证明，这可能构成盗窃。

张三将仅限本人使用的实名制无限次乘车卡出售给李四，即使该卡最终可能会还给伦敦地铁公司也是如此。置运营方的权利于不顾而处置该卡，可满足第6条的要求。在 R v Marshall, Coombes and Eren [1998] 2 Cr App R 282 中，指控针对的是车票和乘车卡本身；不要将其替换为所谓仅对运营方合同权利的盗窃。合同限制有助于说明为何这种处置属于不顾运营方的权利。

张三典当李四的银耳环以换取500英镑来偿还部分债务。他无权这样做，且可能无法履行赎回所需的条件。即使张三希望这些耳环最终会被赎回，第6(2)条也可确立“意图永久剥夺”。李四即便有能力赎回自己的耳环，也不能授权张三进行该处置。

盗窃意图可以是有条件的。但必须明确指控的财产以及针对该财产的具体意图；对偷取任何值钱之物的模糊意愿，并不能替代已完成盗窃罪的法定要件。

张三拿走一幅特定的画去鉴定，打算如果价值超过1000英镑就留下来，否则第二天就还回去。不要把“只有在鉴定结果证明值得时才愿意留下”的意愿，自动视为在挪用（appropriation）当时就已经成立永久剥夺的意图。检方必须证明针对所指控的那幅画具备所需的意图，包括第6条（section 6）下的任何依据；打算第二天归还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挪用（appropriation）、不诚实以及其余构成要件也必须成立。

抢劫

抢劫（robbery）是指被告人为了盗窃，在紧接盗窃之前或盗窃之时（immediately before or at the time of stealing），对任何人使用武力，或使任何人陷入（或试图使任何人陷入）自己当场即刻（then and there）将遭受武力的恐惧之中而实施的盗窃。抢劫是盗窃的加重形式。没有盗窃，就不构成既遂的抢劫。

“武力”（force）是一个普通的英语词汇。由陪审团根据事实进行判断；它不需要意味着严重的暴力攻击。

推搡受害者使其失去平衡可能已足以构成抢劫：参见 R v Dawson and James (1976) 64 Cr App R 170。从受害者手中猛夺购物篮也可以构成对人身施加武力，即使这种力是通过购物篮传导的：参见 R v Clouden [1987] Crim LR 56。抢劫罪的其他要件也必须同时具备。

法律包括“试图使人产生立即遭受武力的恐惧”。因此，当被告人试图制造这种恐惧时，受害者本人无需实际感到恐惧。威胁的武力必须是“即时”（then and there）的，而非仅仅是对未来某个事件的威胁。

武力可以针对被盗财产所有人以外的人施加。单纯以损坏财产相威胁是不够的，但对他人手中持有的物体施加武力，可能会将武力传递到该人身上。

张三威胁李四：“把钱包给我，否则我就砸烂你的车。”仅针对汽车的威胁不满足抢劫罪中对人使用武力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因此提出其他犯罪指控。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必须紧接在盗窃之前或在盗窃发生时。盗窃完成之后施加的武力是不够的。但根据案件事实，挪用（appropriation）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抢劫罪中，最初的物理夺取并不必然代表盗窃过程的终结。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必须是为了盗窃（in order to steal）。暴力与盗窃之间的偶然巧合不足以构成抢劫。

张三从珠宝店柜台偷走手表，并在携表逃跑时推搡了一名保安。不要仅仅因为武力有助于逃跑，就自动将其归类为发生在盗窃之后。如果挪用过程仍在持续，且施加武力是为了完成盗窃，则可能成立抢劫罪。如果盗窃已经彻底结束，而该武力仅仅是一起无关的后续袭击，结论则会有所不同。

张三因个人恩怨与李四打架，之后才决定偷走昏迷的李四的钱包。基于这些事实，先前的暴力行为并非为了盗窃而实施，因此该暴力不能将随后的盗窃升级为抢劫。若存在预先的盗窃计划，或为完成盗窃而施加进一步的暴力，分析结果则会不同。

入室犯法 (Burglary)

根据《1968年盗窃罪法》第9(1)(a)条和第9(1)(b)条，入室犯法（burglary）有两种形式。两种形式均要求作为非法侵入者进入（entry as a trespasser），并对非法侵入具备必要的主观心态。请逐一分析以下要件：

1. 进入建筑或建筑的一部分。第9(1)(a)条涉及进入时具有特定意图；第9(1)(b)条涉及进入后的特定行为。两种形式都需要有“进入”的行为。

张三试图从窗户爬进屋子盗窃，但却因为开口过于狭小而被卡住。仅有身体的一部分进入也可以足以构成进入；他不必已经进入到能够实际实施预期盗窃的位置。此外，还必须证明侵入（trespass）以及必要的主观心理要件。

将工具引入建筑物内以实施意图的罪行，可能会引发进入（entry）的认定问题；而仅仅在外部使用工具开辟通道则截然不同。在张三从室外射击室内之人、仅有子弹越过界线的示例中，切勿假定射击的证明就自动证明了入室犯法中独立的“进入”要件。除了意图造成的严重身体伤害（GBH）之外，还必须确定在法律上充分的进入；侵犯人身罪（offence against the person）完全可以独立成立。

通过无辜的代理人可以构成进入。张三派李四进别人的屋子去拿东西，谎称那是他自己的。如果李四无辜地相信自己获得了授权，他可能缺乏盗窃和入室犯法所必需的主观心理要件。尽管如此，只要这两个罪名的所有构成要件——包括侵入（trespass）和进入——均得到满足，张三利用该无辜代理人的行为仍可能成立这两个罪名。

建筑可以包括花园棚屋和附属建筑。第9条还包括有人居住的车辆或船只，如大篷车或船屋，即使其居住者暂时离开时亦然。大篷车并不因进入时无人处于内部而被排除在外。

2. 被告人进入时必须是非法侵入者（trespasser）：即未经许可，或超出了实际给予的许可范围。

商店可以邀请顾客进入其公共区域，但这并不允许他们进入收银台后方。进入该受限部分即使进入商店本身获准，也可构成非法侵入。参见 R v Walkington [1979] 1 WLR 1169。

员工在周末刷门禁卡进入公司有可能构成非法侵入，如果许可范围不包括该时间段。许可可以在空间或时间上受到限制。在许可被撤销后拒绝离开的访客可能会成为非法侵入者，但这并不会使先前合法的进入追溯性地变成入室盗窃罪中的侵入。关键在于寻找法条所要求的进入行为，包括随后对限制区域的任何进入。

通过谎称自己是有权检查消防设备的人员而获得的许可，可能并不构成对实际进入行为的有效授权。需要审查许可的性质和范围，以及进入者是否明知或鲁莽地超出了该许可。存在欺骗并不意味着可以跳过对这些问题的审查。

不要使用“手指绝不可能构成进入（entry）”这样的绝对规则。越过边界的身体部分有多少与具体事实相关，但现代入室犯法罪（burglary）并不要求整个身体进入，也不要求闯入者能够完成预期的犯罪。

3. 在进入时，被告人必须明知自己属于非法侵入，或对其是否获得许可持鲁莽态度。仅证明进入建筑物的身体动作是故意的并不足够。

张三有可能真诚地相信自己有权进入，例如误将外观一模一样的邻居家当作自己家。一项确信只要是真诚持有的，并不要求其具有合理性。如果他处于醉酒状态，应审查被指控的入室盗窃罪具体形式所要求的特定犯意要素；切勿假定醉酒会自动开脱进入行为，也不要假定真诚的错误认识就必然无关紧要。

邮递员错投了一封展览邀请函给张三，张三前往参展并企图盗窃。假定张三真诚地相信自己获得了进入许可，且对超出许可范围并不持鲁莽态度，那么仅凭客观上的非法侵入并不能确立入室盗窃罪。然而，盗窃的意图可以作为证明他明知自己超出了所获许可的证据；邀请函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这一问题。任何既遂的盗窃行为都需要单独予以考量。

4. 对于第9(1)(a)条，被告人必须在进入时即打算偷走建筑内财物、对人施加严重人身伤害（GBH）或非法破坏建筑或其中任何物品。对于第9(1)(b)条，被告人作为非法侵入者进入后，必须在室内实施或企图实施盗窃，或对人实施或企图实施严重人身伤害。刑事损害不属于第9(1)(b)条的范畴。

张三进入李四的房间，只打算把李四带到室外去殴打。单纯打算在室外造成严重人身伤害（GBH），并不满足“对建筑物内的人施加GBH”的要求；但如果计划在室内把人往外拖的过程中就施加GBH，情况则会不同。同理，进入李四的房子仅仅将其作为去王五家盗窃的通道，并不能提供在李四房子内盗窃的意图。必须考察被告人在所进入的建筑物内实际打算做什么或实际做了什么。

时间点区分了两种形式。根据第9(1)(a)条，特定意图必须存在于进入之时，此时入室犯法即已完成，即使预期的罪名从未执行。根据第9(1)(b)条，非法侵入者可能最初只是为了避雨进入，但后来在室内进行了盗窃、企图盗窃、严重人身伤害或企图实施严重人身伤害。该后续行为完成了入室犯法。记住清单的区别：第9(1)(b)省略了刑事损害。第9(1)(a)无需单独提及未遂，因为带着必要的犯罪意图进入本身即已构成入室犯法。

张三作为非法侵入者进入室内避雨，进入时没有相关的犯罪意图。后来找不到出口，打烂了玻璃。这些事实不满足第9(1)(a)条，而单纯的损坏也不在第9(1)(b)条之内。因此，在这些事实下他不构成入室犯法，尽管必须单独考量刑事损害，包括任何可能的合法辩解。

张三打算躲进李四家避雨。在靠近小窗户且尚未进入之前，他决定如果稍后有必要脱身，就会打碎玻璃。如果这构成造成非法损害的意图，且他明知自己是非法侵入而进入，那么即使他随后是从正门离开，也可能构成第9(1)(a)条下的入室盗窃罪。如果他是在相关进入行为发生之后才形成该意图，则该意图不能追溯性地满足第9(1)(a)条的要求。

加重入室犯法 (Aggravated burglary)

如果在犯下入室犯法时携带（has with them）攻击性武器、火器、仿制火器或爆炸物（weapon of offence, firearm, imitation firearm or explosive），则构成加重的入室犯法（aggravated burglary）。具体来说，在第9(1)(a)条下，相关时间点是进入建筑时携带；在第9(1)(b)条下，则是被告人实施或企图实施所特定的盗窃（theft）或严重身体伤害（GBH）时携带。仅仅在进入后才产生犯罪意图，本身并不属于第9(1)(b)条所指的行为。

张三未携带武器，作为非法侵入者进入了一对已婚夫妇的住所，随后在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威胁他们交出金钱和珠宝。如果他在室内实施或企图实施盗窃时将该刀作为攻击性武器携带/持有，则可能构成第9(1)(b)条下的加重入室盗窃罪。他无需是从建筑物外部将刀带入的。

张三携带撬棍进入房屋，随后丢弃了撬棍，之后实施了盗窃。如果检方无法证明他在进入时具备法定的相关意图，则第9(1)(a)条不成立。如果他在发生第9(1)(b)条的盗窃行为时已不再持有撬棍，该撬棍便不会使该后续入室盗窃行为构成加重情节。撬棍并不会仅仅因为它能撬开窗户就自动成为攻击性武器：还需考量其制造、改装用途或针对人身使用的意图。比较 R v Francis [1982] Crim LR 363。

有些物品显然属于法定范畴；考试常使用看似中性的工具。为伤害或使人丧失能力而制造、改装的物品，或者携带者意图将其用于此用途，均可构成犯罪武器。意图使其丧失能力即已足够；意图伤人并非必要条件。

张三带着胶带进入房屋，打算在盗窃时用它缠住占有者的嘴。如果他打算用胶带使占有者丧失能力，它即可以成为犯罪武器。在证明了其余的入室犯法和时间要求后，加重入室犯法罪即成立。

通过虚假陈述欺诈

《2006年欺诈法》（Fraud Act 2006）第1条规定了成立欺诈（fraud）的三种方式，有一类题直接考的就是适用哪一种欺诈方式：

1. 通过虚假陈述欺诈（fraud by false representation）；

2. 通过隐瞒信息欺诈（fraud by failing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3. 通过滥用职位欺诈（fraud by abuse of position）。

通过虚假陈述欺诈，被告人必须不诚实地作出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陈述，并且知道该陈述是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或者有可能是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通过作出该陈述，被告人必须打算为自己或他人获取利益、对他人造成损失，或使他人暴露于损失风险之中。这里的获利和损失涉及金钱或其他财产。

可以通过行为作出陈述。比如穿着丝袍赊账购买一顶假发，可能暗示顾客是商家可以信赖其信誉的皇家大律师（King's Counsel）。具体作出了什么陈述取决于具体情况；检方还必须证明陈述的虚假性、被告人的明知、不诚实以及所要求的获利或造成损失的意图。

陈述可以涉及事实或法律。法官就适用的法律向陪审团作出指引，而陪审团则负责裁定关于作出了何种陈述以及被告人心理状态的争议事实问题。不要把“对法律的陈述”变成由法官决定该罪名所有构成要件的规则。

对自己心理状态的陈述也可以构成陈述。比如，在餐厅点餐并接受餐食通常暗示了自己打算付款。如果张三打算不付款，却不诚实地作出了该陈述，且具备所要求的获利或造成损失的意图，那么在账单送来之前欺诈罪就已经既遂。仅仅坐在餐厅里而没有作出此类陈述，并不会自动构成欺诈。

可以看到，通过虚假陈述欺诈并不要求受害人实际被骗，也不要求实际发生任何获利或损失。一旦被告人带着必要的明知、不诚实和意图作出了虚假陈述，犯罪即告既遂。

张三准备了假支票，但在走进银行、还没来得及出示支票时被捕。这并不自动构成欺诈未遂（attempted fraud）：他的行为必须已经超出单纯的准备阶段（more than merely preparatory）。如果他带着必要的心理要件将假支票当作真支票出示给柜员，那么即使当场被柜员识破，欺诈罪也可以成立既遂。

被告人可能意图行骗，但却无意中作出了真实且不具误导性的陈述。这不构成虚假陈述欺诈的既遂。不过，如果被告人以为陈述是虚假的、具备所需的意图，且行为已超出单纯的准备阶段，仍可能构成未遂；事实不能犯（factual impossibility）并不必然构成抗辩。

陈述可以向机器或电子系统提交。在购物网站上输入他人的信用卡号，可以构成对自身有权使用该卡的陈述。如果该使用未经授权且其他构成要件均已证明，则可能构成欺诈；但经适当授权使用他人银行卡则另当别论。

陈述可能具有持续效力。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导致持续性的陈述变为虚假，明知而任由其继续存在可等同于作出虚假陈述。但并不存在纠正他人恰好持有的每一项误解的普遍义务。应明确具体的陈述、其持续效力以及被告人的明知；第3条对披露的法律义务另有单独规制。

单凭高昂的价格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价格公道或合理的陈述。但如果利用既有的信任关系，不诚实地将不合理的高额费用表述为公道价格，则可能涉及虚假陈述。应当识别其中是否存在默示陈述，而不能在所有交易中将漫天要价直接等同于欺诈。

张三曾为一位老年客户维修过锅炉并博得了对方的信任。当锅炉再次损坏时，张三对实际仅值800英镑的工作报价3,000英镑，并不诚实地默示该收费是公道的。在满足现行所有法条要素的前提下，该行为可以作为欺诈的说明例证。比较旧欺骗罪规定下的案例 R v Silverman (1988) 86 Cr App R 213；锅炉一例是改编的教学说明，并非该案事实的完整复述。

被告人必须实际明知陈述是或可能是（might be）虚假（untrue）或具有误导性（misleading）的。这里的“might be”是指“有可能”，而不是“大概率是”虚假的。误导性陈述可能包含了真实信息，但却给人传递了错误的印象。

仅仅是一个合理的人会怀疑信用卡是伪造的，或者被告人应当知道（should have known），都不足以构成欺诈。关键在于被告人是否实际明知该陈述是或可能是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故意对明显的疑点视而不见（deliberately shutting one's eyes）可以作为证明这种明知的证据，但它并不是通往客观过失标准的捷径。参见 R v Augunas [2013] EWCA Crim 2046。

作出陈述时必须是不诚实的（dishonest）。适用与盗窃罪部分讨论的相同的现行不诚实测试：先看被告人对事实的实际认知或信念，再按普通正派人的标准进行评估。

最后一个要素是：被告人必须意图通过作出该陈述，为自己或他人获取金钱或财产上的利益、对他人造成损失，或使他人暴露于损失风险之中。意图造成的获利或损失可以是暂时的；不需要实际发生结果。该意图必须与所作陈述之间具备所要求的关联，而不能仅仅是对未来获利的一种毫无关联的期盼。

张三使用虚假信息开设了一个没有透支额度的银行账户。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获得账户服务本身就证明了具有获取金钱或财产利益的意图。我们需要识别他意图通过该陈述获得什么利益、造成什么损失或损失风险，以及这些结果与该陈述之间是如何关联的。R v Gilbert [2012] EWCA Crim 2392 说明了法官必须就这种关联向陪审团作出妥当指引；仅仅为了日后交易更方便而开户，并不能免除证明法定意图要件的要求。

暂时使用财产也可以提供相关的获利；欺诈罪并不要求永久剥夺的意图。服务本身虽然不是金钱或财产，但白享受服务不付钱可能涉及因保留金钱而获得的财产利益，或意图给服务提供者造成财务损失，因此如果满足其他要件，仍然可能涉及欺诈。此外，第11条还单独规定了不诚实获取服务罪（obtaining services dishonestly）。因此不要得出“服务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欺诈案件中”的结论。

通过隐瞒信息欺诈

第3条规定的通过隐瞒信息欺诈（fraud by failing to disclose information），要求被告人本有向他人披露信息的法律义务，却不诚实地未能披露该信息，并且意图通过该不披露行为为自己或他人获取利益、对他人造成损失，或使他人暴露于损失风险之中。关于获利和损失的法定定义在此同样适用。

该义务必须是法律义务，而不仅仅是道德期望。根据相关规则和事实，该义务可以产生于制定法、合同或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

一名客户找到了一位已被撤销执业资格的前事务律师。在如同仍获授权一般接受委托或收费之前，该人员可能负有披露该身份状态的法律义务。应当明确具体的监管、合同或信义关系依据；切勿假定与前客户的每一次交谈都会自动产生信义关系。如果误导性地声称自己仍获授权，还可能适用第2条。

假定张三申请经济援助，而相关规则要求披露其领取的其他补助。不诚实的隐瞒可以适用第3条；虚假声明自己未领取任何补助，或者将不完整的申报作为完整申报提交，也可能适用第2条。第3条并不单独要求证明他知晓强加该披露义务的法律规则。然而，他对相关事实情况的实际知情和确信对于认定不诚实仍具有重要意义：不能既说不知情完全无关紧要，又说它是决定性的。

意图造成的财务损失不一定非要由享有披露请求权的人承担。同样，也不需要实际发生任何获利或损失。但检方必须证明被告人意图通过不披露信息来获得相关利益、造成损失或制造损失风险。

不诚实的不作为与意图造成的获利或损失之间，必须具备第3条所要求的关联。如果只是把一项法律义务、一个不作为和一种完全无关的财务企图简单凑在一起，是不够的。

通过滥用职权欺诈

第4条规定的通过滥用职位欺诈（fraud by abuse of position），适用于被告人占据某种被期望保护（或不得损害）他人财务利益的职位，不诚实地滥用了该职位，并且意图通过该滥用行为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对他人造成损失，或使他人暴露于损失风险之中。滥用行为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三种欺诈罪方式共同要求的要素：

1. 不诚实；

2. 意图为自己或他人获取利益、对他人造成损失，或使他人暴露于损失风险之中；以及

3. 被告人必须意图通过所禁止的虚假陈述、未披露信息或滥用职位的行为来促成该获利、损失或损失风险。这是被告人主观意图内部所要求的关联，而不是要求证明行为实际造成了财务结果：既遂罪名并不要求实际发生该结果。

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承担信义义务的关系）是相关职位（position）的一个重要例子，但第4条并不局限于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信义关系。被告人是否被期望保护或不得损害他人的财务利益，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客观评估。某人单方面希望受到保护的愿望，本身并不能创设这种职位。滥用（abuse）是指违背相关期望而利用该职位。

张三是公司负责谈判合同的员工。如果他不诚实地将重要合同转移给关联公司或竞争对手，意图通过这种滥用职位的行为让对方获利或使雇主遭受财务损失，则可能适用第4条。但如果没有不诚实以及所要求的意图，仅仅是糟糕的商业决策则另当别论。

张三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并不诚实地复制了源代码，企图将其私自出售。如果他的职位承载着法定的信赖期待，且该复制行为滥用了该职位以谋取预期的利益或造成预期的损失，则可能适用第4条。信息本身通常不能作为盗窃罪的对象，这一事实并不排除通过该欺诈路径追究责任。

张三是受雇照顾老年人的护工，他不诚实地诱导老人将资金投入到张三本人名下的高风险基金。需要识别出受信任或承担职责的职位、对该职位的不诚实滥用，以及意图造成的财务获利、损失或损失风险。仅仅存在投资风险本身并不会自动证明构成欺诈。

被告人无需准确理解附加于其职位或义务之上的法律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主观心态无关紧要：仍必须证明其不诚实以及法定的财产意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第2条，该条明确要求明知陈述是或可能是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第3条和第4条并不包含要求明知该义务或职位的法律分类的同等单独要件。

普通刑事损坏和放火

普通刑事损坏（basic criminal damage）是指在没有合法理由（without lawful excuse）的情况下，故意或鲁莽地毁坏或损坏（destroy or damage）属于他人的财产。鲁莽要求被告人意识到相关风险，并在其所知悉的情况下不合理地冒此风险。毁坏（destruction）和损坏（damage）采用日常含义：损坏不一定是永久性的，使用价值的丧失、清理或修复工作、耗费的时间和费用都可能是考量因素。

根据《1971年刑事损坏法》第1条，通过用火损坏或毁灭财产所构成的犯罪被指控为放火罪（arson）。所要求的故意或鲁莽针对的是用火造成的损坏，而不仅仅是点燃无害的火苗。切勿一概排除由火灾产生的烟雾或热量造成的损坏；关键在于确定财产是否在法定意义上被用火损坏。

张三用泥巴在墙上涂抹。虽然花费7英镑即可清理，但暂时的损害仍然可以构成损坏。比较 Roe v Kingerlee [1986] Crim LR 735。在期间需要进行清理的情况下，即使最终可被雨水冲刷掉也不必然排除损坏的构成：比较 Hardman v Chief Constable of Avon and Somerset [1986] Crim LR 330。此外还必须证明主观要件以及不存在合法辩解。

张三堵住马桶并反复冲水，导致牢房被淹。财产因为需要清理和干燥而暂时无法使用，即便这种影响是暂时的，也可以构成损坏。R v Fiak [2005] EWCA Crim 2381 涉及的是被水淹的警局拘留室和湿透的毯子；不要把这一原则当成必须有地毯存在才能适用。

张三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纸。能够轻易修复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构成刑事损坏：需考虑汽车的价值或使用功能是否受到减损。see Drake v DPP [1994] Crim LR 855

在 A (a Juvenile) v R [1978] Crim LR 689 一案的案情中，往警察外套上吐口水并未构成损坏，当时的口水可以轻松去除而没有相关功能性损害。不同的面料、污渍或清洁要求可能会改变评估结果。这探讨的是财产损坏问题，并不涉及吐口水是否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刑事损坏法》（Criminal Damage Act）中对财产的定义与盗窃罪有实质性区别。它涵盖有形的不动产或动产（包括土地和金钱），但不包括普通的无形权利或信息。它还明确排除了野生蘑菇以及野生植物的花、果实或枝叶。因此应当直接适用该法自身的定义，而不要照搬盗窃罪的财产定义。

往土地上倾倒化学品或者挖掘土地，如果造成了财产损坏且其他构成要件得到证明，可以构成刑事损坏。土地通常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它受到刑事损坏罪的保护。

对于基本罪名，财产必须属于他人。这包括他人对该财产的保管、控制、财产权益或抵押权/押记（charge）：即便你自己拥有该物品，也并不必然排除他人具有的相关权益。真诚地确信该财产完全归自己所有，且未意识到他人的相关权利，可能会否定普通刑事损坏罪或放火罪的犯意要素。这与下文讨论的加重犯罪有所不同。

第5条规定了适用于普通刑事损坏和普通放火罪的两个特定合法理由（lawful excuses）。它们并不是对法律所承认的所有一般抗辩事由的穷尽列举：

1. 对同意的信念（Belief in consent）：行为发生时，被告人真诚相信其认为有权表示同意的一人或多人已经同意，或者如果知悉该损坏及其具体情况便会同意。这种信念必须针对在直接关联的情况下对该特定损坏本身的同意，而不能仅仅是相信财产所有人会认同被告人更广泛的目标。

张三饮酒后误将王五的家当作李四的家，并真诚相信李四会同意他打破窗户进入房间。就这一特定的法定合法理由而言，只要信念是真诚持有的，即使该信念是错误的，甚至是由醉酒引起的，也足以成立抗辩。参见 Jaggard v Dickinson [1981] QB 527。但不要把这一规则扩大成适用于所有罪名的一般醉酒抗辩。

2. 保护财产（Protection of property）：被告人实施行为是为了保护财产（或财产上的权利或利益），并且真诚相信该财产迫切需要保护（in immediate need of protection），同时真诚相信所采取的手段在当时的全部情况下是合理的（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只要这些法定信念是真诚持有的，它们本身并不需要具备客观合理性。不过，在法律上还存在一个独立的问题，即该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能够被认定为“为了保护相关财产而实施”；仅仅因为被告人把某种遥远的政治目标贴上“保护”的标签，是不够的。

因此，不要把第5条简单替换成“先看主观信念，再看行为是否客观合理”的笼统公式。务必将实际的保护目的、对迫切需要保护的信念以及对手段合理性的信念区分开来，并适用关于真诚持有信念的法定规则。

加重的刑事损坏和放火

在牢记加重的刑事损坏（aggravated criminal damage）和加重的放火（aggravated arson）同样要求存在实际的财产损坏、对财产损坏的故意或鲁莽以及缺乏合法理由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记住它们与基本罪名的3个主要区别：

1. 不需要是损坏他人的财产，损坏自己的财产也可以构成加重的刑事损害和加重的放火；

2. 被告人还必须进一步故意或鲁莽地通过该毁坏或损坏行为危及他人生命（endangering the life of another）。不需要实际发生生命危险或人身伤害；但必须证明被告人对于“通过财产损坏带来生命危险”抱有必要的心理状态。

3. 第5条中基于相信获得同意和保护财产的特定合法理由，对第1(2)条的加重罪名不适用。但这并没有废除其他所有一般抗辩事由：加重罪名依然要求“没有合法理由（without lawful excuse）”。

意图或预见到的生命危险必须是由毁坏或损坏财产本身引起的，而不能仅仅源于那个恰好同时也造成了财产损坏的行为。请将这一关联要求与“必须证明对财产损坏本身抱有故意或鲁莽”的要求区分开来。

张三往房子里投掷砖头，砸死了李四，同时还砸碎了窗户。砖头击中李四所带来的危险，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并不是通过损坏窗户而带来的危险。如果张三既没有意图也没有预见到通过财产损坏来危及生命，那么尽管他可能构成其他严重罪名，但并不具备加重刑事损坏罪的心理要件。不过，如果他意图或明知而冒险让飞溅的碎玻璃危及生命，则可以满足所要求的关联；此时并不需要玻璃实际造成伤害。

犯罪抗辩

刑事抗辩概述

作为教学助记：犯罪行为（actus reus） + 必备的主观心态（mens rea） - 适用的抗辩理由（defence） = 刑事责任。始终应检查具体的罪名和抗辩要求。

当被指控犯有刑事罪行时，被告人有以下几种选择：

• 认罪（plead guilty）：被告人承认犯罪。关于案件事实的争议可能仍需对“认罪基础（basis of plea）”进行裁决；认罪并不必然承认控方陈述的每一个细节。

• 辩称无罪（plead not guilty），主张未参与。被告人声称是他人而非自己犯下了此罪行。被告人往往会提供不在场证明（alibi）。

• 辩称无罪并提出抗辩。这可能在承认部分被控行为的同时主张正当化理由或辩解；提出抗辩并不必然意味着承认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

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与特定罪名相关的抗辩。本章考虑适用范围更广的抗辩。但“一般（general）”抗辩并不意味着它对所有罪名都适用。

醉酒状态说明了为什么特定罪名至关重要：其效果因罪名而异。如果检方无法证明较严重的罪名，而较轻罪名的构成要件被证实，则可能仍需承担较轻罪名的责任。

区分部分抗辩（partial defence）和完全抗辩（complete defence）。谋杀罪的部分抗辩可以将定罪减为误杀（manslaughter），它不仅仅是减刑；而完全抗辩则可能导致被告人就该项指控获判无罪。

自卫（self-defence）是一种常见的完全抗辩。如果抗辩成立，被告人将对相关指控被判无罪。但这本身并不决定其在其他合法依据下的羁押或释放状态。

通常，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犯罪以及反驳合法提出的抗辩（如自卫）的法律举证责任。控方必须使陪审团确信（sure），传统上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特定的抗辩可能对法律举证责任有不同的分配。

证据举证责任（evidential burden）涉及是否存在足以将抗辩提交给陪审团的证据。证据可以来自控方或辩方；它不必总是由被告人个人提供。一旦自卫被合法提出，控方必须反驳它以使陪审团确信。“一点点证据”是教学上的速记，并不意味着允许在没有陪审团可以据此行事的证据支持下提出抗辩。

张三提供了一点点证据证明自己是自卫，并让这个问题在陪审团面前活跃起来。随后，检方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明不存在自卫，否则张三就会脱罪。

特殊情况下，被告人承担法律举证责任，通常是基于证据优势原则（balance of probabilities）。责任减轻（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是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一个例子：如果成立，它将谋杀降格为误杀。它并非刑法中唯一的反向举证抗辩；精神失常（insanity）是另一个熟悉的例子。

醉酒状态

醉酒（intoxication）可能由酒精、非法药物或药物引起。核心问题是其在法律上的相关影响，而不是仅仅被告人是否摄入了某种物质。

醉酒通常不是独立的免责事由。其相关性通常在于控方是否确立了必要的主观心态（mens rea），并受到限制依赖自愿醉酒规则的约束。不要混淆“无法形成意图”与“实际上未能形成意图”。如果必备意图已经存在，醉酒并不会将其移除：酒后意图依然是意图。参见 R v Sheehan and Moore [1975] 1 WLR 739。

在适用这些规则之前，请区分特定意图（specific-intent）和基本意图（basic-intent）犯罪。这是一种法律分类，而非将所有针对行为的意图与针对后果的意图进行机械划分。鲁莽（recklessness）足以构成许多基本意图犯罪；过失（negligence）有其自身的罪名特定规则。以下是重要的特定意图示例或路径：

1. 未遂（attempts）：必须根据未遂法律确定所需的意图。假设未遂犯罪的每个要素都要求完全相同的心态是不安全的。

2. 谋杀，要求有杀人或者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

3. 1861年《人身伤害法》第18条中要求意图造成严重身体伤害（GBH）的路径。

第18条还包含涉及意图抵抗或阻止合法逮捕或拘留的路径。不要将该路径所需的意图与恶意伤害（malicious wounding/injury）要素混淆，也不要假设关于意图造成GBH的路径的规则能回答第18条下的所有醉酒问题。

4. 盗窃和抢劫：所需的永久剥夺意图，以及该罪行的其他要素。

5. 欺诈：对于相关法定路径，所需的获取收益、造成损失或使他人面临损失风险的意图。

6. 第9(1)(a)条入室犯法：作为非法侵入者进入建筑物或相关部分，并具有在那里进行盗窃、造成GBH或实施非法破坏的特定意图。

本课程中遇到的许多其他犯罪均为基本意图犯罪。请检查具体的犯罪罪名，而不是将上述列表视为所有罪名的穷尽分类。

对于自愿醉酒（voluntary intoxication），特定意图与基本意图的区分是核心。这并不能替代对犯罪的证明，也不影响关于自卫中醉酒错误的单独规则。参见 DPP v Majewski [1977] AC 443。

• 对于特定意图犯罪，醉酒可能与“所需的意图是否实际形成”有关。控方必须证明该意图。醉酒并不会自动确立其缺失，且对于已被证明的较轻罪名，责任可能依然存在。

张三打算杀害李四，但喝酒壮胆（Dutch courage）后执行了该计划。这并没有消除他的意图或免除谋杀罪责。参见 Attorney General for Northern Ireland v Gallagher [1963] AC 349。

• 自愿醉酒并不会仅仅因为被告人在清醒时不会那样做，就提供逃避基本意图犯罪责任的途径。请根据犯罪的实际要素适用相关规则。

非自愿醉酒（involuntary intoxication）对于判断任何一类犯罪中是否缺少必要的犯罪主观心态可能具有相关性。它并非当该心态存在时便可自动援引的抗辩，也不为严格责任犯罪提供缺失的主观心态要件。需要考虑的情况包括：

• 被告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饮料被秘密掺入酒精或其他致醉物质（intoxicating substance）。但若明知而饮用，仅仅低估了饮料的烈度，不一定构成非自愿醉态（involuntary intoxication）。

• 按照医疗建议摄入药物后产生意外反应。药物的性质、已知风险以及摄入时的鲁莽程度均有关系；“非危险药物（non-dangerous drugs）”这一标签本身并不构成完整的测试。

即使是处于非自愿醉酒状态，如果检方能证明犯罪所要求的主观心态依然存在，罪名依然成立。失去抑制力并不必然等同于缺乏意图。

李四和张三有仇，他知道张三对男童有性癖好，于是安排给张三下药，并将一名15岁的男孩带到张三的酒店房间。张三对男童实施了性侵犯，并主张由于药物作用，他失去了自制力。检方证明了张三即便在药物作用下，仍然形成了犯罪所需的意图；因此，非自愿醉酒本身并不能为该犯罪开脱。在R v Kingston [1995] 2 AC 355一案中，最终的定罪罪名是猥亵侵犯（indecent assault），而非强奸。此例旨在说明醉酒对刑事责任的影响，而非认定被下药的被告人必然缺乏犯罪意图。

自卫

被控暴力犯罪的被告人可以依据相关普通法或成文法抗辩，主张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保卫财产、防止犯罪或进行合法逮捕而使用合法武力。需区分两个问题：

• 被告人是否真诚地相信使用武力是必要的？并且

• 在被告人所相信的事实情况下，使用的武力程度是否合理？武力的程度是针对被告人所相信的事实进行客观评估的。

被告人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以提出自卫抗辩，而非证明其要素。一旦抗辩被正确提出，检方必须使陪审团确信被告人并非出于合法的自卫行为。

一个真诚的错误信念可以为自卫提供事实基础，即使该信念是不合理的，尽管其不合理性可能影响陪审团对其是否真诚的判断。然而，根据2008年《刑事司法与移民法》第76(5)条，不能因自愿醉酒导致的错误信念而进行抗辩（包括在谋杀指控中）。由真实医疗状况导致的信念需要对其成因及适用抗辩进行单独分析；不能简单地将醉酒导致的错误描述为酒精相关的精神疾病，从而制造出一个普遍的例外。

张三看到李四在追赶一名青年，于是介入并打了李四。事实上，青年是小偷，李四的行为是合法的。错误的事实必须基于张三真诚相信的情况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考量其武力的合理性。参见 R v Williams (Gladstone) [1987] 3 All ER 411。

武力的合理性是一个由陪审团判定的事实问题。武力的类型和程度都很重要。在住宅自卫案件以外，不相称（disproportionate）的武力不可能是合理的。被告人所真诚感知到的风险越大，可能证明使用较多武力是合理的，但比例原则是在具体语境中评估的，而非通过数字公式来衡量。

对逃跑的入室盗窃者背后开枪可能涉及过度武力。R v Martin (Tony) [2001] EWCA Crim 2245 阐明了其界限；盗窃行为本身或对窃贼普遍的恐惧并不能自动为射击行为提供正当性。

武力的必要性必须在实施时存在；不必等到攻击者先发动攻击。李四扬言下周找张三算账，这本身并未确立即时的武力打击必要。一旦危险过去，复仇并非自卫。

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不自动排除自卫的可能性。如果陌生人李四在黑夜中拿着刀向张三走来，一种真诚感知的必要性可以支持先发制人。至于用啤酒瓶打他的头是否合理，仍需结合所有背景情况来判定。

没有撤退的义务。尽管如此，是否有可能撤退仍可能与合理性评估有关。张三不一定非要逃跑，但可行的选择仍然是事实背景的一部分。

开启冲突并不总是排除自卫，例如，若对方的反应严重不相称以至于角色实际上发生了逆转。故意挑起暴力以作为攻击借口则属于不同情况。必须考量随后的实际行为及武力的必要性。

武力的程度在被告人所相信的情况下是客观评估的。相信法律允许过度反应，与对事实的误解不同。仅仅因为被告人认为该程度的武力是被允许的，并不意味着精神状况自动使过度武力变得合理。

住宅自卫

特殊的住宅自卫规则适用于在法定环境下的普通法自卫，包括保护他人安全。这些规则并不因为某人在住宅内仅仅是保护财产或防止犯罪而适用。必须核实以下条件：

以住宅自卫为抗辩，必须满足：

• 被告人在使用武力时不得是侵入者（trespasser）。单纯作为所有者或常住居民并非法定的先决条件。

窃贼不能仅因为在住宅内对另一名窃贼使用武力就符合住宅自卫条件：被告人自己必须不是侵入者。

• 必须是在被告人完全或部分处于建筑物内（或其一部分）时使用武力，该建筑物必须是住所或符合条件的部队住所。该法定定义也涵盖了相连的工作场所，并包括车辆和船只。

• 在该时刻，被告人必须真诚地相信对方是作为侵入者处于或正进入建筑物或相关区域。

对方实际上可能是合法进入的。真诚的错误信念可能产生影响，但关于自愿醉酒导致的错误信念的法定排除条款依然适用。

• 被告人相信使用武力是必要的（主观标准）；

• 武力绝不能是严重不相称（grossly disproportionate）的，且在被告人所相信的情况下，武力仍然必须是合理的。仅仅不属于严重不相称是不够的。

这是与普通案件的重要区别。在住宅自卫规则之外，不相称的武力不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在住宅自卫案件中，一些不相称的武力或许是合理的，但陪审团必须基于所有事实来判断该武力是否合理。这些规则并不当然允许在低于“严重不相称”的情况下使用任何武力。

张三醒来发现家里有窃贼，他追到街上，将窃贼制服后又连续对其进行殴打。在符合条件的建筑物之外完全施加的武力不属于特殊的住户自卫定义的范畴。在威胁已经被控制的情况下继续殴打，也可能导致普通的自卫抗辩失败；仅仅因为发生了入室盗窃并不足以证明报复行为的合理性。

刑事羁押

羁押时间

本章开始介绍刑事实践。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和嫌疑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在未被指控的情况下，嫌疑人最多可以被羁押多久。你可能熟悉中国所谓的“黄金37天”。这里讨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普通时间表是以小时而非天来计算的，中国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本体系中对等的规则。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羁押的时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

相关时间（relevant time）是指在不提起指控的情况下计算羁押时间的法定起始点。适用的分类很重要：

• 如果嫌疑人是自愿前往警察局的，或者在没有被捕的情况下陪同警官前往警察局，之后在警察局被逮捕，那么相关时间为逮捕时间。

• 对于在警察局外进行的普通逮捕，相关时间通常是逮捕后到达第一个警察局的时间。针对特定类型的逮捕、涉及不同警区的移交，以及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外的逮捕，适用特殊规则。根据第41(2)(a)条的跨警区类别，将到达相关警局的时间与逮捕后24小时进行比较，取两者中较早的时间点。这并非所有情况下都统一适用“逮捕后24小时”的规则。

张三因涉嫌抢劫在11:05被捕，11:20到达警察局，11:30被批准拘留。在普通情况下，相关时间是11:20。若没有起诉或合法的延长，24小时的限制将在次日11:20期满；如果拘留不再正当，则必须更早释放。如果到达时间被延误，不要自动加计逮捕后的24小时再加上另24小时：首先要确定适用的法定类别。仅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到达时间或逮捕后24小时取其早者”的规则，该规则并不赋予警方延迟将嫌疑人带至警局的一般性权利。

因此，在没有提起指控的情况下，根据法定规则，普通的最长拘留时间是从相关时间起算的24小时。任何延长都需要其自身的理由。在考试中，预计题目会考察延长拘留的情况，而不是简单地假设延长是自动适用的。

如果满足法定条件，警司（superintendent）及以上职级的警官可以授权将羁押时间从相关时间起算延长至36小时：即嫌疑人所涉犯罪为可公诉罪行（indictable offence），且为了获取或保全证据，或者通过讯问获取证据，必须继续在不提起指控的情况下进行拘留，同时调查正在认真且迅速地进行。这是最高增加至36小时，而非自动额外增加12小时。

若需要更长的时间，则需从治安法院（magistrates' court）获得延长令，通常由至少两名非职业治安法官（lay magistrates）或一名地区法官（District Judge）构成。警员必须宣誓申请并提供书面材料（information）；嫌疑人必须收到副本，并被带到法院（视适用的视频连线规定而定）。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代理。法院只有在有合理理由相信延长羁押是正当的情况下才会签发：即为了获取或保全证据或通过讯问获取证据的必要性、涉嫌可公诉罪行，以及调查正在认真且迅速地进行。

法院可以授权最长36小时的延长令，且任何延期也不得超过36小时。在这一普通PACE制度下，自相关时间起算的最长总时限为96小时，具体取决于法定计算规则。例如，24 + 12（警司） + 36（法院） + 24（法院） = 96小时。每一阶段都需要合法授权；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当然地获得四个日历日的羁押期。

提起指控前的普通PACE羁押：时限与审查

提起指控前的普通PACE羁押：从法定相关时间起算（不按比例）文字说明

这并不代表警方可以例行公事地将每名嫌疑人都拘留96小时，甚至连完整的24小时都未必能拘留。拘留审查与拘留计时是同步进行的。在提起指控之前，至少督察（inspector）职级且未直接参与调查的审查官员必须决定继续拘留是否仍然正当。

警司比督察高两级，中间隔着一个总督察（chief inspector）。

审查计时从拘留首次获准时开始计算。除法定延期规定外，第一次审查必须在6小时内进行，第二次必须在第一次审查后的9小时内进行，之后的审查间隔不得超过9小时。获准的延期必须记录在案，且不会简单地重置后续的法定时间表。

如果每次审查都按最迟的普通时间进行，常见的模式是初次授权后的6、15和24小时。请将拘留计时（Detention Clock）和审查计时（Review Clock）区分开来。在张三的例子中，它们分别从11:20和11:30开始计算。因此，24小时的拘留上限会在次日11:20到期，即在授权后的24小时审查之前。如果没有合法的延长，后续的审查不能授权在该时限之后继续拘留。

提起指控前的普通PACE羁押：时限与审查

提起指控前的普通PACE审查：从首次批准羁押起算的独立计时；审查不能延长即将届满的羁押（不按比例）文字说明

在达到相关时限或之前，可能的处理结果包括：

1. 起诉（Charge）：如果满足起诉条件，嫌疑人可能会被起诉。警方是自行决定还是需要皇家检控署（CPS）的决定，取决于具体罪行及适用的起诉安排。

2. 警方保释（Release on police bail）：如果满足法定前提条件，可以采取此措施。不要仅仅因为本节重点讨论拘留限制，就假设保释不在考试范围之内。

3. 无指控释放（Release without charge）：根据适用的规定和拘留官的决定，嫌疑人可能会收到书面通知，告知不打算对其进行起诉。此类通知并不禁止在日后出现新证据时再提起诉讼。必须将单独的法定重新逮捕限制与决定是否起诉区分开来。

律师权和通知权

羁押可能是为了从警局外部获取证据，或是为了通过讯问嫌疑人来获取证据。从刑辩律师的实务角度来看，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讯问因而可能至关重要。将此与中国的“37天”速记说法以及美国对沉默权的保障相比较时需要格外谨慎：讯问时没有普遍的律师在场权，并不等同于没有接触律师的权利；而美国规则也并非在任何场合下都使任何形式的沉默均不可使用。在本章中，应重点关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具体权利规定以及作出不利推断（inference）的法定条件。

所有被拘留者必须被告知可以获得免费的独立法律建议，并且他们可以随时私下与律师进行咨询和沟通，但须遵守允许延迟的规定。建议权并不局限于可判处监禁的罪行，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免费服务最初可能仅限于电话咨询，但涉及警方讯问或目击者身份识别程序等情况除外。如果有权获得当面建议的被拘留者拒绝，警官应指出电话咨询的选项。如果仍被拒绝，警官应询问并记录拒绝的原因；当事人无需提供理由，且可随后要求建议。警方通过辩护律师热线（DSCC）安排免费建议，该中心根据计划联系被选定的或值班律师。被拘留者也可以选择自费的私人法律建议。

被逮捕并被羁押的人员还可以要求尽快以公共支出通知一名他们认识的或可能关心其福利的人，告知其下落。这可以是亲属、朋友或其他关心其福利的人。守则规定了如果无法联系到被选定人员时的替代方案。

这些权利仅能在特定理由下，针对因涉嫌可公诉罪行而被羁押且尚未被起诉的人员予以延迟。延迟获得法律建议的权利需要警司或以上职级的授权；延迟通知权需要督察或以上职级的授权。延迟仅在理由持续存在时有效，且绝不能超过自相关时间起算的36小时。警官必须有合理理由相信行使该权利将：

• 导致对与可公诉罪行有关的证据产生干扰或造成损害；

• 导致对他人的干扰或造成人身伤害；或者

• 导致向尚未因此被捕的其他涉嫌可公诉罪行的人员发出警报。

• 阻碍追回通过犯罪所得的财产，也可作为延迟上述任何一项权利的理由，独立的法定刑事利益追回依据亦然。延迟接触特定律师还需要满足关于该律师传递信息或造成上述后果的特定理由；必须允许（接触）另一名律师。延迟通知的理由并不能自动成为延迟法律建议的理由。

被拘留者必须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被告知延迟的理由，且理由必须记录在拘留记录（custody record）中。

无论罪行多么严重，仅凭罪行严重本身并不是延迟律师权或通知权的理由。考题中如果出现认为仅仅因为指控罪行严重就可以延迟权利的选项，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遗漏了法定的必要理由。

警告和讯问

除了律师权和通知权，当逮捕和讯问的相关规则要求时，嫌疑人还应当被警告（caution）。这包括在询问有关其可能涉及犯罪的问题之前，因为回答或沉默可能会被作为证据使用。警方的《拘留、对待和讯问准则》（Code）包含了一些有限的例外情况，并要求进行或重复进行相应的警告；不要将警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视为关于犯罪的讯问。

You do not have to say anything. But it may harm your defence if you do not mention when questioned something which you later rely on in court. Anything you do say may be given in evidence.
你不用说任何话。但是如果你现在不说，在接受讯问时没有提及，却在法庭上又据此进行辩护，那么这可能会对你的辩护不利。你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会被当作证据。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做法是在限定的情况下允许作出不利推断。根据《1994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4条，相关的问题是指辩方事后依赖的事实，而嫌疑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警告后接受讯问、被指控或被正式告知可能被起诉时，被合理地期待应当提及该事实。不在场证明或辩护的其他事实基础可能会触发该规则。推断不是自动的，且必须尊重有关法律咨询的限制。

遵循律师的建议保持沉默并不能自动防止不利推断。陪审团必须考虑相关解释和具体情况，包括这种依赖律师建议的行为是否真正解释了沉默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掩盖嫌疑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回答的事实。必须适用正确的法律指引，不能仅仅因为嫌疑人寻求了法律咨询就对其进行惩罚。

在考题中，如果嫌疑人保持沉默，随后在庭审时提出了新的事实性抗辩，应检查是否符合不利推断的每一项条件，而不是假设必然产生推断。律师建议保持沉默是相关考量因素，但不是自动的保护盾。同样，仅仅出现了新的抗辩，并不直接确立当时的沉默是不合理的。

律师可以建议嫌疑人向警方提供一份准备好的陈述（prepared statement），然后拒绝回答问题。在陈述中实际列出的事实并未被视为“未提及”。然而，一份准备好的陈述并不能自动阻止所有可能产生的不利推断：必须考虑事后依赖的任何实质性事实是否在陈述中被遗漏，以及是否满足相关法定条款的条件。

在讯问前，除给予警告外，必须评估嫌疑人的适合接受讯问能力（fitness）。相关顾虑包括：无法理解讯问的性质和目的、无法理解问题、无法理解回答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酒精、药物或健康状况的影响。拘留警官必须考虑生理和心理风险，并在适当情况下获取医疗建议；仅仅有诊断结果并不决定其是否适合接受讯问。有限的紧急讯问保障措施是独立适用的，不能作为对不适合接受讯问的嫌疑人进行常规讯问的授权。

对讯问的地点也有要求。一旦决定逮捕，警方不得使用非正式讯问来推迟必要的保障措施。有关犯罪的讯问应在警察局或其他经授权的拘留地点进行，除非延迟可能会导致：

• 干扰或伤害与犯罪相关的证据；

• 导致干扰他人或对他人的身体伤害，或导致严重的财产损失或损坏；

• 导致其他尚未被逮捕的涉案嫌疑人警觉；或者

• 妨碍追回因犯罪所得的财物。

这些风险与延迟律师权或通知权的条件类似，但不完全相同：请检查具体权力所对应的保障措施。在非正式地点进行的讯问必须在相关风险消除后或在尝试消除风险的必要问题提出后立即停止。不能因为讯问已经开始，就将其作为常规讯问继续进行。

警方不得：

• 通过压迫手段（oppression）获得回答或陈述；或者

• 暗示若嫌疑人回答、作出陈述或拒绝其中任何一项时警方会采取何种行动，除非《准则》许可的情况。在回答直接提问时，仅在拟采取的行动本身适当且正当的情况下，警官才能解释；所规定的警告和特别警告有其自身规则。

受《准则》例外规定的限制，被拘留者在任何24小时内必须拥有至少8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期间不得进行讯问、调查性出行或干扰。这并非指每两次讯问之间都有8小时休息。休息应尊重正常的用餐时间或考虑嫌疑人最后一次进食的时间，并视延迟休息的相关理由，大约每两小时提供一次短暂的茶点休息。

律师可以：

• 向客户介绍讯问环境、程序和座位安排；例如，律师和客户并排坐在警察对面；

• 寻求休息以便给客户私下提供法律建议，但须遵守《准则》的相关例外规定；

• 要求披露或澄清讯问中提到的证据，同时应认识到，获得充分信息的权利并非不受限制的即时披露整个调查卷宗的权利；

• 对不当提问或提问方式提出质疑；

• 建议客户不回答问题，包括给出“无可奉告”（no comment）的回应。

律师不得代表客户回答问题或提供书面答复供客户引用。建议客户作出准备好的陈述（prepared statement）与在讯问过程中“喂”给客户答案是两码事。移除律师需要其行为确实阻止了恰当问题的提出或答复的记录，而非仅仅是建议保持沉默。讯问必须停止，同时讯问者需咨询警司（superintendent）或以上级别警官（如果能随时联系到），否则应咨询与调查无关的督察（inspector）或以上级别警官。在与律师沟通后，该警官决定是否继续让该律师参与。如果决定不再让该律师参与，嫌疑人必须有机会咨询另一名律师，且该新律师必须有机会在讯问恢复前到场。

辨认

目击者辨认程序用于测试证人是否能将嫌疑人辨认为其在相关早先场合所见到的人。公平的程序旨在测试辨认结果，而非预设一定能得出肯定的辨认。

当《Code D》规定的条件适用时，必须进行辨认程序。这些条件包括：证人已经或声称辨认出嫌疑人、表示有能力进行辨认，或有合理的辨认机会，并且：

1. 证人还没有机会在批准的辨认程序中指认嫌疑人，并且

2. 嫌疑人否认自己是证人所声称在先前场合见过的那个人。

该要求的前提是该程序切实可行，并对证明或反驳其涉案情况具有实际用途。负责的警官在认为程序有用时也可以安排辨认；这些条件并不禁止在身份争议案件之外的所有辨认程序。

张三承认自己在现场殴打他人，但主张自己是出于自卫。如果身份没有争议，且证人的证词未提出相关的辨认问题，那么仅仅为了确定是谁实施了殴打而进行辨认程序是没有实际用途的。

可采用的辨认程序还取决于嫌疑人的身份是否已知（known），以及嫌疑人是否可参与辨认（available）。

“身份已知”（Known）是指警方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足以建立对某特定人员涉嫌犯罪的合理怀疑。这并不要求达到证明有罪的程度，也不要求满足所有逮捕条件。

商店被抢劫，众人都说抢劫的是一个1.8米的高个子光头，嫌疑人是身份未明。

“可参与辨认”（Available）是指能够立即或在合理较短时间内被邀请参加至少一种规定的程序，且该程序可以切实有效地安排。这不仅仅意味着同意参加第一次提议的程序。

商店被抢劫，证人指认了张三。如果掌握的信息足以构成对他的合理怀疑，他就是“身份已知”。逮捕可能使他成为“可参与辨认”，但对拒绝参与的行为需要谨慎处理：警官应记录其理由，并考虑其陈述及合适的替代方案。如果他不配合，Code允许采取其他安排，包括在适用的情况下适用“身份已知但不可参与辨认”的规定。拒绝参与可作为庭审证据；但这并不会自动导致对其有罪的推断。

《Code》为身份未知、身份已知且可参与、以及身份已知但不可参与的嫌疑人分别规定了辨认途径。类别不同会影响允许采取的程序和相关保障措施；这并不意味着每种方法都适用于所有类别。

• 在嫌疑人身份未知的情况下，警方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遵循保障措施的前提下，可以带领证人前往特定区域，尝试辨认出该人。照片可以在单独的照片辨认程序下出示；如果嫌疑人身份已知且可参与，则不得使用照片辨认程序代替标准程序；

• 如果嫌疑人身份已知且可参与，标准的选项是视频辨认、列队辨认和群体辨认。对质是一种独立的最后手段，仅在上述指定的替代方案不可行时采用；

视频辨认（video identification）通常是首选，但须遵守Code的替代方案要求。证人会看到嫌疑人的影像，以及至少八名在年龄、一般外貌和生活背景上尽可能与嫌疑人相似的其他人的影像。通常要求使用动态影像，但静止影像也有特定的例外情况。证人被询问是否认出在早先场合见到的人；并不一定要做出肯定的辨认。

在列队辨认中，嫌疑人与其他外貌相似的人站成一列。证人表示其中是否有他们之前看到过的人。可以使用遮挡屏防止嫌疑人看到证人；若使用了遮挡屏，《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准则要求额外的保障措施，包括律师、朋友或合适成年人的在场，或进行视频录像。

群体辨认（group identification）是将嫌疑人置于一个非正式人群中：例如在嫌疑人常去的咖啡厅。辨认官员必须合理地预期，在观察期间，证人能够不时看到除嫌疑人外，其他外貌与嫌疑人大致相似的一些人。场所必须确保辨认的公平性；仅仅因为在嫌疑人常去的咖啡厅发现独处的嫌疑人，并不能免除相关的保障措施。

作为最后手段，对质（confrontation）是指在无法执行上述其他选项的情况下，将嫌疑人直接带至目击者面前。此程序通常在警察局进行。除非会造成不合理的延误，否则嫌疑人的律师、翻译或朋友必须在场，且附件D（Annex D）的其他保障措施依然适用。

• 如果身份已知的嫌疑人不可参与辨认，辨认官员可以安排指定的视频或群体辨认程序，包括Code D允许的秘密安排。

不配合的嫌疑人无法被强制参加普通列队辨认。取而代之的是，根据《Code》的规定，可以使用合适的现有影像或秘密获取的动态/静态影像进行视频辨认，或者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安排群体辨认。如果指定的替代方案均不可行，对质程序有其独立适用条件。如果嫌疑人未被羁押，合适的现有影像或在其常去地点进行的公平群体辨认程序可能有用。“在常去地点等候”是受规制的群体辨认程序的一个例子，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保障措施。

一名与调查无关、警衔至少在督察（inspector）级别的独立辨认官员负责安排和监督辨认程序（受《准则》中允许的委派规定约束）。辨认前，嫌疑人必须收到必要的解释和书面通知：内容包括辨认目的、程序、获得免费法律咨询的权利、律师或朋友在场权（如允许）、不合作的权利、拒绝辨认的可能后果以及相关的特殊安排。嫌疑人或其律师还必须根据《准则》收到证人提供的首次描述。

适当成年人

对于未成年人（juveniles，未满18周岁）或弱势群体（vulnerable persons，因精神健康状况或精神障碍，导致其理解能力、有效沟通能力、对程序意义的感知能力受损，或难以抵御混淆或暗示的人），在就涉嫌参与犯罪进行讯问，或提供/签署经警告的书面声明或讯问记录时，通常必须有适当成年人（appropriate adult）在场。《警务及刑事证据法》守则（Code）包含有限的例外情况；这并非禁止在没有适当成年人的情况下签署任何文件。弱势群体概念不应仅仅简化为已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或完全无法应付程序的人。

对于未成年人，守则确定了以下可能的适当成年人：

1.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或者，对于由地方政府或志愿机构照管的未成年人，代表该机构的人员；

2. 地方政府的社会工作者；或

3. 若上述人员均无法担任，则是指其他年满18周岁且在守则定义下与警方无关联的负责任成年人，例如合适的祖父母。

对于弱势群体，其类别如下：

1. 亲属，监护人，或者负责照顾或监护的其他人；

2. 具有处理弱势群体经验且在守则定义下与警方无关联的人；或

3. 若上述人员均无法担任，则是指其他年满18周岁且与警方无关联的负责任成年人。适当性、相关经验以及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当事人的意愿均很重要；这不是一项必须优先选择不合适亲属的僵化规则。

在所述情况下，以下人员不应担任适当成年人：

1. 被怀疑涉及该涉嫌犯罪；

2. 是该指控犯罪的受害者或证人；

3. 参与调查工作的人（例如警察或警务人员）。相关的独立性要求也将警官以及特定的警务人员或服务提供者排除在“独立成年人”类别之外；

4. 在担任适当成年人之前已经获得嫌疑人的供述；

5. 在担任该法律代表期间，代表未成年人或弱势群体的律师；或

6. 未成年人明确且具体地反对其在场的关系疏远的父母。

张三是一名因涉嫌殴打其叔叔并造成ABH而被捕的未成年人。他的母亲和姨妈目睹了这起涉嫌袭击事件。他与父亲关系疏远，并向拘留官明确表示不希望父亲在场。正在赶来的律师也是张三的好友，但律师是以法律代表身份到场的。基于所述原因，上述人员在这一角色中均不合适。在这些事实情况下，寻找一名合适的地方政府社会工作者担任适当成年人是明智的选择。

适当成年人负责：

1. 观察警方是否行为得当、公正，若认为警方行为不当，向督察（inspector）或以上级别的警官报告；

2. 协助被拘留者与警方沟通，同时尊重其保持沉默的权利，除非他们愿意说话；以及

3. 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并确保这些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

保释

保释决定

我们前面学过警方在法定时间内除了起诉和释放，还可以选择保释。这里我们关注法庭在刑事程序中的决定。保释决定（remand）用于确定被告人如何等待下一个诉讼阶段：要么：

1. 还押候审（remand the defendant in custody）；要么

2. 保释候审（remand the defendant on bail）。

法官在很多时候都要作出保释决定，包括嫌疑人首次出庭时、庭审开始时、被定罪后等待量刑期间，或上诉期间。但需要注意，不同阶段适用的保释规则并不完全相同。

每次作出保释决定后，在指定期限届满时可能需要作出进一步决定。以下关于治安法院（magistrates' court）的保释决定主要针对还押候审（remand in custody）的普通时限。以完整日（clear days）计算的时限，不包括还押当日和下一次出庭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日历日期相加。

1. 如果为了调查其他罪行而将被告人还押至警方拘留所（police custody），最长不得超过三个完整日。如果调查需求提前结束，必须将被告人提前带回法院。

2. 还押候审的普通时限为八个完整日。

3. 在针对同一罪行的第二次或后续还押中，如果被告人出庭，且法院在给予各方陈述机会后已确定了下一次诉讼阶段（而非另一次还押听证会）的日期，法院最多可还押28个完整日，或者至该诉讼阶段开始之日（如果该日期较早）。

4. 如果被告人已经在服刑，还押候审的时限最长可为28个完整日。法院必须询问预期的释放日期；如果该日期早于这28个完整日届满，则还押时限不得超过八个完整日，或者至该预期释放日期（如果该日期较晚）。

定罪后，若治安法院为获取信息或确定量刑而休庭，每次休庭的最长时限为：

1. 如果决定还押，三周，用于准备量刑；

2. 如果决定保释，四周。

羁押时限

羁押时限（custody time limits）限制了被告人在等待审判期间被还押候审的时长。这些时限与先前的警方拘留时钟不同：此时诉讼程序已经开始，被告人仍可寻求保释。请勿将总羁押时限与个别还押期间混淆。

审判前的一般时限为：

1. 仅可简易审判的罪行：在治安法院为56天。

2. 两可罪行（Either-way offences）：案件在治安法院等待审判或被送交皇家法院期间，通常为70天。

3. 如果法院在最初的56天内决定进行简易审判，则时限缩短至56天。

4. 若案件被送交皇家法院审判（sent to the Crown Court for trial），普通时限为自送交之日起182天，减去在治安法院程序期间已在押的时间。此规定不仅限于仅可公诉罪名。

这些时限的规定是为了鼓励审判进度。在时限届满前，控方可以申请延期。控方必须证明存在正当理由——如被告、必要证人或法官的疾病或缺席；案件分拆审理；或其他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并证明其已尽到所有应尽的勤勉和及时性。仅仅声称案件正在推进是不够的。

保释权

根据1976年《保释法》（Bail Act 1976）第4条，被控刑事罪的被告人通常享有推定的保释权（rebuttable presumption in favour of bail），也称为表面上的保释权（prima facie right to bail）。这是一个起点，而非无条件的获释权利。

某些情况不属于上述普通法定权利的范围；其他情况则受到特别严格的法定限制。请将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1. 治安法院定罪后等待上诉期间，没有第4条项下的普通保释权（ordinary section 4 right to bail）。法院仍可准予保释；上诉的前景是相关考量因素，但这并非在上诉未决期间自动享有获释权利；

2. 若被告人被简易定罪后被送交皇家法院量刑，则不存在普通第4条规定的保释权。这应与第4条中关于为获取调查或量刑前报告而休庭的特定规定区分开来。

3. 1994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第25条规定，如果被告被控或被定罪犯有特定的严重罪行，且拥有符合条件的英国定罪记录，则受到特殊情形（exceptional-circumstances）限制。这些罪行包括谋杀、谋杀未遂、过失杀人（manslaughter）、强奸和强奸未遂；法定清单还包括其他特定的侵入性性犯罪及未遂罪。现行指控罪名与过往定罪罪名无需相同。若过往定罪为过失杀人，则当时的判决必须为监禁或指定的羁押性拘留。仅因本次指控为过失杀人并不导致自动适用该羁押要求。

4. 在谋杀案中，除非法院确信被告人若获保释，不存在重大风险（no significant risk）会犯下导致或可能导致他人身体或精神伤害的罪行，否则不得准予保释。该审查标准并非零风险的绝对保证。

只有皇家法院（Crown Court）的法官可以对被指控谋杀的人作出保释决定。该决定必须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作出，且无论如何，必须在被告人首次出庭或被带至治安法院后的第二日起的48小时内作出。周六、周日、圣诞节、耶稣受难日和银行假期不计入该期限。

即使适用一般保释权，法定的例外情况（exceptions）也可能证明拒绝保释是正当的。拒绝保释的根据取决于罪名是可公诉（indictable）或两可（either-way）的罪名，还是仅可简易审判（summary-only）但可判监禁的罪名，亦或是不可判监禁的罪名。特别是：

• 对于可判监禁的“可公诉罪名”或“两可罪名”，法院可能有充分理由（substantial grounds）相信被告人不会按要求归案（fail to surrender）、在保释期间犯罪、干扰证人或以其他方式妨碍司法公正。对于仅可简易审判且可判监禁的罪名，必须满足单独的法定条件：例如，关于“未按要求归案”的根据，要求被告人曾有过此类行为且有理由相信其会再次发生。对于每一个简易保释例外，先前违规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附加条件。

• 被告人涉嫌在保释期间犯罪。对于仅可简易审判且可判监禁的罪名，此根据还要求存在充分理由相信释放被告人会导致再次犯罪。

• 被告人在获准保释后，已根据《1976年保释法》第7条被捕。对于仅可简易审判且可判监禁的罪名，相关例外还要求存在充分理由相信释放被告人会导致其未按要求归案、再次犯罪、干扰证人或妨碍司法公正。

对于除引渡程序以外的成年人，“无真实可能（no-real-prospect）”限制了对上述特定例外的使用。自2026年3月22日起，相关的附表1（Schedule 1）测试要求判断是否存在判处非缓刑的即时监禁（immediate custodial sentence）的真实可能；该规定不再仅限于尚未被定罪的被告人。如果该限制适用，上述特定的根据本身不能证明拒绝保释是正当的。其他适用的例外仍然有效，包括下文所述的：

• 存在充分理由相信被告人会实施涉及某种行为的犯罪，该行为将导致或可能导致对相关人员（associated person）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或使该人恐惧此类伤害。相关人员包括配偶或同居伴侣、前配偶或前同居伴侣以及父母；这些例子并非完整的法定定义。

• 为了保护被告人自己而有必要将其羁押。

• 被告人正在服刑；

• 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获取决定保释所需的材料，因此根据现有材料作出决定是不切实际的。这一“信息采集”例外不适用于不可判监禁的罪名。

当法院考虑相关的保释风险时，必须考虑《1976年保释法》的适用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罪行的性质、严重程度及可能的判决结果；被告人的品格、前科、社团关系及社会联系；此前对保释条件的遵守情况；证据的力度（受限于定罪后相关休庭期的法定例外情况）；在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人会在保释期间犯罪的情况下，该犯罪是否会以某种方式导致或可能导致他人受到身体或心理伤害；以及其他相关考量，例如药物滥用。自2026年3月22日起增加的因素还要求考虑被告人是否怀孕、是否为他人提供主要照料（primary carer），或是否为《2021年家庭虐待法》第1条所指的、构成家庭虐待行为的犯罪受害者。

请将这两个问题区分开。在定罪后为进行查询或准备量刑报告而休庭的特定情况下，关于证据力度的法定保释因素并不要求法院重审定罪问题。定罪已经确立。但这并不妨碍法院解决与量刑相关的任何确实存在争议的事实。

如果没有适用的拒绝保释或施加条件的理由，法院应批准无条件保释。只有在为实现法定目的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以附加保释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必须由辩方首先提出。

条件或保证	解释	所解决的风险
担保人 (Surety)	担保人承诺如果被告人未能出庭，将支付约定的具结金。法院可下令没收全部或部分金额。评估其适用性时需考虑财务资源、品格、前科，以及通过家庭、居住地或其他关系与被告人的亲疏程度。朋友或亲属可以担任。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如果担任担保人会产生自身利益冲突或存在重大风险，则不得担任。	未能出庭
担保物 (Security)	被告人或他人可存入金钱或其他财产作为出庭的担保。如果被告人未能出庭，法院可下令没收；这并非简单地自动没收全部押金。	未能出庭
居住地 (Residence)	被告人必须居住并夜宿于指定地址。警方可在该处检查其遵守情况。该地址可以是获批准的处所，过去常被称为保释或缓刑宿舍。	- 未能出庭 - 保释期间犯罪 - 干扰证人
宵禁 (Curfew)	被告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呆在指定地址。宵禁时间必须服务于相关的保释目的，并考虑就业和照顾责任等实际问题。警方可进行检查。在满足法定要求的情况下，还可以进行电子监控；但这并非不受限制的权力，不能对所有保释的被告人进行电子监控。	保释期间犯罪
禁止接触 (No communication)	被告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与控告人或指定的控方证人接触。	干扰证人
地点限制 (Restriction on location)	被告人不得进入划定的区域或建筑物，或靠近特定地点或地址至规定距离之内。法院负责界定禁区范围。在满足法定要求的情况下，电子监控可用于辅助监督其遵守情况。	- 保释期间犯罪 - 干扰证人
报到 (Reporting)	被告人必须每天、每周或按其他规定的间隔向指定的警察局报到。	未能出庭
交出护照 (Surrender of passport)	被告人必须将护照交予警方，以限制其出国旅行。	未能出庭

申请保释的程序

保释申请是对释放是否合适的一种调查，而非审判；严格的审判证据规则并不以同样的方式规制该过程。辩方律师应首先与控方交谈，以确定他们是否反对保释。双方达成一致可能会解决争议，但法院仍必须自行作出决定。当控方反对保释时，通常的程序顺序是：

1. 控方陈述（Prosecution representations）。 检察官概述案情及相关材料（如前科记录），并指出所依据的例外情况和相关的法定因素。如果检察官认为释放后有必要附加条件，则应说明提议的条件以及它们所解决的风险。

2. 辩方陈述（Defence representations）。 辩方寻求回应控方的疑虑，并说服法院批准无条件保释。如果不太可能实现无条件保释，则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或多个合适的条件。

3. 控方回复（Prosecution reply）。 检察官可在必要时进行回应，例如纠正辩方陈述中所称的事实错误。

4. 法院决定（The decision）。 法院就其保释决定给出必要的理由，并记录该决定、相关理由及任何条件。获准保释的被告人必须被告知何时何地归案。如果治安法院在法定情况下听取了充分辩论后拒绝保释，被告人将收到一份“完整辩论证明”（certificate of full argument），用于在皇家法院申请保释；该证明并非因任何保释请求被拒绝而自动签发。

在拒绝保释后，只要法定职责仍然适用，法院必须在随后的每次听证会上重新考虑保释问题。在第一次随后的听证会上（first subsequent hearing），被告人可以进行完整的申请（full application），并重复之前提出过的论点。但在以后的听证会上，法院无需再听取之前已经考虑过的案件事实或法律论点；出现新材料或情况发生变化（a change in circumstances），可能为重新提出论点提供正当理由。

对保释决定的上诉

如果治安法院拒绝保释，被告人可向皇家法院申请保释。申请程序如下：

1. 尽快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将申请送达皇家法院、治安法院、检察官及任何受影响或提议的担保人。

2. 指明受挑战的罪名和决定、所寻求的决定、应当批准保释的理由、任何新信息或新论点以及任何提议的条件。在需要时附上“完整辩论证明”的副本。

皇家法院必须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审理该申请，且通常不迟于送达后的下一个工作日。法院可另行指示时间表。这并非从治安法院最初拒绝保释算起的48小时一般规则。

皇家法院法官重新审理保释问题，给予双方机会作出必要的陈述。听证会可以在公开法庭进行，也可以不公开进行；这并不必然是在内庭（chambers）中进行的听证。

皇家法院法官可以不批准保释，让被告人继续还押候审，也可以批准保释（有条件或无条件）。

控方对准予保释的决定提出上诉，仅限于被告人被指控或被判犯有可监禁罪行，且必须满足其他法定要求的情况。

根据准予保释的法院级别，控方可向皇家法院或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向皇家法院上诉	向高等法院上诉
控方对治安法院准予保释的决定提出上诉。该上诉必须尽快审理，且无论如何不得晚于上诉通知送达后的第二个工作日。	控方对皇家法院准予保释的决定提出上诉。但若皇家法院是在控方对治安法院的决定提出上诉后准予保释的，则不适用此途径。
通用程序： 控方必须在法庭准予保释的听证会结束时，且在被告人被释放之前，口头通知上诉决定。书面上诉通知必须在口头通知后两小时内送达。被告人必须还押候审，直至上诉得到裁决。若未按时送达所需的书面通知，或放弃上诉，被告人将按最初获准的保释条件释放。

检方的上诉权应在对保释决定有严重关切的情况下，审慎、负责任地使用。

潜逃和违反保释条件

获得保释的人未能按要求归案且无正当理由（without reasonable cause）即构成犯罪。即使起初有正当理由，若在该理由消除后未能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as soon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归案，也可能构成进一步犯罪。刑罚上限取决于审理该罪行的法院，而非仅仅取决于当事人原定应出庭的法院：通常情况下，在治安法院最高可处3个月监禁及/或罚款；在皇家法院最高可处12个月监禁及/或无限额罚款。对于2015年3月12日或之后实施的罪行，治安法院第5级罚金原先5,000英镑的上限已被取消。

张三本应该在周一归案，但因病重无法出庭；他在周三出院，周五归案。如果他本可合理地更早归案，他可能已构成潜逃罪。出院本身并不构成要求物理上即时出席的规则。

对于潜逃的被告人，法院可签发逮捕令（warrant）。逮捕令如为附保释（backed for bail），允许被告人在被捕后按指定的保释安排释放，并要求其出席法庭；如为不附保释（not backed for bail），则要求将逮捕的被告人带至法庭；这并不是允许将其关押至任何任意远期的听证会的自动授权。

违反普通法院保释条件本身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刑事犯罪。尽管如此，如果警方有合理的根据相信违反行为很可能发生，或者怀疑违反行为已经发生，则可以进行逮捕。被捕者通常必须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被带至治安法院，且无论如何不得超过24小时（计算时排除周日、圣诞节和耶稣受难日）。当逮捕发生在指定归案时间前24小时内，以及在谋杀案中，适用特殊规定。因此，24小时截止日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条件的。

法院随后必须决定被告人是应被还押还是获准保释。分开考虑以下两个问题会有所帮助：

1. 法定理由是否成立？ 法庭会考虑被告人是否已违反或很可能违反保释条件，或者不太可能归案。辩方可以承认或否认该指控并作出陈述；有争议的事项可能需要证据。这并不涉及对违反保释条件这一行为作为一项新刑事犯罪进行审判。

2.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如果法庭形成了必要的心证，则可以将其还押候审，或维持/更改保释条件，但须受法定限制。否则，法庭必须按原保释条件释放被告人。调查不限于已完成的违规行为是否严重。

第7(5A)条中还有一个具体的限制：在引渡程序之外，对于在当前诉讼中尚未被定罪的成年人，如果没有真实可能（no real prospect）被判处监禁，则不得根据该条款将其还押候审。请将此用词与上文描述的《附表1》即时监禁测试区分开来。

审前程序

治安法院的第一次听证会

成年被告人的刑事案件通常在治安法院开始审理。第一次听证会的情况取决于罪行、被告人的抗辩（包括认罪或无罪抗辩）以及适用的程序；并非每种情况都要求被告人必须亲自出席。如果案件保留在治安法院审理且必要信息充足，则可能在该次听证会上进行处置。

以超速或酒后驾驶案件为例。如果被告认罪且信息充分，则可能允许在一次听证会上处理，无需再开庭。但请勿将这两种罪名一概归为仅处罚金的罪名：酒后驾驶可能会面临监禁。

刑事犯罪的分类及其对案件进展的影响

仅可简易审判的罪行在治安法院审理。仅可公诉罪行在皇家法院审理。

对于两可罪名（either-way offence），治安法官首先考虑案件分配（allocation）。如果他们接受简易审判，成年被告人可以选择到皇家法院审理。针对货值不超过200英镑的商超小偷小摸（low-value shoplifting）的特殊制度，通常要求简易处理并防止移交判刑，但保留了成年被告人在简易审判开始前选择皇家法院审理的权利。相比之下，涉及金额不超过5,000英镑的普通刑事损坏，通常必须进行简易审判。该特殊损坏规则不涵盖纵火或对纪念物的损坏，且不得与加重刑事损坏混淆。

张三蓄意纵火损坏价值500英镑的财产。这是放火罪（arson），因此不适用针对普通刑事损坏的5,000英镑简易审判规则。简单的放火罪是两可罪名，可以在皇家法院审理；并非仅仅因为使用了火就自动成为仅可公诉罪行。

张三分两次从商店偷窃商品，总价值为150英镑。每起盗窃案均为低价值小偷小摸，总计仍低于200英镑。如果指控是在同一场合提出，而总价值为300英镑，则法定合并规则使该案超出了特殊低价值制度的范围。普通的两可罪名规则可能允许皇家法院审理或移交判刑。仅通过将指控称为独立罪项（separate counts）并不能规避合并规则。

加重的入室犯法（aggravated burglary）是仅可公诉罪行。普通的入室犯法通常是两可罪名，但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它将成为仅可公诉的罪行：

1. 依据《1968年盗窃罪法》第9(1)(a)条或第9(1)(b)条意图犯下、已犯下或试图犯下的罪行本身是仅可公诉的罪行。

2. 入室犯法发生在住宅（dwelling）内，且住宅内的人受到暴力或暴力威胁。这并不局限于盗窃行为已完成的情况。

3. 适用合格的第三次住宅入室犯法（third domestic burglary）规则。第三次罪行必须在被告年满18岁时犯下，且之前已有两次合格的、针对住宅（domestic）的入室犯法定罪。罪行和定罪必须符合法定的序列和日期要求：第二次罪行发生于第一次定罪之后，第三次发生于第二次定罪之后。被告在之前的两次定罪时不必已满18岁。

到这里，我们关于仅可公诉罪名示例的口诀变成了：“杀伤强抢+3加重+3入室”。这里的“伤”单指最严重的s 18 GBH，而“3加重”是指加重入室犯法（aggravated burglary）、加重刑事毁坏（aggravated criminal damage）以及加重纵火（aggravated arson）。这是针对所涵盖示例的助记口诀，并非所有仅可公诉罪名的详尽穷尽清单。

控方案件的初步细节

控方必须在治安法院的诉讼中提供控方案件初步细节（IDPC），这包括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和两可案件。这种及早提供信息的方式有助于识别实际争议问题，并支持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就认罪与否、审判地点、案件管理以及在适当时就量刑做出明智的决定。

《刑事诉讼规则》第8部分不仅限于简易审判罪行和两可罪行。将仅可公诉案件送交皇家法院，并不免除治安法院的初步细节要求。所需初步内容的具体要求取决于具体情况，包括被告人是否处于羁押状态；更详尽的控方证据可能会根据适用的程序在稍后送达。

控方必须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法院提供初步细节，最迟不晚于第一次听证会当天开始前。如果被告人提出要求，则必须在该时间表内送达；否则，必须在当天开始前使其可用。

如果控方试图引入第8部分要求提供但未提供给被告人的信息，除非法庭给予被告人足够时间考虑，否则不得允许引入。这是一种防止程序不公的保护措施，并非证据的自动永久排除。

法律援助

刑事法律援助为符合条件的辩护服务提供公共资助。法律援助署（Legal Aid Agency, LAA）负责管理该计划；资格取决于相关的服务和诉讼程序。

某些初始服务无需经济状况测试，可供嫌疑人或被告人使用：

• 警察局咨询与援助计划： 在警察局被羁押的嫌疑人或参加自愿讯问的嫌疑人，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均可获得免费法律咨询。这并不意味着警察局的每一位访客或证人都符合该嫌疑人服务资格。

• 法院值班律师计划： 该计划在定义的范围内提供免费援助，包括相关保释申请，但并不代表在整个抗辩审判过程中享有获得公共资助代表权的普遍权利。

如需进一步代表，被告人可申请代表令 (Representation Order)，通常通过LAA的在线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进行。需要考虑两项测试：

1. 司法利益测试 (Interests of justice test)，也称为是非曲直测试 (merits test)；以及

2. 经济状况测试 (Means Test)。

司法利益测试旨在判断公共资助的代表权是否正当。自动符合该测试的案件包括：

• 已送交或以其他方式进入皇家法院审理的案件；以及

• 在皇家法院进行的重审。自动满足并非仅限于这两个例子：它还涵盖指定的其他诉讼程序，包括移交判刑（committal for sentence）。皇家法院的上诉案件处理方式不同。

如果测试未自动满足，申请应说明相关的法定因素，这些因素通常与 Widgery 标准有关。其中包括失去自由或生计的可能性、或对声誉的严重损害；重大的法律问题；无法理解诉讼程序或陈述自己的案件；以及追踪或询问证人或进行专业交叉盘问的需要。其他人的利益也可能使法律代理成为适当安排。请说明支持这些因素的事实——例如，语言或智力困难、定位证人的需要或保护弱势参与者。决定并非局限于无法考虑申请表之外信息的规则。

经济状况测试 (Means Test) 考虑与特定服务相关的财务资源。有两种途径可以避免常规的详细收入评估：

• 申请人未满18岁；或

• 申请人领取符合条件的补助（qualifying benefit），例如通用福利金 (Universal Credit)、收入补助 (Income Support)、基于收入的求职者津贴 (income-based Jobseeker's Allowance)、与收入相关的就业与支持津贴 (income-related Employment and Support Allowance)，或养老金补助的保证补助部分。仅仅领取任何福利补助是不够的。

否则，初始经济状况测试（Initial Means Test）从年度总收入开始，并针对家庭情况进行调整。特别是：

• 伴侣： 伴侣的收入通常会被计入，但存在例外情况，例如在诉讼中存在利益冲突。

• 受抚养子女： 家庭规模的加权计算（包括子女的年龄相关加权）会降低用于比较的收入数字。这不仅仅是为每个子女扣除固定的现金豁免额。

• 治安法院诉讼： 常规经济评估基于收入，而不是资本分担额评估。

• 皇家法院审判： 收入决定了常规财务资格，但资本可能与定罪后分担辩护费用有关。资本不应被作为每一类皇家法院案件的额外初始资格测试。

将调整后的年总收入与以下阈值进行比较。在皇家法院一栏中，该表涉及的是审判（trials），而非所有类型的皇家法院诉讼：

调整后的年总收入	结果
12,475英镑或以下	治安法院： 通过经济状况测试。 皇家法院审判： 通过收入测试且无需缴纳收入分担额；后期资本分担额仍可能相关。
超过12,475英镑但低于22,325英镑	治安法院： 需要进行全面经济状况测试。 皇家法院审判： 需要进行全面经济状况测试；可能需要缴纳收入分担额。
22,325英镑或以上	治安法院： 通常不通过，但可进行困难审查。 皇家法院审判： 需要进行全面经济状况测试；该总收入数字本身并不证明不符合资格。

当需要进行全面经济状况测试（Full Means Test）时，LAA会计算扣除允许的扣除额和调整后的生活津贴后的年度可支配收入。不要简单地将第一张表中的加权总收入数字视为可支配收入。

年度可支配收入	结果
3,398英镑或以下	治安法院： 通过经济状况测试。 皇家法院审判： 无需缴纳收入分担额；这并不一定排除后期资本分担额。
超过3,398英镑	治安法院： 通常不通过，但可进行困难审查。 皇家法院审判： 如果可支配收入低于37,500英镑，在缴纳收入分担额的前提下可获得资助。
37,500英镑或以上：皇家法院审判	通常不符合条件，但资格审查可能会考虑进一步允许的支出和估计的私人辩护费用。

张三是一位高收入名人，因涉嫌殴打他人被捕。他可以获得免费的警察局咨询。在法院阶段，情节较轻的殴打可能不会导致他有“很大可能失去自由”的风险，但严重的声誉受损风险可能支持司法利益测试。仅仅名人身份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他通过了该测试，他的高收入可能会阻止他通过经济状况测试，因此他可能无法获得代表令。

认罪和分配

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治安法官首先会确认被告人身份，并向其宣读控罪/指控。法庭必须对指控进行解释（除非内容不言自明）。

对于仅可简易审判罪行和两可罪行，法庭会询问答辩。对于被指控两可罪行的成年人，这在最初是“庭审地点确定前答辩”（plea-before-venue）程序下的预期答辩意向表明。

	仅可简易审判罪行	两可罪行
认罪 (Guilty plea)	治安法官判决（可能在休庭获取报告后进行）。这是通常的简易程序途径；对于伴随皇家法院诉讼的罪行，可适用单独的法定规定。	治安法官考虑其量刑权力： 1. 权力充足： 在治安法院判刑。 2. 权力不足： 在符合法定条件时，移送皇家法院进行判刑。
不认罪 (Not-guilty plea)	通常休庭并确定审判日期。	举行分配听证会以决定合适的审理法院。 1. 适合简易审判： 被告人可同意在治安法院审理或选择由皇家法院审理。 2. 须由皇家法院审判： 将案件送交皇家法院。

对于仅可公诉罪行，在成年人的通常程序中，治安法官不会正式接受答辩。他们必须解释案件必须送交皇家法院。双方均可就送交事宜以及保释等附随事项陈述意见。法庭会询问被告人是否打算在皇家法院认罪：

• 若回答“是”，治安法庭会尽快安排皇家法院接受被告人的答辩。

• 若回答“否”，或者没有给出意向，法庭会安排在皇家法院进行案件管理听证。在此阶段保释是一个重要问题。

庭审地点确定前答辩（PBV）是在决定审判地点之前，针对年满 18 岁的成年人被控两可罪行时，查明其预期答辩意向的程序。随后的程序将取决于该答辩意向。

在PBV之前，控方必须在第一次听证之日开始时或之前向法院提供控方案件初步细节（initial details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IDPC）。控方还必须将其送达给提出请求的被告人；否则（若被告人未提出请求），则必须在该日开始时或之前以其他方式使其可供查阅。在PBV程序中：

• 如果指控内容尚未写成书面形式，则必须予以书面记录，并且必须向被告人宣读。

• 法庭必须向被告人解释：指控的具体内容，除非指控不言自明；该罪行是两可罪行，即可由治安法院或皇家法院审理；

• 法庭即将询问被告人，如果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他打算如何答辩（认罪还是不认罪）。

被告人没有义务表明其答辩意向。出于决定后续程序的考量，未表明意向将被视为不认罪意向。不要认为被告人必须给出答辩意向。

• 如果被告人表示打算认罪，法庭将该表示视为认罪答辩，并依法酌情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判决或将其移交皇家法院判刑。

治安法官可以选择立即对被告人判刑，或者延期以获取量刑前报告（pre-sentence report）或其他必要信息。

如果罪行极其严重以致治安法官的量刑权力不足，法定移送权力可允许在皇家法院进行判刑。其检验标准并非该罪行是否已变得等同于仅可公诉罪行。凡涉及价值200英镑或以下财物的低价值入店行窃依第22A条按简易程序处理，或涉及5,000英镑或以下的刑事损坏依第22条被视为仅可简易审判罪行，均不得以治安法官权力不足为由进行通常的移送判刑。第22条针对损坏的规则排除了以火造成的损坏和对纪念物的损坏。已立法的废除低价值入店行窃条款的法律需要生效令（commencement）方可生效；仅凭御准（Royal Assent）并不会使该规则失效。

• 如果被告人表示不认罪或未表明答辩意向，法庭将进入分配程序。如果法庭接受管辖权，被告人仍可选择在皇家法院由陪审团审理。但若符合条件的5,000英镑或以下的刑事损坏依据第22条必须按仅可简易审判处理，则无该审判选择权；必须牢记以火造成损坏和纪念物例外的存在。

如果治安法官决定延期审理以获取报告或移送判刑，他们必须决定应将被告人还押还是准予保释。认罪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这一结果。在为协助量刑而休庭进行调查或报告的情况下，受法定例外情况约束，普通保释权仍然适用。被告人先前的保释或羁押状态具有相关性，但不能在未考虑适用法律及当前情况的情况下直接沿用既有状态。

如果被告人表示不认罪或未表明答辩意向，治安法官将继续进行分配听证（allocation hearing）。这是两可罪名特有的程序。考试中可能会问我们如何给客户提供建议。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但在法律赋予选择权之处，决定权属于客户本人。

建议客户留在治安法院审理的理由：

• 量刑权力： 与皇家法院相比，治安法院的量刑权力有限。自 2024 年 11 月 18 日起，对单一两可罪行的通常最高法定刑期为 12 个月，但须受具体罪行较低最高刑期及适用过渡期规定的约束。多项罪行并不赋予无限制超过通常 12 个月合并上限的权力。但请记住，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被告人仍可能被移送皇家法院判刑；选择简易审判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较轻的刑罚。

• 上诉途径： 从治安法院向皇家法院提出的通常上诉无需获得许可，并采取重新审理（rehearing）的方式进行。认罪后的通常上诉仅针对量刑；不认罪后的上诉则可针对定罪或量刑。相比之下，公诉审判后的上诉须向上诉法院刑庭（Court of Appeal (Criminal Division)）提起，通常需要获得许可或初审法官的证书。在该法院针对定罪的上诉取决于定罪是否不安全（unsafe），而非对所有案件事实进行全新审理。

• 程序延误： 简易程序的排期和审结可能会更快。但必须核实具体的排期时间表；这是一种实际上的可能性，而非绝对保证。

• 心理压力： 简易审判的环境可能不像皇家法院审判那样正式和令人生畏，这对于弱势被告人而言可能尤为重要。

• 公众关注： 皇家法院的诉讼可能会吸引更多媒体关注。对于公众人物或担心公开曝光的客户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实际考虑因素。然而，两类法院通常都是公开开庭审理；选择治安法院本身并不能提供匿名保护。

• 诉讼费用： 治安法院的诉讼费用可能较低，特别是对于自费的被告人。但仍需要对实际工作量和可能发生的费用进行具体评估。

• 证据披露： 与皇家法院不同，在治安法院提交正式的辩护陈述书（defence statement）是可选的（optional）。因此，控方在审前掌握的辩方案情细节可能较少。但这并不免除辩方证人通知（defence witness notice）的要求，也不免除确定争议焦点以及遵守案件管理指示的法定义务。

建议客户选择皇家法院审理的理由：

• 判决无罪的前景：一些辩护律师认为，与专业法官或经验丰富的治安法官相比，陪审团可能更容易对被告人产生同情。但这是一种需要在具体案件中评估的观点，而不是定则，也不能可靠保证获得更高的无罪释放几率；对比结果取决于所审理的案件类型。

• 法律问题：在普通皇家法院陪审团审判中，法官裁决法律，陪审团裁决事实。当必须在不让陪审团听到争议材料的情况下决定复杂的证据可采性问题时，这种职能分离是有利的。但这并不保证陪审员绝不会听到随后被排除的材料。治安法官则兼顾法律和事实裁决（在适当情况下听取法律顾问的建议），且同样必须忽略不可采信的材料。

• 法律援助：案件被移送皇家法院审判的，自动符合司法利益（interests of justice）测试。但这并不免除单独的经济状况审查（means test），也不保证获得免费代理。

• 准备时间：等待皇家法院审判的较长时间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但它也可能为辩方提供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案件、调查取证和寻找证人。具体可用的时间由实际的法院指示和排期日期决定。

在分配听证会上，法庭首先：

1. 给予控方机会指出任何相关的先前定罪记录，因为这可能影响治安法官的量刑权力是否充分；

2. 给予控方和被告人机会就审判地点提出陈述；

3. 决定是否保留案件在治安法院审判（retain jurisdiction）。

主要有三项考量。首先，现有的量刑权力是否充分？治安法官普通的合并监禁刑上限为12个月，而特定罪名可能适用更低的上限。当指控两项或两项以上的两可罪行时，法院考虑对其合并判处的总权力，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每一罪名。

其次，法院考虑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达成一致可能会使分配更加顺畅，但这并不对法院产生约束力。

最后，法院适用分配准则（Allocation Guideline）。两可罪行通常应进行简易审判，除非：

• 在考虑了个人减轻情节和可能的认罪减刑之后，可能的量刑将明显超出（clearly exceed）治安法官针对该罪行或数罪合并判处的权限；或者

• 案件存在异常的法律、程序或事实复杂性，使得在皇家法院审判更为合适。

分配准则还允许治安法官在案件在事实或法律上并不复杂的情况下，即使预期量刑可能超出其权限，仍可考虑保留管辖权。他们必须牢记审判后将案件移送皇家法院判刑的权力。这并不局限于量刑仅略微超出其权限的情形。

如果治安法官决定需要在皇家法院审判，被告人不能选择坚持在治安法院审判。这并不等同于说违法的决定绝不能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受到质疑。

如果治安法官接受管辖权，他们会向被告人解释：

• 法院认为简易审判更为合适；

• 被告人可以同意简易审判，或者选择在皇家法院依起诉书审判（通常在陪审团前进行）；以及

• 即使同意简易审判并被定罪，如果符合法定条件，被告人仍可能被移送皇家法院判刑。

在这一阶段，被告人可以询问认罪是否可能导致监禁刑或非监禁刑。这就是量刑提示（indication of sentence）。治安法官没有义务给出量刑提示。如果他们给出了量刑提示，则必须询问被告人是否希望重新考虑此前表明的答辩意向。如果被告人希望重新考虑，法院将再次询问被告人将如何答辩。如果被告人依赖此程序表示认罪：

• 除下述法定例外情形外，除非此前已作出监禁刑提示，否则任何法院均不得就该罪行判处监禁刑。因此，非监禁刑提示通常会阻止法院判处监禁刑；

• 量刑提示并不确定具体的刑期或刑罚内容。例如，仅仅提示刑罚将是非监禁刑，并不能确定该非监禁刑的具体要求；

• 相关例外是法定的。《1980年治安法院法》第20A条明确保留了《量刑法典》第15(4)、18(8)和21(6)条的规定，涉及法定的危险罪犯及相关罪行移送判刑的权力。不能用“新信息或未遵守所谓认罪协议即自动取消提示约束力”的通用规则来代替法定的例外情形。

如果被告人坚持不认罪的意向并在随后被定罪，量刑提示对量刑法院没有约束力。

审判地点确定后，法院会作出指示并确定必要的审判日期或皇家法院听证日期。在有抗辩的皇家法院案件中，这通常包括答辩和审判准备听证（Plea and Trial Preparation Hearing, PTPH）。打算认罪的被告人则应尽快被带到皇家法院进行答辩。

两可罪行的答辩与分配

成年被告人：从审判地点前答辩到审判地点文字说明

在某些情况下，两可罪行无需经过普通的分配和选择程序即可直接移送皇家法院。回想一下之前讨论的入室盗窃罪被作为仅可公诉罪行处理的三种情形。相关的指控也可以与仅可公诉罪行一同移送。根据针对成年被告人的移送规定，在同一场合处理的相关两可罪名指控必须一同移送；相关的仅简易程序罪名指控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可以一同移送，包括该罪名可判处监禁或禁止驾驶的要求。就本规定而言，如果两可罪行与公诉罪行的指控可以合并在同一份起诉书中，则该两可罪行与公诉罪行相关。如果仅简易程序罪行源自导致该公诉罪行的同一情形或相关联的情形，则该罪行属于相关罪行。在后续场合提出的相关指控受法定酌定移送权力的约束。假设成年被告人D1因一项仅可公诉罪行被移送，同时还与成年被告人D2共同面临一项相关的两可罪名指控。如果两人在同一场合接受处理且符合法定的共同被告人条件，则D2也必须在无需单独分配程序的情况下被移送；如果D2在后续场合出庭，法院可能具有酌处权决定是否移送D2。法院必须确定具体的权力依据和顺序；仅与另一起案件有关联本身是不够的。

张三因抢劫罪（仅可公诉罪行）已被移送至皇家法院。随后，他和李四因相关的第20条严重身体伤害罪（s 20 GBH）（两可罪行）一同出庭。张三面临的后续相关指控启动了酌定移送权力。如果法院在两人共同出庭时因该指控将张三移送，则它还必须对李四适用共同被告人规则，包括移送不愿对每一项指控均表示认罪的成年共同被告人的要求。请注意这一额外步骤：后续的相关指控以及同一场合的共同出庭都必须予以考虑，而不能仅仅假设此前抢劫罪的移送会自动导致后续的一切移送。

此外，还有两种检方发出通知的程序，可要求在不经过审判地点确定前答辩（plea before venue）的情况下直接移送至皇家法院：

• 严重或复杂欺诈：在有充分证据将被告人交付审判，且证据显示该欺诈案件严重或复杂到应立即由皇家法院接管管理时，检方可发出授权通知。仅仅将指控定性为欺诈或笼统援引公共利益是不够的。

• 涉及儿童证人的特定案件：针对法定清单内的罪行（包括相关的暴力、性侵和虐待儿童罪行），该通知程序要求具备充分证据并满足相关的儿童证人及福祉条件。其目的是使皇家法院得以及时开展案件管理，以避免对该儿童的福祉造成损害；这并不意味着审判必须立即开始。

案件管理和审前听证

刑事案件的首要目标是公正处理案件（deal with cases justly）：宣告无罪者无罪、将有罪者定罪，公平对待控辩双方，并高效迅速地推进诉讼。对比民事首要目标中对“合理比例成本”的明确规定，刑事规则虽然使用了不同表述，但资源因素并非无关紧要：案件的处理方式必须考量其严重性与复杂性、案件后果以及其他案件的需要。

如果案件留在治安法院，法院将作出必要的指示，以便为量刑（在认罪后）或审判（在不认罪后）做准备。在有争议的案件中，除法定的程序例外情形外，法院会举行审判准备听证会。控辩双方和法院会按要求填写有效审判准备表（Preparation for Effective Trial (PET) form）。该表格记录了各方联系方式、控方证据、辩方存在争议的事项、证人需求以及法院为有效审判作出的决定和指示。

类别	指示内容
证据送达和披露	法庭可为控方提供进一步证据以及履行首次披露义务（如果尚未履行）设定日期。未使用材料的披露是此项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证人和证据	控辩双方均须指明其打算传唤的证人。辩方证人通知须列明拟传唤的除被告人以外的每位证人，在已知范围内提供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并提供任何有助于查明或寻找详细信息不明的证人的现有信息。在治安法院中，该期限为14天的辩方披露期，受延期和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规则的约束。该期限并非十个工作日，且即使没有辩护陈述也必须提供该通知。法院确定哪些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哪些证据可依法宣读，以及询问每位证人所需的时间。
专家证据	拟依赖专家证据的一方必须按规则要求将该报告送达法院和每一其他方。法院将作出适当指示；仅声称辩方需要专家是不够的。
确保出庭	在知悉相关理由后，当事人可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申请签发证人传票。拟出示的证据必须很可能具有重要意义（likely to be material），且签发传票必须符合司法公正。并非所有证人都需要传票，但在必须确保其出庭时传票可能非常重要。
特别措施，包括中间人	在满足相关法律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指示采取适当的特别措施、限制被告人亲自进行交叉询问，并准许中间人提供协助。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符合特定证人或被告人的具体需求；任何措施都不会仅因冠以“弱势（vulnerable）”标签而自动适用。

认罪和审判准备听证会

当有争议的案件移送至皇家法院时，将安排认罪和审判准备听证会（Plea and Trial Preparation Hearing, PTPH）。各方的PTPH信息表以及司法命令记录有助于促进更有效的案件管理：明确答辩、争议点、证人需求、审判排期以及必要的指示。如果被告人认罪，法院将安排量刑事宜。

在PTPH上，通常会对被告人进行传讯（arraigned）：法院核对起诉书，大声宣读指控或以书面形式出示并大声宣读其要旨，并要求对每一项罪名分别进行答辩。若当时无法进行传讯，法院必须确定可能的答辩并作出适当指示。如果被告人对部分罪名认罪但对其他罪名提出抗辩，陪审团仅审理有争议的罪名。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陪审团永远不可能知悉对其他罪名认罪的情况：该等信息是否可被依法引入，由法官依据适用的证据规则决定。

认罪后，皇家法院应在最早的适当时机进行量刑，这可能是同一天。如果需要量刑前报告、其他必要信息，或需要解决对量刑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存在的争议，法院可宣布休庭延期量刑。如果量刑延期，法院必须决定将被告人还押候审还是准予保释。

如果做出无罪答辩，则将进行案件管理，作为案件管理的一部分，法院将：

• 确定审判日期（listing）；

• 尽可能在该阶段确定审判的问题（例如，如果提出防卫的抗辩）；

• 与各方讨论在该阶段可以确定的证人需求（例如，是否有证人需要特别措施协助）；

• 为必要的审前准备提供时间表，并为有效审判提供适当指导；

• 仅在必要且能发挥最大作用时安排任何进一步的案件管理听证会。例如，基本规则听证会（ground rules hearing）可以确定应如何询问弱势证人，以便该证人能够提供最佳证据。

法院还将处理被告人在PTPH结束后是继续还押候审还是予以保释。

信息披露

披露（Disclosure）涉及当事方提供证据或信息的义务。应当区分控方对其所依赖证据的送达，与其对可能合理认为能够削弱控方案件或协助辩方（undermining the prosecution case or assisting the defence）的未使用材料的披露义务。一旦法定披露义务适用，首次披露必须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在简易程序中通常是在不认罪答辩后；但在皇家法院，该义务自移送审判时即行产生，无需等待皇家法院的不认罪答辩。控方的持续审查义务一直持续至被告人被判无罪、定罪或决定不再推进案件为止。

假设控方掌握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但出于技术原因不打算使用；或者控方掌握了看似中性的未使用材料。此类材料并不仅因其存在就必须披露，但必须结合具体案情切实适用披露测试。“具有控诉性”或“中性”并非隐瞒材料的许可，控方决定不使用该材料也不能决定其是否能够削弱控方案件或协助辩方。符合测试标准的材料必须予以披露，但受制于合法的公共利益限制或法定禁止规定。

如果控方基于公共利益理由拟扣留原本必须披露的材料，则必须向法院申请公共利益豁免（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PII）裁定。国家安全和线人身份是可能的示例，但并非自动豁免的理由。法院必须在考量公共利益以及诸如编辑后披露等措施是否充分的同时，保障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在送达辩护陈述后，被告人若有合理理由认为控方未披露按规定须披露的材料，可以向法院申请披露命令。第8条（Section 8）申请适用于控方针对辩护陈述已经履行、声称履行或未能履行其持续披露义务之后的情形。该申请必须指明具体材料并说明为何需要披露；送达辩护陈述是前置条件，但并非证明所申请的每项材料都必须被披露。

控方首次披露启动了相应的辩方披露时间表；控方的披露义务不会转移或终止。辩护陈述（defence statement）是关于辩护性质的书面陈述，包括拟依赖的任何具体抗辩理由。它指明存在争议的控方事实并说明理由，阐明辩方所依赖的事实，并指明拟提出的任何法律观点（包括证据可采性或程序滥用）以及所依据的法律依据。

如果辩护陈述披露了不在场证明（alibi），则必须提供所要求的详细信息，包括在已知范围内支持该不在场证明的证人的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如果上述任何细节未知，则必须提供任何有助于查明或寻找该证人的现有信息。

在治安法院审理中，辩护陈述是可选择的（optional）。如果被告人选择提供辩护陈述，则必须在控方履行或声称履行其首次披露义务（包括声明没有材料需要披露）之日起算的14天期限内，送达法院和检察官。如果最后一天不是工作日，截止日期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延期申请必须在该期限内提出；在期限内履行不合理的情况下，法院可准予延期。

在皇家法院，一旦满足法定条件（包括在移送审判的案件中送达控方证据），被告人必须向法院和检察官送达辩护陈述。这是强制性辩方披露（compulsory defence disclosure）。在共同审判中，法院可就向共同被告人提供辩护陈述作出指示。通常期限为控方履行或声称履行其首次披露义务（包括声明没有材料需要披露）之日起算的28天。下一工作日规则同样适用，且必须在期限内申请延期。未按规定提供陈述或发生其他特定违规行为，可能允许受到评论并由法庭作出适当的不利推论；但这些推论并非自动认定有罪。

张三在皇家法院没有提交辩护陈述，但在庭审中出人意料地提出不在场证明。检察官可以针对此失误发表评论，法官也可以就根据案情作出适当推论向陪审团作出指示。但法官必须向陪审团明确说明，不能仅凭该推论判定张三有罪。

披露义务	时间限制
治安法院中的控方首次披露义务	在法定披露义务适用后，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履行；通常是在被告人不认罪后法院进入简易审判程序时。
皇家法院中的控方首次披露义务	在移送审判后披露义务适用时，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履行；不要等待皇家法院的不认罪答辩。
控方的持续披露义务	对披露进行持续审查。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披露符合测试标准的新材料。
治安法院中的辩护陈述	辩护陈述是可选择的。 如选择提供，应在首次披露或声明没有材料需要披露之日起算的14天期限内送达，受准予延期和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规则的约束。
皇家法院中的辩护陈述	通常期限为首次披露或声明没有材料需要披露之日起算的28天，以满足控方证据送达条件为前提，并受准予延期和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规则的约束。

审判

指认的可靠性

我们已经学习过审前辨认（Pre-trial identification）。证人还可以在法庭上被要求指认被告席上的人：当庭辨认（dock identification）。在公诉程序审判中，控方通常不得要求之前未在列队辨认程序中指认出被告人的证人进行当庭辨认，除非安排列队辨认没有必要或不可行，或者存在例外情况。如果证人之前未能指认出被告人，这种做法尤为不妥。不要以为指示陪审团忽略不当辨认就必然能消除不公：在 R v Long [2022] EWCA Crim 444 一案中，即便法官给出了充分的指示，定罪仍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当控方案件完全或主要依赖于对有争议的目击辨认是否正确时，必须对陪审团作出 Turnbull 指示，警告其在据此定罪之前需格外谨慎。一个诚实、令人信服的证人也可能出错；多名证人同样可能出错，甚至认出自己认识的人也可能出错。法官应指示陪审团仔细审查辨认的具体情况：观察时间的长短、距离、光线、视野阻碍、此前是否相识、证人最初的描述与被告人实际外貌之间的差异，以及事件发生与正式辨认之间经过的时间。必须指出具体的薄弱之处以及任何支持性证据。随后，辨认证据的质量至关重要：

• 如果辨认证据质量良好，并且在辩方举证结束时仍然良好，即使没有其他支持证据，只要给出了充分的警告，案件也可以交由陪审团裁决；

• 如果辨认证据质量较差，法官必须终止案件审理并指示作出无罪裁决，除非存在能够支持辨认正确性的其他证据。

一位非常令人信服的证人指认了李四，但几乎没有其他证据。如果案件完全或主要依赖于该有争议的辨认，法官必须作出 Turnbull 指示。证人表面上的可信度并不能消除善意出错的风险。

针对张三的指控有大量的物证和口供支持，此外还有一个不可靠的辨认证据。如果控方案件并非完全或主要依赖于该有争议的辨认，则无需在此基础上作出完整的 Turnbull 指示。但法官仍必须妥善处理该辨认证据及其薄弱环节；仅凭存在其他证据并不能成为忽视该风险的理由。

无案可辩

在控方举证程序终结时，辩方可以主张无案可辩（no case to answer）。该动议既可在简易程序审判中提出，也可在公诉程序审判中提出。控方必须有机会作出回应：其主张将是证据已越过法定门槛，有罪与否的问题应由事实裁判者裁决。无案可辩的主张旨在以控方证据不足为由终止案件审理。法律对此规定了一项有限的法定例外，并非普遍适用于所有谋杀、过失杀人、谋杀未遂或第18条或第20条严重身体伤害（GBH）的审判。根据《2004年家庭暴力、犯罪与受害者法》（Domestic Violence, Crime and Victims Act 2004）第6条和第6A条，如果被告人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还就同一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被依第5条起诉，则针对关联的谋杀或过失杀人指控、或特定的严重伤害罪的“无案可辩”裁决将推迟至听取所有证据之后，或推迟至被告人提前不再面临第5条指控之时。特定的严重伤害罪包括谋杀未遂、第18条或第20条犯罪，以及《2015年严重犯罪法》第75A条规定的掐勒或窒息罪。

• 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人实施了所指控的犯罪，法官必须终止案件；

• 如果有一些证据支持被告人实施了所指控的犯罪，但证据极其薄弱，以至于即使以对控方最有利的方式解读其证据，一个依法受指引的陪审团仍无法据此作出有罪裁决，则法官必须终止案件审理。

• 如果证据的强弱取决于证人的可靠性或通常由陪审团决定的其他事项，且在事实的一种可能解读下陪审团可以正当地作出有罪裁决，法官就应当允许案件交由陪审团裁决。法官不能仅以自己认为证人在说谎的个人看法来替代陪审团的评估。

参见 R v Galbraith [1981] 2 All ER 1060。

李四指控张三持械抢劫了他。然而，在张三家中并未搜出任何据称用于抢劫的武器。李四的证言是唯一的证据，但李四不仅与张三有私怨，其陈述也漏洞百出。如果这些薄弱之处严重到即使以对控方最有利的角度看待控方证据，任何依法受指引的陪审团均无法判定有罪，法官可能会支持无案可辩的主张。但单纯存在私怨、武器缺失或普通的可信度争议本身并不能满足该测试标准：如果陪审团能够正当地采信该证词并定罪，决定权仍属于陪审团。

被告人作证

通常，控方的案件不会弱到在该阶段被终止。如果存在需要答辩的指控（case to answer），审判将进入辩方举证阶段。

本表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讯问中沉默之外，补充了两种情况：审判中的沉默，以及未能解释物品或痕迹或出现在特定现场的原因。不同情况的程序保障各不相同：普通警诫、审判警告以及第36条和第37条下的特别警告不可混为一谈。只有在满足法定条件时才允许作出不利推论；沉默并不自动证明有罪。不能仅仅依据这些规定下的推论对被告人定罪或要求其进行答辩。

我们之前在讯问章节中已经介绍了第34条，下表将补充详细内容。在学习时，请重点关注不同的适用场景和条件，而不仅仅是死记法条编号。

条款	可作出不利推论的关键条件
第34条 （依赖先前未提及的事实）	在诉讼中，被告人依赖了先前在当时所处情况下有合理理由被期望提及的事实。 通常的可选情形包括：在被指控前，警员为查明是否发生犯罪或何人犯罪而在警诫下进行讯问期间未能提及；或者在被正式指控或被正式告知可能会被起诉时未能提及。正式指控这一替代情形并不额外要求进行警方讯问。 该条还涵盖《2008年反恐怖主义法》第22条规定的特定指控后讯问。 如果该未提及发生在法定羁押场所，被告人必须事先已获得咨询事务律师的机会。
第35条 （审判中的沉默）	被告人的有罪与否必须是争议焦点，且被告人的身体或精神状况不得使其不宜作证。 被告人未作证，或者在宣誓后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这不仅限于交叉询问中的问题。 法庭必须在第35(2)条要求时，确保被告人知悉其作证机会以及可能面临的不利推论；该款规定了一个例外，即当法律代表告知法庭，或法庭从无代表的被告人处确认其将作证时除外。 法定权利或特权，或法庭免除其回答，可构成正当理由。被告人不受强迫作证。
第36条和第37条 （未能解释特定情况）	被捕后，警员要求其对以下情况作出解释：其人身上、衣物内或表面、鞋履内或表面、其另行占有、或在被捕地点发现的物品、物质或标记（第36条）；或者逮捕警员在其被捕所涉犯罪发生之时或前后在某地点发现其踪迹（第37条）。第36条还涵盖衣物或鞋履的状况。 警员合理相信该事项可能归因于其参与了指定的犯罪，将该合理相信告知被捕人并要求其作出解释。 该人收到关于可能产生不利推论的通俗语言特别警告，并且未能或拒绝作出解释。 在法定羁押场所，必须事先已获得咨询事务律师的机会。

传言证据

我们现在转向《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PACE）、《2003年刑事司法法》以及成文法保留的普通法规则下的刑事证据规则。

传言证据（Hearsay）是指在诉讼中非以口头证据形式作出、作为陈述事项的证据提出的陈述。该陈述可以通过任何方式表达事实或意见。根据《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115条，陈述人必须看似旨在使他人相信该事项，或使某人或机器据其真实性行事或运作。务必问清楚提出该陈述是为了证明什么。

李四告诉张三：“你老婆和我有染。”如果提出该陈述是为了证明存在出轨，这就是传言证据：李四在庭外的陈述被用来确立其真实性，而不是作为本案诉讼中的口头证据提出。

李四告诉张三：“你老婆和我有染。”张三因此杀了李四。如果提出该陈述是为了展示其对张三的影响并解释其愤怒，则并非用来证明出轨事实，就该目的而言不是传言证据。

普通的口头证言是在诉讼中作出的（通常经宣誓或郑重声明），并可通过询问来检验。而传言证据引入的是先前的陈述，可能是由证人转述，或包含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在刑事诉讼中，它需要通过法定途径（gateway）、保留的普通法规则、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或为了司法利益（interests of justice）被采纳。在考试题目中，请仔细寻找适用的途径及其程序保障。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传言证据都会被排除，也不要以为排除传言证据的选项就一定是错的。

依据	适用
成文法途径 (CJA 2003, s.116): 证人无法出庭 允许采纳因法定原因无法出庭提供口头证据的已确定陈述者的陈述。此规定属于第一手传闻途径，并非对多重传闻的一般许可。	陈述者就所述事项的口头证据本应具有可采性； 陈述者的身份已得到法庭满意确认；以及 符合下列五项法定条件之一： 死亡。 身体或精神状况导致陈述者不适合作证。 法庭必须确立该状况；仅凭不便是不够的。 身在英国境外，且合理可行地确保其出庭是不可能的。 仅身在国外本身是不充分的。 尽管采取了合理可行的寻找步骤，仍无法找到陈述者。 恐惧导致其无法开始或继续提供全部或相关口头证据，且法庭准予许可。 恐惧应作广义理解，包括害怕他人受到伤害或遭受经济损失。准予许可要求符合司法利益，并考量该陈述、不公正性与质证难度、适当时可行的特殊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情况。特殊措施属于考量因素，而非必须一律穷尽的死板先决条件。 当事人不得依赖由其自身或代表其行事之人为阻止陈述者提供口头证据而故意造成的条件。其他适用的排除和公正保障规则仍然有效。
成文法途径 (CJA 2003, s.117): 商业及其他文件 文件处于通常的商业或职业背景可作为采纳依据，但这并不保证其可靠性。	就所述事项的口头证据本应具有可采性； 该文件或相关部分是在行业、商业、职业、其他职务或有偿/无偿任职过程中创建或接收的；并且 信息提供者具有（或合理推定具有）亲身了解。 传递信息的每个中间人（如有）均是在此类职业或职务身份下接收该信息的。 对于为待决或预期的刑事诉讼或刑事调查所准备的陈述，在受制于法定的特定境外证据途径例外的情况下，适用一项额外条件： 符合第116(2)条的条件之一；或 考虑到过去的时间及所有其他情况，不能合理期望提供者记住所述事项。 该额外条件并不适用于每一份普通商业记录。如果因陈述的内容、来源，或提供、接收、创建信息或文件的方式而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法庭可根据第117条排除该陈述。
保留的普通法规则 (CJA 2003, s.118): 事实证据 (Res gestae) 对于自发性呼喊，事件必须在情感上完全压倒了陈述者，以至于可以排除编造或歪曲的可能性。该规则并非要求严格在秒表意义上完全同时发生的检验。	与事件的紧密联系有助于确立自发性呼喊这一类别； 关键问题在于能否排除编造或歪曲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言论是否恰好在完全相同的瞬间作出； 第118条还保留了伴随某项行为且只有与该陈述结合才能得到正确评估的陈述，以及与身体感觉或精神状态相关的陈述； 例如，袭击发生数秒后受害者向999接线员指认袭击者，若满足该规则的条件，可属于该规则范围。
所有当事人同意 根据第114(1)(c)条，各方当事人可同意采纳传闻证据。	诉讼的所有当事人必须均同意其可采性；其他排除理由仍可能适用。
司法利益 第114(1)(d)条提供了一条进一步的途径，即当法庭确信采纳符合司法利益时予以采纳，而非自动采纳其他途径之外的所有证据。	法庭必须考量法定因素及法庭认为相关的任何其他因素： 假定该陈述属实，其具有的证明价值，或其对于理解其他证据的价值； 就该事项已提供或可获得的其它证据； 该事项在整个案件中的重要性； 作出陈述的具体情境； 陈述者以及证明陈述已作出的证据的表面可靠性； 能否提供口头证据；如不能，原因为何； 质疑该陈述的难度； 该难度对反对采纳的一方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的程度。

质疑传闻证据

先确定拟适用的途径 (gateway)，然后逐一检验各项条件、材料的可靠性以及采纳该证据的公平性。一份陈述甚至可能在尚未涉及酌情排除问题之前，就已经不符合该途径的要求。《2003年刑事司法法》(CJA 2003) 第126条还允许在以下情形排除证据：考虑到不当浪费时间等因素，反对采纳的理由在实质上超过采纳的理由（同时考虑该证据的价值）；《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PACE) 第78条及其他排除权力仍然可用。

如果陈述人未就该事项出庭作口头证言，第124条允许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包括提出不一致的陈述；某些额外事项需要法院许可。在陪审团审判中，第125条另行规定：在控方案件结束后，如果符合条件的传闻证据就其重要性而言如此缺乏说服力，以至于据此定罪将不安全，则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如果应当重审，则解散陪审团。

传闻证据的通知与异议——《刑事诉讼规则》第20部分 (CrimPR Part 20)

1. 检查是否需要通知。 第20.2条规则涵盖第114(1)(d)条、第116条、指定的第117条刑事侦查/诉讼文件以及第121条多重传闻。它并不要求对每一份传闻陈述都发出通知。通知应送达法庭官员及每一其他当事人，并载明该证据、相关事实、可采性依据以及对争议事实的证明，同时附上尚未送达的任何支持性陈述或文件。控方的通常时限是在裁判法院作出不认罪答辩后20个工作日，或在皇家法院为10个工作日；被告人则必须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行事。
2. 提出异议。 根据第20.3条规则，应当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且在最晚发生的适用事件（送达第20.2条通知；如无需通知则为送达该证据；或不认罪答辩）后10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出申请并送达法庭官员及每一其他当事人。应载明争议事实、该证据不可采的理由以及任何其他异议。
3. 法院裁定。 通知发出人必须出庭，或有合理的机会作出回应。无人反对的第20.2条通知，根据第20.4条规则视为经各方同意而可采。法院可以根据第20.5条规则变更时间或形式要求，或免除通知；逾期提出的延期请求必须解释迟延的原因。

供述

供述（confession）包括对陈述者全部或部分不利的任何陈述，无论是否是对有权威的人作出，也无论是以言语形式还是其他形式作出。供述与混合陈述（mixed statements）适用其自身的可采性规则；它们并不当然因属于传闻而被排除，但也不能免于被排除。

张三被怀疑偷了手表，他对朋友李四说：“表我拿了，但这是因为手表本来就是我的。” 这可以构成供述：后半句的解释性陈述并不阻止部分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成为供述。供述无需对警察作出。肢体行为（例如点头或握手）也可以传达自认，但前提是其在语境下的含义全部或部分对自己不利；仅凭动作本身并不会自动构成供述。

具有相关性的供述通常可以作为不利于陈述者的证据采纳。如果有陈述提出该控方供述是（或可能是）通过压迫手段获取的，或者是在当时情况下由于言行可能导致由此作出的供述不可靠而获取的，控方必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其并非以此种方式获取。法庭亦可依职权要求提供该证明。真实性本身并不能推翻这些排除规则。

排除供述的理由	解释和关键点
通过压迫手段获取 (除非控方履行其举证责任，否则法庭必须排除)	当有陈述提出供述是或可能是通过压迫手段获取时，法庭不得采纳该供述不利于其陈述者，除非控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其并非以此方式获取。 即使该供述可能是真实的，这一规则仍然适用。 压迫手段 (Oppression) 包括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
在可能产生不可靠供述的情况下获取 (除非控方履行其举证责任，否则法庭必须排除)	审查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言行在既有情况下是否可能导致由此作出的任何供述变得不可靠。无需证明该具体供述是不真实的。 可能相关的具体情况包括： 违反 PACE 保障措施，例如未能为弱势嫌疑人安排合适成年人，或就警方案件证据的强度误导嫌疑人； 利用嫌疑人的弱势性，包括学习障碍； 利用嫌疑人痛苦的情绪状态； 在律师不在场时进行欺骗，或提供嫌疑人极难抗拒的引诱。 这些是需要评估的具体情况，并非自动排除的法定类别。必须满足法定的因果关系和不可靠性检验，当触发第76(2)条时，控方承担相同的排除合理怀疑举证责任。
采纳会对诉讼公正性产生不利影响 (第78条下的裁量排除)	考虑到所有情况（包括获取证据的方式），如果采纳该控方证据会对诉讼的公正性产生如此不利的影响以至于不应予以采纳，法庭可以排除该证据。 这属于范围更广的自由裁量权，但并不免除法庭在其他规则下强制排除的义务。

压迫并不以肉体酷刑为必要。在 R v Paris, Abdullahi and Miller (1993) 97 Cr App R 99 一案中，长时间、充满敌意的讯问和恐吓使米勒（Miller）精神崩溃；其供述被错误地予以采纳。后来的司法记述描述了他毫无喘息机会的哭泣与抽泣，以及讯问的压迫性基调和漫长时间，即便在绝大多数讯问中均有律师在场。

张三希望获得保释以照顾孩子。在警方暗示合作可能有助于他获得保释后，张三作出了供述。在此假设示例中，设想该引诱满足了可能导致由此作出的供述不可靠的检验标准；在此基础上，初审法官错误地采纳了该供述。对比 R v Barry (1991), 载于 95 Cr App R 384。嫌疑人仅仅抱有获得保释的希望，本身并不构成法定检验标准。

不良品格证据

本节首先讨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bad character）。控方可能希望利用过去的不当行为来对当前的指控作出推论，例如前科或参与犯罪团伙。法定不良品格涉及不当行为或实施不当行为的倾向，但不包括被指控罪行的指控事实证据以及与该罪行的调查或起诉相关的行为证据。不要将每一个不利事实都视为当然可采，也不要预设考题必然倾向于采纳。《2003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第101条规定了七条途径：

1. 所有当事方均同意；

2. 由被告人提出，或由被告人在交叉盘问中通过提问故意引出。

张三被控严重伤害他人。他在自己的证言中选择主动提及自己过去曾因酒吧斗殴被定罪。他声称那次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严重挑衅，并希望借此将其与当前被指控的预谋袭击区分开来。通过自己披露，他希望掌控叙事并表明自己并未隐瞒过去。

3. 属于重要的解释性证据：如果没有该证据，法庭或陪审团将无法或难以正确理解其他证据，并且其对理解全案的价值是实质性的。

张三被控参与一个复杂的毒品分销团伙。控方希望引入证据，证明张三在几年前曾因与该团伙头目共同参与另一起较轻的毒品犯罪而被定罪。控方主张，早期的这一关联对于理解张三如何加入该团伙、他在团伙中的角色以及他与头目的关系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背景，后续证据将难以理解。法庭必须裁定该解释对于理解全案是否具有实质价值；仅仅提供有趣的背景信息是不够的。

4. 与被告人和控方之间的重要争议事项相关。这通常包括相关倾向性，但先前的定罪并不自动充足。相似性、数量、时间间隔及相关性均至关重要。经被告人申请，如果依据该途径采纳证据对公正性的不利影响达到不应予以采纳的程度，则必须予以排除；时间的流逝尤为关键。

张三被控多次通过欺骗手段使老年人交出钱财。控方试图利用其过去两项因手法相似的欺诈罪定罪来证明其具有实施此类罪行的倾向（propensity）。这展示了 R v Hanson [2005] EWCA Crim 824 中的核心检验问题：前科历史是否表明存在相关倾向、这是否使被指控罪行的实施更有可能，以及依赖该证据是否不公正或不公平？这些属于欺诈案的假定事实，而非 Hanson 案本身的案情事实；两项定罪并不自动确立有罪。

控方指控张三通过黑客手段入侵系统盗取大额比特币，并希望援引其十年前在超市小偷小摸的定罪记录。相同的罪名标签“盗窃”并不自动使旧定罪成为有用的倾向性证据。较长的时间间隔和截然不同的作案手法表明在此案情下不应采纳；法庭必须评估真正的关联性与公正性，而不能仅凭罪名标签匹配。

5. 对被告人与同案被告人之间争议的重要事项具有实质性证明价值。该途径适用于由同案被告人提出或引出的证据。如果专门依赖该证据来证明说谎的倾向，则被告人的辩护性质或辩护行为必须削弱了同案被告人的辩护。

张三和李四共同被控抢劫罪。张三辩称是李四策划并胁迫他参与，自己并无抢劫故意。张三的出庭律师试图引入李四过去多次因持械抢劫和暴力威胁他人而被定罪的记录，以支持其关于各自角色和胁迫的说法。如果这些定罪对重要的争议问题具有实质性证明价值，则可以通过同案被告人途径予以采纳。仅仅提出指控并不使以往的每项定罪均具有可采性。

6. 纠正被告人造成的错误或误导性印象。声称自己诚实可能开启该途径，但通过该途径采纳的控方证据仅限于纠正该印象所必需的范围。撤回或脱离该断言可能具有重要影响。

在警方讯问中或在审判作证时，张三反复声称自己一向诚实守信。控方试图引入其因作伪证和提供虚假信息而被定罪的记录以纠正该印象。对于讯问中的断言，必须符合法定情形并在诉讼程序中就该断言提供证据。本途径下的任何回应证据都必须严格限于纠正错误印象所必需的范围。

7. 被告人对他人品格进行了攻击。这包括以法定形式提出或引出关于他人犯罪或应受谴责行为的指控。仅控方证据可适用此途径，且被告人可根据第101(3)条的公正性保障申请排除。

张三被控袭击罪，他辩称是控告人先动手打他，并称控告人是臭名昭著的街头混混、习惯性无故挑衅他人。控方随后试图引入张三过去多次因无故袭击他人而被定罪的记录。他对控告人品格的攻击可能开启该途径；采纳该证据仍须符合适用条件和公正性保障。其自身的暴力史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实施了被指控的袭击。

寻求引入不良品格证据的当事人必须遵守适用的通知要求。对于被告人不良品格的证据，下述通常时限取决于发出通知的主体以及审理法院。通知应载明该不当行为、争议事实将如何证明以及该证据为何具有可采性。法院可以变更时限、准许采用其他形式或口头通知，并可根据第21.6条规则免除关于被告人不良品格的通知要求。

参与方	送达通知时限	通知要求与形式
控方	在裁判法院不认罪答辩后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或在皇家法院不认罪答辩后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案件移送本身并非法定的起算触发点。	向法庭官员及每一其他当事人送达通知，通常应采用规定的书面形式，但须受法院变更要求的权力约束。
同案被告人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送达，且在起诉人披露通知所依据的材料后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	向法庭官员及每一其他当事人送达通知，通常应采用规定的书面形式，但受法院变更权力约束。
被告人（主动引入自身不良品格）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且在亲自提出该证据或通过旨在从其他当事人证人处引出该证据的问题提出之前。	通知可以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在皇家法院，应同时告知被告人希望法官向陪审团作出的任何品格指示。

反对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

当控方或同案被告人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第21.4条 (CrimPR rule 21.4) 送达通知时，反对该证据的当事人必须在通知送达后10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出申请，并送达法庭官员及每一其他当事人。应载明争议的不当行为事实、所承认的任何替代事实、可采性异议、任何不公平异议以及其他理由。在作出裁定前，通知发出人必须出庭，或有合理的机会作出回应。第21.6条规则允许变更时间或形式，并免除关于被告人不良品格的通知要求；延期请求必须随附迟交的通知或申请，并解释迟延的原因。与传闻证据第20.3条规则不同，本异议期限并非从通知、证据和答辩中最晚发生者起算。

被告人以外的人

例如，证人的不良品格由《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100条 (section 100 CJA 2003) 规制，而不适用被告人的七条途径。三条途径是：

1. 重要的解释性证据：没有它，其他证据将无法或难以被正确理解，且其对整个案件的解释价值是重大的。
2. 对争议事项具有重大证明价值，而该争议事项本身对案件整体具有重大重要性。相关因素包括事件的性质、数量和年代，以及在相关时的相似点、差异点和有争议的身份。
3. 经各方当事人同意。

除全体一致同意外，均须获得法院许可。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第21.3条 (CrimPR rule 21.3)，应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将申请送达法庭官员及每一其他当事人；如果申请人不是控方，则时限为控方披露支持性材料后10个工作日。异议人应在申请送达后10个工作日内向相同的接收人送达通知，说明争议或承认的事实以及可采性异议或其他异议。法院在作出裁定前，必须让每一其他当事人出庭，或至少给予10个工作日供其提出异议；第21.6条规则允许变更时间或形式。

证据排除

我们最后再介绍三种证据排除的事由。

• 根据PACE第78条（section 78 PACE）规定，如果法院认为，考虑到所有情况（包括证据的取得方式），采纳控方拟依赖的证据将会对诉讼的公平性产生不利影响 (adverse effect on the fairness of proceedings)，以至于法院不应当采纳该证据，则法院可以排除该证据。注意，这一条并非授权控方根据第78条排除辩方证据。

• 普通法惯例：如果控方证据可能带来的偏见超过其证明价值（its likely prejudicial effect outweighs its probative value），法院可以排除该证据。

• 如果证据和案件争议点没有关联（not relevant），则该证据不具有可采性（inadmissible）。控方和辩方都可以对另一方不具关联性的证据提出异议。

作证资格和强制性

证人的作证资格（competence）关乎某人是否能够作证提供证据。除下文关于被告人为控方作证的特殊规则外，所有人不论年龄或精神状况如何，只要能够：

1. 理解向其作为证人提出的问题；并且

2. 给出可以理解的回答。

都具有作证资格。这有时被称为可理解证言测试（intelligible testimony test），是对证人理解和回答问题能力的测试，而不是对其证言是否可信（credible）或可靠（reliable）的测试。

儿童证人没有固定的法定最低作证年龄。年龄可能会影响孩子理解和回答问题的能力，但法院必须对具体儿童进行评估，而不能直接推定其不具有作证资格。对证人作证资格的任何异议应当在问题一出现时即提出，通常应在证人作证之前提出。法院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此作出决定。传唤证人的一方有责任以大于对半开的标准（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证明证人具有作证资格。法院可以听取专家证据，并且在评估时必须考虑证人在获得任何拟议特殊措施（special measures）辅助下的情况。仅仅因为需要根据儿童的理解能力调整提问方式，并不会使该儿童本身丧失作证资格。

除受下文特殊限制外，具有作证资格的证人在本人愿意的情况下，通常可以为传唤他们的一方作证。然而，如果证人不愿意作证，则需要考虑另一个独立的问题——强制作证性（compellability），即法院是否可以要求他们必须作证？在没有合法理由（without a lawful excuse）的情况下，拒绝服从要求其作证的合法命令，可能会导致因藐视法庭而受到处罚。

被告人在该诉讼程序中仍可能因某项罪行被定罪时，不具备为控方作证的资格（not competent），也不可以被强制为控方作证。共同被告人为控方提供不利于另一名被告人的证言时，适用同样的规则。当该人在拟提供证据的诉讼程序中不再可能被定罪时（例如在认罪、被宣告无罪、案件已分案另行审理（severed），或总检察长提交了中止诉讼（nolle prosequi）之后），这一限制即告解除。中止诉讼（nolle prosequi）会终止该次诉讼程序，但不应将其与无罪释放或永久禁止重新起诉相混淆。

被告人的配偶或民事伴侣（civil partners）适用下文概述的特殊强制作证规则，而并非享有拒绝提供一切证言的绝对权利。同居伴侣（cohabitants）、前配偶或前民事伴侣（former spouses or civil partners），以及仅打算结婚的人，不享有这种针对现任配偶的保护。对于被称为一夫多妻制的婚姻（polygamous marriages），应首先确定其在相关目的下的有效性和承认情况；不能仅凭这一名称就认定该证人是否属于配偶。

传唤配偶或民事伴侣的一方	是否可强制	限制与例外情况
控方	一般不可	针对特定罪行可被强制，除非该证人在该诉讼程序中作为共同被告人仍可能被定罪
证人本人的配偶或民事伴侣所属的辩方	可以	若该证人在该诉讼程序中作为共同被告人仍可能被定罪，则不可
另一共同被告人	一般不可	针对特定罪行可被强制，但若该证人在该诉讼程序中仍可能被定罪，则同样受限于上述限制

特定罪行包括：

1. 涉及对作为证人的配偶或民事伴侣，或对在关键时间（at the material time）未满16岁（即15岁及以下）的人实施袭击、伤害或伤害威胁（assault on, or injury or a threat of injury）的罪行；

2. 针对在关键时间（at the material time）未满16岁的人实施的性犯罪；以及

3. 企图或共谋实施，或协助、教唆、怂恿、促使或煽动实施上述任一类罪行。法条中关于煽动（incitement）的表述，还须结合将其扩展适用于《2007年严重犯罪法》（Serious Crime Act 2007）第2部分下相关鼓励或协助犯罪的条款一并理解。

因此，个人一般有权拒绝为控方作证指控其身为被告人的配偶或民事伴侣，除非适用特定罪行的例外情况。切勿将其与被传唤为自己的配偶或民事伴侣作辩护证人的情况相混淆。

张三被控袭击成年男性李四。案发时，张妻和张前妻均在场，控方考虑传唤她们。李四作为受害人，具有作证资格且可被强制。张前妻因已非张三的配偶，同样可被强制为控方作证。然而，在这些案情下，现任张妻不可被强制为控方作证：这并非针对她本人或未满16岁之人的袭击。她有权拒绝，但如果她自愿，也依然可以主动为控方作证，即使证词对丈夫张三不利。

特别措施

弱势证人或受到恐吓的证人可以在一种或多种特别措施 (special measures) 的协助下作证，其主要目的是提高证人证据的质量，获得该证人所能提供的最佳证据 (best evidence)。

法定证人特别措施适用于控方和辩方证人，但被告人本身并不适用该法定机制。法院会考虑证人是否具备适用资格（eligible），以及任何可用的特别措施是否可能改善（improve）该证人提供证据的质量。如果满足条件，法院会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指示安排最有可能最大限度提高其证据质量的一种或多种特别措施组合，同时考虑证人的意愿以及能否有效检验该证据。在有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法官会作出任何必要的警告，以确保使用特别措施不会对被告人产生不利偏见。

目击毒品交易的人害怕被毒贩报复，不敢公开露面作证。特别措施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法官必须确保陪审团不会把使用特别措施当作“被告人一定是毒枭”的证明。

弱势证人 (vulnerable witnesses) 是指法院认定适用资格时不满18周岁的人，或者因患有精神障碍、智力和社会功能严重受损，或身体残疾或失调，导致其证据质量可能降低的人。年龄途径与受损途径是择一关系，而非必须同时满足的累计条件。受到恐吓的证人 (intimidated witnesses) 是指因与作证有关的恐惧或痛苦（fear or distress）而导致其证据质量可能降低的人；并不要求完全无法提供证据。

对于在皇家法院作证且具备适用资格的性犯罪案件投诉人，当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时，第22A条确立了一项推定，倾向于采纳相关录像作为其主询问证据（evidence-in-chief）。这一规定适用于因功能受损或因恐惧、痛苦而具备适用资格的情形；儿童证人则适用下文所述的另一套主要规则。采纳该录像仍须符合司法公正（interests of justice）的测试，而且如果适用该推定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不太可能最大限度提高投诉人证据的质量，法庭可以偏离这一推定。这并不是要求无条件采纳任何录像的绝对权利。

对于儿童证人则适用主要规则（primary rule）。即儿童证人的任何相关录像应作为主询问证据（evidence-in-chief）被采纳，而未通过录像提供的其余证据则通过视频连线（live link）提供。采纳录像仍须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如果儿童证人希望不适用该规则，且法庭确信其证据质量不会因此降低，或者适用该规则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不太可能最大限度提高其证据质量，法庭可以在相应范围内不适用主要规则。仅凭儿童证人自己的意愿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根据“儿童意愿”这一例外不适用视频连线部分，且证据将改为在法庭上当庭提供，则通常会改用屏风隔离（screening），但这同样受制于相应的“意愿加质量不降低”例外或“最佳证据质量”例外。

特别措施 (Special measure)	解释 (Explanation)
使用屏风将证人与被告人隔开 (Screening the witness from the defendant)	使用屏风或其他布置阻止证人看见被告人。重点是这一视线方向，而不是阻止被告人看见证人。证人仍必须能够看见法官、陪审团、法律代表以及任何口译员或其他协助证人的人员，并且也能被他们看见。
通过视频连线作证 (Evidence by live link)	证人从法庭外通过实时电视连接提供证据。由法院指定的人员（例如在适当情况下的父母）可以陪伴证人；法院会考虑证人的意愿。
私下作证 (Evidence given in private)	证人作证时可以将特定人员排除在法庭之外，但不得排除被告人、法律代表，或口译员及其他协助证人的人员。 此措施适用于第17(4A)条涵盖的罪行（包括性犯罪、特定现代奴役罪和家庭虐待罪），或者法院有合理理由相信除被告人以外的任何人已经或将会试图恐吓证人的案件。
移除假发和长袍 (Removal of wigs and gowns)	法院可以指示在证人提供证据时不佩戴假发或长袍。在皇家法院，这涉及所有穿戴此类出庭服饰的人员，而不仅限于大律师。 注意：在治安法院通常不佩戴假发和长袍。
录像作为主询问证据 (Video-recorded evidence-in-chief)	证人访谈的录像可以作为其主询问证据被采纳。如果法院认为为了司法公正不应采纳录像的任何部分，则必须将其排除；采纳录像并非自动进行。
录像的交叉询问或再次询问 (Video-recorded cross-examination or re-examination)	如果已有指示采纳录像作为主询问证据，在符合该条款适用的生效和资格限制的前提下，法院还可以指示在审判前对交叉询问和再次询问进行录像。在进行此类录像时，被告人不在现场，但必须能够看见和听到录像过程，并能与其法律代表沟通。
通过中间人询问证人 (Examination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由法院批准的中间人负责传达问题和答案，并在必要范围内进行解释以帮助理解。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为证人进行出庭代辩（advocacy）。仅因恐惧或痛苦而具备资格并不足以适用此措施；如果证人同时满足弱势证人（vulnerability）的标准，则可能符合条件。
辅助交流工具 (Aids to communication)	诸如沟通板或手语板之类的设备可以帮助患有残疾或失调的证人理解问题或给出答案。 同样，仅因恐惧或痛苦而具备资格是不够的；必须适用弱势证人途径。

被告人获得协助的途径则有所不同，视频连线并非唯一可能的调整措施。根据现行《2003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的规定，在符合条件的刑事诉讼中，法院在给予各方当事人（以及在有要求时给予相关青少年犯罪工作组，youth offending team）陈述意见的机会后，如果确信符合司法公正，可以指示通过实时音频或视频连线参与诉讼。法院会综合考虑所有情况，包括被告人能否有效参与诉讼。精神障碍或智力和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可能使提供协助成为必要，但这并不是使用连线的唯一可能原因。在为确保被告人有效参与诉讼而有必要时，法院还有权指定中间人（intermediary），并可作出其他适当的调整。较早的第33A条视频连线规定现在涉及军事司法程序（service proceedings），而非此处讨论的普通刑事审判。

治安法院的审判

诉讼类型、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下面简要介绍治安法院刑事审判的各个阶段。通常情况下，审判是在被告人作无罪抗辩（not-guilty plea）后进行的。如果被告人认罪，案件则会进入量刑阶段，不过如果对量刑的事实基础存在争议，仍可能需要举行听证会。

1. 控方开庭陈述：检察官可简要概述控方案情（opening）、相关法律、事实以及可能存在争议的事项，并提醒治安法官举证责任和举证标准。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有美国式的独立辩方开庭陈述。治安法院的程序允许法院邀请辩方简要指出争议焦点；但这并不是发表独立开庭陈词的一般性权利。

2. 控方举证阶段：接下来，控方将传唤所称受害人及其他证人，并提交其其他可采纳的证据。证人出庭作证通常必须宣誓（take an oath）或郑重确认（affirm），但具有作证能力的不满14周岁证人，或缺乏宣誓所需理解力的证人，则提供非宣誓证据（unsworn evidence）。检察官将对每位证人进行主询问（examination-in-chief），随后辩方可以进行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之后检察官可以就交叉询问中出现的事项进行复询（re-examination）。未经法院许可，复询过程中通常不得引入新事项。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词只有在符合可采性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才可被宣读。被告人警方讯问记录或录音中相关且可采纳的部分也可以提交法庭。当控方证据全部提交完毕后，控方即告结案。

3. 提交"无案可答"动议：在控方举证程序终结后，被告人可以提出无案可辩的动议。如果动议成功，被告人将被宣告无罪。如果动议被驳回，审判将继续进行。我们将按照动议未获批准的情况继续讨论审判程序。

4. 被告人提供证据的权利：治安法院必须确保被告人理解自己有权提供证据，以及不提供证据、或在宣誓后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的潜在后果。任何不利推论仍须符合上文讨论的法定条件；保持沉默并不自动等同于有罪的证明。

5. 辩方举证阶段：随后，被告人可以提交证据，遵循与控方相同的总体询问顺序。若被告人选择作证，除非法院另有指示，否则其必须在其他辩方事实证人之前出庭作证。

6. 进一步证据：通常情况下，双方各自按顺序提交证据。但在辩方举证结束后，有时也可以提交进一步的可采纳证据（例如适当的反驳证据，rebuttal evidence），但这受制于法院的把控以及任何必要的许可。

张三在辩方举证阶段突然传唤李四，证明案发相关时间他们俩一起在电影院。控方随后找到了证人王五，王五称案发时李四并不在电影院。控方可以申请传唤王五出庭提供反驳证据，但这须符合可采性要求并在必要时获得法院许可；仅仅因为晚发现该证人本身并不能保证其证据获准采纳。

7. 控方结案陈词：只有在 1. 被告人有法律代理人；或者 2. 被告人提交了除自身证词以外的其他证据时，控方可以发表结案陈词（closing speech）。

8. 辩方结案陈词：辩方有权作出最终陈述，为其辩护提供支持。

9. 评议与宣判：治安法官考虑其决定并在公开法庭宣布。如果判定被告人有罪，治安法官必须给出充分理由解释其决定。随后，法庭将进行量刑或休庭（例如为了获取量刑前报告），并在必要时决定保释或羁押。如果法庭宣判被告人无罪，则可对无罪裁决做出解释。获判无罪的被告人将被释放，除非存在其他合法理由需要继续将其羁押。

一个在盘问证人时的考点是引导性问题（leading question），其定义是一个暗示或包含了答案，或者引导证人给出特定答案的问题。

直接陈述事实然后加上“是不是？”或“对吗？”来寻求确认的提问方式就是引导性问题。他们暗示了提问者想要或期望证人确认的答案。比如，“你当时看到被告人拿着一把刀，是不是？”

像以“what?”、“who?”、“when?”、“where?”、“why?”等开放性问题提问，如果不预设答案并鼓励证人自行叙述案情，就是非引导性问题。仅凭开头的疑问词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关键要看整个问题本身。

原则上，在主询问（examination-in-chief）和复询（re-examination）中，针对有争议的事项通常不得提出引导性问题。引导性问题可以用于无争议的引入性事项（例如证人的姓名或职业），或者在法院宣布己方证人为敌意证人（hostile witness）并获准对其进行交叉询问时使用。敌意证人并不仅仅是回答对己方不利或不愿意配合的人：关键在于该证人是否不愿应传唤方之请向法庭说出真相。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引导性问题引出的每一个回答都会自动不可采纳。在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中通常允许提出引导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交叉询问的每一位证人都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敌意证人。

皇家法院的审判

皇家法院的程序与治安法院的程序非常相似。下面只详细介绍与治安法院不同的部分。

1. 陪审团组建：通常将选任12名陪审员，并要求他们宣誓或作郑重声明（sworn or affirmed）就职。法庭会向陪审团说明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并告知陪审团，他们的职责是在听取证据后，裁决被告人对各项指控是否成立。

2. 控方开庭陈述。

3. 控方举证阶段。

4. 辩方提交无案可辩的动议（受上文讨论的有限法定推迟规则所限）。

5. 作证意向：皇家法院询问被告人是否拟亲自出庭作证，而不仅仅是“辩方是否提供证据”。在法定沉默权条款适用的情况下，法庭需确信被告人理解其作证权利，以及不作证或在宣誓后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的可能后果。该程序包含法定例外情况，即被告人的身体或精神状况使其不宜作证；并不会仅仅因为被告人保持沉默就自动作出不利推论。

6. 辩方开庭陈述：在皇家法院，辩方若拟传唤除被告人外至少一名证人亲自出庭就案件事实作证（give evidence in person about the facts），则可作开庭陈述（opening speech）。在治安法院则不享有同等的单独进行辩方开庭陈述的一般权利。

7. 辩方举证阶段。

8. 任何进一步可采纳的证据。

9. 控方结案陈词：在皇家法院，如果被告人有法律代表、如果辩方已传唤另一名证人亲自出庭就案件事实作证，或者如果法庭许可（if the court permits），控方可以进行结案陈词。请注意，与治安法院所指的“除被告人本人证言以外的证据”相比，这里既增加了法庭许可这一途径，又对“其他证人”途径作了更窄的界定。

10. 辩方结案陈词。

11. 法官总结：法官就相关法律向陪审团提供指示，并在帮助陪审团裁决争议问题所需的范围内对证据进行总结。法律指示以口头方式给出，且通常也会以书面形式提供。列明陪审团需要回答的问题的书面裁决指引（route to verdict），可以帮助陪审团遵循必要的逻辑步骤；但陪审团仍然负责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决。

12. 陪审团退庭商议并作出裁决：在法官总结后，陪审团将退庭返回陪审室（retire）商议（deliberate）。若陪审团有问题需要解答，或需要接收进一步指示，陪审团可以被召回。陪审团提出的问题通常在公开法庭上处理，并给予出庭律师就如何回应发表意见的机会。陪审团起初必须设法由全体剩余陪审员达成全体一致裁决（unanimous verdict）。若无法达成一致，在满足相关条件时，法官可就多数裁决作出指示（majority-verdict direction）。

裁决

仅仅因为时间流逝并不能自动允许作出多数裁决（majority verdict）。法定的最低商议时间为两小时，并且法庭还必须留出其认为针对案件性质和复杂程度而言合理的时间。根据实务指引（practice direction），在作出多数裁决指示前的惯常最低时间为两小时十分钟；具体案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作出多数裁决所需的陪审员人数取决于剩余的陪审员人数（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有陪审员被解职）：

• 12名陪审员：11-1 或 10-2

• 11名陪审员：10-1

• 10名陪审员：9-1

如果只有9名陪审员，则不能作出多数裁决：裁决必须是全体一致的。

如果作出的是有罪的多数裁决，陪审团主席（foreperson）必须在公开法庭上说明有多少名陪审员同意、有多少名反对。这一人数说明要求不适用于无罪的多数裁决。一旦陪审团的工作完成，法官将向陪审团致谢并解散陪审团，然后开始对被定罪的被告人进行判刑（或将案件延期，例如为了获取量刑前报告）。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将被释放，除非存在其他合法羁押依据。

有10名陪审员坚持有罪，有2名陪审员坚持无罪。在商议至少两小时十分钟后，如果针对该案的合理商议时间也已届满，法官可以授权作出多数裁决。有了该项指示，陪审团主席才能够带回有效的10-2有罪裁决（return a guilty verdict）。陪审团不能自行决定因时间流逝而免除全体一致的要求。

有9名陪审员支持无罪，但有3名陪审员坚持有罪，双方僵持不下。9-3的分歧不属于允许的多数决比例，其本身并不构成对被告人的无罪开释。如果法官认为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可以将其作为僵持陪审团（hung jury）予以解散，控方可能会寻求在新的陪审团面前重审。这属于未能达成裁决，而不是说庭审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因此无效。

庭审中的良好品格（good character）

良好品格（good character）不仅在随后的量刑阶段可作为从轻情节（mitigation），在判定有罪与否的定罪阶段同样至关重要。它可以支持被告人所作证言或陈述的可信度（credibility），也可能降低被告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不过，良好品格本身并不是一项抗辩事由（defence），其证明力大小取决于全案的整体证据。

在刑事法院（Crown Court）的陪审团审判中，具有绝对良好品格（absolute good character）的被告人——即没有前科定罪（previous convictions）或警诫记录（cautions），且没有任何其他被指控、被承认或经证实的应受谴责行为（reprehensible conduct）——通常有权获得适当的良好品格指引（good-character direction）。其中，可信度分支（credibility limb）在被告人出庭作证或依赖庭外陈述时具有相关性；而犯罪倾向分支（propensity limb）即便在这两种情况均未发生时也可能具有相关性。如果被告人虽有前科定罪或警诫记录，但这些记录同时满足陈旧、轻微且与当前指控无关这三个条件，则可能转而被视为具有实质良好品格（effective good character），但这取决于法官的司法裁量决定，并非自动享有的权利。如果法官决定将被告人视为具有实质良好品格，则必须给出经适当调整的指引（appropriately modified direction），并在相关时纳入可信度分支。该指引必须根据案件事实以及任何相关的不当行为进行调整。切勿想当然地认为，仅仅凭借无犯罪记录这一点，就足以保证在两个分支上都能获得毫无保留的完整指引。

量刑

量刑目的和量刑指南

对于定罪时年满18周岁的罪犯，除法定例外情况外，法院必须考虑以下量刑目的：

• 惩罚罪犯 (the punishment of offenders)

• 减少犯罪 (the reduction of crime)，包括通过杀鸡儆猴的威慑手段

• 罪犯的改造与康复 (the reform and rehabilitation of offenders)

• 保护公众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包括保护犯罪受害者

• 促使罪犯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受害者进行赔偿 (the making of reparation by offenders to those affected by their criminal conduct)

《量刑法典》(Sentencing Code) 第57条规定的一般量刑目的在适用强制性刑罚要求 (mandatory sentence requirement) 时，或者法院依据《1983年精神卫生法》(Mental Health Act 1983) 第III部作出指定命令或指示时并不适用。但被告人认罪 (guilty plea) 则有所不同：认罪并不会排除量刑目的的适用。法院必须在适用的认罪减刑规则下考虑认罪的阶段与具体情况，同时遵守任何适用的强制性或最低刑罚规定。

量刑指南

量刑指南（sentencing guidelines）将一般量刑原则转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方法。法院必须遵循相关的量刑指南，除非确信这样做会违背司法公正（interests of justice）。下面介绍的九个步骤阐述的是一种常见的量刑顺序，并不是指每一份指南都严格设有九个步骤。具体适用的指南决定了其自身的类别划分、编号及任何额外步骤（包括在适用时针对特别受关注罪犯的特殊监禁刑）。

1. 步骤 1：确定犯罪类别 (Determining the offence category) 法院首先根据相关罪行的量刑指南评估危害性 (harm) 与罪责性 (culpability)。一个简单的三类别模型可以说明这一思路：Category 1 结合了较大危害性与较高罪责性；Category 2 结合了较大危害性与较低罪责性，或者较小危害性与较高罪责性；Category 3 则结合了较小危害性与较低罪责性。但切勿机械地套用该模型：现行的量刑指南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危害级别、罪责级别及其组合，而且危害性不仅包括实际造成的危害，还包括意图造成的危害或可预见的潜在危害。

罪责性考察被告人是故意（deliberate）、鲁莽（reckless）还是过失（negligent），抑或甚至连过失都没有（如严格责任犯罪中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否有计划（planning）以及是否起主要作用（leading role）也可能产生影响。具体罪行和量刑指南决定了哪些区分具有实质意义：要求具有故意罪过的定罪绝不能被当作完全没有过错来处理。

2. 步骤 2：确定起点刑和类别范围 (Starting point and category range) 一旦确定了犯罪类别，该类别的起点刑 (starting point) 便提供了在根据其他加重和减轻情节进行调整之前的初步刑罚水平。类别范围 (category range) 则在这些调整之后为法院的评估提供指导区间，但它并非在所有案件中都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已经用于确定危害性或罪责性的因素，不得仅仅为了重复增加刑期而被再次重复计算（no double counting）。

法定的加重情节包括被告人那些可被合理地视为加重情节的相关先前定罪记录（需考量其性质、关联性及发生的时间距今多久）；在保释期间犯下的罪行；针对诸如种族、宗教或残疾等特定特征表现出的敌意；以及对以该身份履职的紧急救援人员实施的特定罪行。在满足各自特定条件时，这些属于法定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并不是要求对每一次前科或每一起袭击都完全一概而论。敌意可在相关时间表现出来，也可作为犯罪的动机；法定规则同样防止对某些种族或宗教加重罪行进行重复计算。

量刑指南列出了范围更广的潜在加重情节：自愿致醉并对犯罪起到促成作用、结伙犯罪、预谋策划、获取高额利润、在偏僻地点作案、隐匿或销毁证据、有他人在场（特别是儿童），以及使用武器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具体罪行和案件情况，并且已经计入犯罪类别的因素不得重复计算。考虑在内的罪行（offence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ICs）也可能增加刑罚，以反映罪犯整体的犯罪行为严重程度。

考虑在内的罪行 (TICs) 指的是被告人承认犯下，但法院并未对此作出单独定罪记录的额外罪行。被告人可以请求法庭在对其定罪罪行进行量刑时一并加以考虑。法庭是否采纳属于裁量性质，并受制于适用的程序保障及法院的管辖权。

张三因入店行窃A被定罪后，主动承认了另外两起之前未被追究的类似盗窃案B和C，并请求法庭将其作为“考虑在内的罪行”（TICs）一并处理。如果法庭接受，那么在对A罪判刑时，刑罚可能会有所增加以反映其整体犯罪性，尽管其坦白合作的态度也可能表明其具有悔意或希望“彻底清理案底”。整体刑罚必须保持相称，且不得超过A罪的法定最高刑；TICs不能被用来施加超过分别起诉本应合理的总刑罚。B和C之后通常不会被单独起诉，但这并非无条件的法定豁免。如果法庭拒绝接受，那么分别提起起诉可能才是适宜的做法。

3. 步骤 3：考虑其他减刑因素 (Consider other factors indicating a reduction) 法院会审查减轻刑罚的相关理由，包括向调查人员或检控官提供的协助。有价值的协助可以依据适用的法定或普通法规则作为减刑的依据；但这并不是固定幅度的自动扣减。

一个核心原则是，减刑辩护不能推翻定罪裁决，也不能与法院已采纳的定罪基础相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存在争议的事实在量刑时都会凭空消失。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事实争议，可能仍需要在符合定罪的前提下予以查明解决，适当时包括通过牛顿听证会（Newton hearing）来解决。此时的问题转移为：“鉴于该人已被认定犯有此罪，在正当确立的事实基础上，何种刑罚是合理的？”

张三的辩护人进行了非常尽职尽责的无罪辩护，但依然被定了盗窃罪。量刑时，辩护人不得以“张三其实没有盗窃”作为减刑的理由，因为“是否盗窃”是在定罪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法庭正式宣判刑罚之前，辩护律师会向法官或裁判官提出减刑辩护。这其实就是辩护律师依据法律规定和相关的量刑指南，努力说服法庭减轻对被告人所判刑罚的严厉程度的一个过程。律师提出的所有减刑理由都必须有事实作为支撑，并且绝对不能在任何方面误导法庭。

减刑辩护通常涉及与罪行本身相关的因素，或与罪犯个人情况相关的因素。与罪行相关的减刑因素可能表明罪责较轻或危害较小。个人减刑因素包括没有前科或相关前科、品行良好、真诚悔罪、积极配合、是家庭中唯一的或主要的经济支柱或照顾者，以及为解决导致犯罪的问题所作出的实际努力。向调查人员或检控官提供实质性协助也可能相关，但不得对同一协助进行重复计算。缓刑监督官撰写的判刑前报告 (pre-sentence report, PSR) 可以提供关于罪犯背景、犯罪原因及个人情况的信息。

4. 步骤 4：因认罪而减刑 (Reduction for guilty pleas) 法院必须评估认罪所应给予的减刑，特别是其认罪的时间节点。这与悔罪、配合等个人减轻情节是分开考虑的。提早认罪可以免除受害者和证人出庭作证的负担，并节省公共时间和开支；但绝不能利用这种减刑机制强迫无辜者认罪。

认罪的时间节点至关重要。根据成年人认罪指南，在诉讼程序的第一阶段（通常指寻求并记录认罪或认罪意向的首次听证会）表明认罪，应获得三分之一的刑期减免，但须受制于该指南的例外规定。在第一阶段之后，最高减刑幅度降为四分之一，随后按比例递减，直至审判第一天最高减刑十分之一。在审判过程中认罪通常会进一步减少减刑幅度，甚至可能降为零。这些比例并非毫无例外：该指南对真正难以理解指控的情况、牛顿听证会（Newton hearing）中有争议的事实以及特殊的法定强制刑规则等均作出了专门规定。

5. 步骤 5：危险性评估 (Dangerousness) 当相关罪行和法定制度要求进行评估时，法院会审查罪犯是否符合危险性标准，以及是否必须或可以判处延长刑期 (extended sentence)。这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特定严重伤害风险；而不是自动对日常用语中被称为“危险”的每个人都加判这一刑罚。

6. 步骤 6：整体原则 (Totality principle) 在就数项罪名进行量刑时，法院会决定各项刑罚应当合并执行 (concurrently)、连续执行 (consecutively) 还是组合执行。总刑期必须反映全部犯罪行为，并保持公正与罪刑相适应（just and proportionate），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刑期相加导致不合理的严厉处罚。

对于因同一事件、紧密关联的事实引起的罪行，或是一系列持续的类似犯罪行为（特别是针对同一被害人），通常适宜判处合并执行 (concurrent sentences)。例如：一次危险驾驶行为致使多名乘客受伤；在抢劫罪中附带的武器罪行，且抢劫罪的刑罚已体现了武器情节；以及在单一持续计划下短时间内对同一家公司实施的一系列欺诈转账。这些刑罚同时执行，因此最长的一项刑期决定了名义上的总刑期。该主导刑期仍必须体现整体犯罪的严重程度；合并执行绝非忽视额外受害者或危害的借口，也不是适用于所有关联罪行的死板规则。

对于完全不相关的事件，或者合并执行无法充分反映各项独立犯罪的严重程度的情形，通常适宜判处连续执行 (consecutive sentences)。例如：入室盗窃后在另一场合发生的不相关袭击；在因某一罪行获得保释期间又犯下新罪；或者在商店盗窃数天后，为了阻止店员作证而对其进行威胁。各项刑期相继执行，但法院仍必须评估整体原则并进行必要的向下调整。法院不能仅仅将未经调整的各项刑期简单相加就假定结果是相称的；在保释期间犯罪是一项加重情节，其本身并不是要求一律判处连续执行的绝对规则。

因此，法院会考量每一项罪行的适度刑罚，审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及整体犯罪的严重程度，并选择一种能够产生公正且罪刑相适应的总刑期的合并或连续执行结构。

7. 步骤 7：赔偿和附属命令 (Compensation and ancillary orders)。法院在确定主刑的同时会考虑任何适用的命令。具体制度在此大纲中不作展开。

8. 步骤 8：说明理由 (Reasons)。法院根据适用的量刑规定，解释判决的理由、具体条款及实际效力 (practical effect)，以及未能遵守判决条款可能导致的后果 (consequences of non-compliance)。

9. 步骤 9：审前羁押或符合条件的带电子标签宵禁保释时间 (Time on remand or qualifying bail curfew)。任何折抵或扣减均须遵循适用规则；并非所有的保释期间都算作已服刑期。详细计算在此不作展开。

刑罚类型

《欧洲人权公约》第13号议定书禁止死刑。1965年法案在大不列颠地区废除了谋杀罪的死刑；不应将该日期误认为是在整个联合王国废除了所有死刑罪名。就目前目的而言，应将罚款、有条件释放 (discharges) 和社区令 (community orders) 等非监禁刑罚与监禁刑罚区分开来。下文重点讨论社区令和监禁。在符合法定强制性判决及特定法定例外的约束下，监禁是最后手段。

通常的监禁门槛是：该罪行（或该罪行与关联罪行合并来看）足够严重，以至于单纯判处罚款或社区刑罚均不足以证明其合理性。因此，某项罪行可判处监禁并不意味着监禁是不可避免的。即使达到了该门槛，只要社区令能够妥当实现量刑目的，也并不强制判处监禁。法庭必须考虑判处监禁是否会不成比例，包括对年幼子女等受扶养人的影响，特别是在案件刚接近门槛的情况下。但仍须遵守强制性判决和法定例外。

如果判处监禁刑罚是适当的，其通常的酌情刑期必须是法庭认为与罪行（或关联罪行）严重程度相称的最短刑期 (shortest term commensurate)，且不得超过允许的最高刑期。不同的规则适用于法定固定刑罚、法定要求的终身监禁、最低刑期以及某些特殊刑罚。对于经公诉程序审理的法定罪行，若法律未规定最高刑期也未规定终身监禁，《量刑法典》第223条规定其最高刑期为两年。皇家法院并不能随意忽视适用的法定最高刑期。

治安法院在判处监禁方面的权力是有限的。下表总结了通常的限制；还必须核实罪行本身更低的法定最高刑以及任何特殊的法定规定。

罪行类型	罪行数量	最高监禁刑期	备注
仅可简易程序审理	单项	通常为六个月	法律规定更低的最高刑者以其为准。
仅可简易程序审理	两项或多项	累计通常不超过六个月	累计刑期同时受各项罪行中最高的个罪最高刑限制（若该限制更低）。
两可罪名	单项	12个月	受该罪行最高刑及适用法定规则约束。
两可罪名	两项或多项	累计通常不超过12个月	这是累计总额限制，而非每项罪名加总后均可获12个月。

释放并不必然要等到服满整个名义监禁刑期，但“服满半数后释放”并非普遍规则。自2026年10月1日起生效的变更规定，根据《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244条，符合条件的成年人标准确定刑期罪犯服满三分之一刑期可获释放；符合第244ZA(4)或(5)条规定的刑期则服满半数释放。特定罪行被排除在外，且对该日期前判处的刑期的适用是分阶段进行的并受过渡规则约束；其他刑罚则适用不同的释放制度。在获得许可释放 (release on licence) 后，罪犯必须在适用的许可期内遵守其条件。违反条件可能导致被召回监狱收监 (recall to custody)，随后的释放受相关召回规则管辖，而非必然要求在监狱中服完原刑期的每一个剩余日。

在适当的案件中，法庭可以暂缓执行监禁刑罚。缓刑 (suspended sentence) 仍然属于监禁刑罚，但暂缓立即执行：罪犯不会因此直接进监狱。该命令可以包含须在社区内履行的要求。在执行期内犯下新罪，或无正当理由违反附加的社区要求，均可导致激活缓刑刑期。

社区令 (community order) 是一种施加一项或多项要求的非监禁刑罚。这些要求可包括无偿工作、社区监管要求 (probation requirement)、宵禁、精神健康治疗、戒毒或戒酒治疗，以及电子监控。自2026年10月1日起，原康复活动要求 (rehabilitation activity requirement) 更名为社区监管要求。每项要求均有其自身的适用性 (availability) 和适宜性 (suitability) 条件。

某些特定要求（包括精神健康治疗、戒毒康复和戒酒治疗）需要罪犯表达遵守意愿。拒绝并不自动意味着判处监禁。然而，根据第230(4)条，当罪犯不愿就某项以此种意愿为前提拟施加的社区令要求表达遵守意愿时，尽管尚未达到通常的监禁门槛，法庭仍被允许判处监禁。法庭仍必须考虑合法且适当的替代方案。

针对具体罪行的量刑指南使用低、中、高三个级别的社区令来体现严重程度。这有助于法庭选择惩罚力度，如无偿工作的时长或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改造性要求也必须切合罪犯的需求，且组合后的各项要求必须保持相称；各等级属于指导意见，而非准许同时施加每一项可用要求的许可。

法庭在实施社区令 (community order) 时也有一定的法定限制：罪犯在被定罪时必须年满18岁，且该罪行必须是该法庭有权判处监禁的罪行。过往曾被罚款（哪怕曾因类似行为被罚款三次或三次以上），本身并不赋予法庭在现行制度下就不可判处监禁的罪行作出社区令的权力。此外，该罪行或关联罪行还必须“足够严重” (serious enough) 以至于有理由作出该命令，但达到这一门槛并不要求法庭必须作出社区令。除非法庭认为没有必要，否则通常必须事先获取并考虑判刑前报告 (PSR)；但PSR的建议对法庭没有约束力。一个社区令必须至少包含一项要求，并且可以与罚款一并判处。对于同一罪行，社区令不得与即时监禁实刑 (immediate custody) 一并适用；此外，第203条 (section 203) 也禁止法庭在就该罪行或其正在处理的另一罪行作出缓刑令 (suspended sentence order) 时作出社区令。附加在缓刑上的社区要求 (community requirements) 并不是一项独立的社区令。

当负责监督的官员 (responsible officer) 认为罪犯在无合理抗辩理由的情况下违反了社区令要求时，该官员必须向罪犯发出警告，或者将此事移交给执法官员 (enforcement officer)。如果在前12个月内已经就违反该命令的任何要求发出过警告，则必须移交。随后，执法官员会审查案情，并在适当情况下将违规行为提请法庭处理。因此，初次违反并不一定总是仅仅收到警告。

如果成年人无正当理由违反社区令的要求被证实，法庭通常可依据《量刑法典》附表10采取以下替代措施。法庭不可将其视为毫无限制、随意累加的惩罚清单：

1. 使要求更加严厉： 例如，在适用的权力和限制范围内增加一项合法要求或延长现有要求的期限；

2. 就原罪行重新判刑： 若社区令仍在生效中，则予以撤销。在适当情况下可判处合法的监禁刑罚；法庭是对原罪行重新量刑，而非创设独立的违规犯罪；

3. 处以罚款： 通常的违规罚款最高法定限额为2,500英镑；

4. 对故意和持续违规判处监禁： 在重新判刑时，即使未达到通常的监禁严重程度门槛，法庭也可判处监禁。法定权力及其条件仍具约束力；违规并不意味着免除对量刑的所有其他限制。

不得将缓刑仅仅用作一种更严厉的社区令：必须首先达到监禁门槛。对于年满21岁的罪犯，可适用的缓刑刑期起点为14天；对于18至20岁的罪犯，在青年犯管教所的羁押起点为21天。对于在2026年3月22日之前定罪的，上限为两年；对于在该日期或之后定罪的，上限为三年，受连续刑期规则的约束。不能对延长刑 (extended sentence) 或特定受关注罪犯的刑罚适用缓刑。对于在2026年3月22日或之后定罪且符合条件的不超过12个月的监禁刑期，存在要求缓刑的法定推定，除非存在特殊情况证明不应缓刑；特定排除情形包括某些现有的监禁、监督或违反法院命令的情形，合并刑期超过门槛，以及对特定人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重大风险。在该推定之外，相关考虑因素包括强有力的个人减刑情节、对无辜受扶养人的不成比例损害以及现实的改造前景，并与严重程度、风险和遵从可能性进行权衡。

法庭必须指定一个执行期 (operational period)，自命令下达之日起算。在该期限内犯下的新罪可能触发激活，即使定罪发生在该期限之后。该期限最短必须是六个月。其最高限度通常为两年；但当缓刑刑期超过两年，或者在同一场合判处的连续缓刑刑期累计超过两年时，执行期最长可为三年。

法庭可以在缓刑命令中附加社区要求，而非单独作出社区令。如果附加了社区要求，法庭将指定一个监督期 (supervision period)，自命令下达之日起算：通常至少为六个月且不超过两年，或者若执行期较短则以执行期为限。无偿工作要求可继续执行直至完成指定小时数，但不得超过执行期。自2026年5月11日起，独立的法定程序允许在负责官员指定的日期终止监督，只要其满足已完成要求、进一步社区监管指示以及量刑计划目标的条件；受特定复核程序约束的命令除外。无正当理由的违反可能导致原缓刑刑期的全部或部分被激活、处以罚款或作出准许的修改（包括在法定限度内延长）。

行为	是否构成独立的刑事犯罪？	是否可以导致更严重的监禁或延长整体监禁刑期？
违反社区令的规定 (Breach of a community order)	本身不是一项新的犯罪；这是对为最初罪行所设要求的违反。	是。无正当理由违反规定可导致对原罪行重新判刑并撤销该社区令。在适用权限范围内，重新判刑时判处监禁可能是适当的。即使未达到常规监禁门槛，故意且持续的违反也允许判处监禁。
未能按期归押／潜逃 (Failure to surrender to bail / absconding)	是，在适用《1976年保释法》第6条的情况下。无合理因由未按期归押构成犯罪。即使最初的未能归押存在合理因由，在指定时间后未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归押，也可能构成犯罪。	是。依第6条定罪，在裁判法院最高可处3个月监禁，移送皇家法院判刑或按刑事藐视法庭处理时最高可处12个月监禁，并科或单处罚款。无论原始罪行本身是否可判处监禁，这都是对未按规定归押行为的独立惩罚。
违反保释条件 (Breach of bail conditions)	本身不是独立的刑事犯罪。它可成为逮捕并重新审查保释的正当理由，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包括变更保释条件或予以还押候审。该行为本身也可能独立构成另一项罪行。	仅因“违反保释条件本身”，并不存在监禁刑罚。还押候审属于审前羁押，并非对新违规罪行的惩罚。独立的罪行具有其自身的刑罚；该行为对原罪行量刑的相关性，取决于正当的量刑原则。
在监督期内违反暂缓判刑令的社区要求 (Breach of a suspended sentence's community requirements during supervision)	本身不是一项新的犯罪。	它可以使原有的监禁刑期生效（激活）。除非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否则法庭通常必须激活原判刑期或较短的刑期。允许的替代措施包括罚款，或在法定限度内予以修改（例如增加更严格的要求或延长期间）。激活本身并不扩大原有的监禁刑期；适用的特殊程序命令也受个别有限权限的规制。
在暂缓判刑令的执行期内犯下新罪 (A further offence committed during the operational period of a suspended sentence)	新的行为构成一项或多项独立的犯罪。	是。关键在于新罪是在执行期内实施（犯下），并不要求定罪也必须发生在执行期内。除非不公正，否则法庭必须激活全部或部分缓刑刑期，同时法庭还会对新罪进行判刑。在遵循整体原则（totality）的前提下，各刑期连续执行（consecutive terms）可能是适当的，因此总体监禁刑期可能会增加。

Newton听证会

在被告人认罪之后，法庭会依据妥当确立的事实对其进行判决。控辩双方通常会对事实达成一致。当关键事实争议可能对量刑产生实质性影响时，根据 R v Newton (1983) 77 Cr App R 13 一案确立的原则，法庭可能需要举行Newton听证会来解决该争议。达成一致的认罪基础并不会自动对法官产生约束力。

法官首先考虑该分歧是否对量刑有实质影响以及应如何解决。如果法庭可以适当地依辩方版本判刑，则无需听取证据即可如此处理。否则，实质性争议通常需要由法官听取证据并作出事实认定，并适用恰当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有争议的加重情节必须被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仅仅听取诉讼代理人相互对立的陈述并不能替代对重大事实争议的裁决。对于非实质性分歧无需举行听证会，法庭也可因说明的理由驳回荒谬或明显站不住脚的陈述。该程序不得与已接受的答辩相抵触，也不得用来裁决本应按通常程序审理的独立的争议罪行。

张三承认殴打李四并造成身体伤害，但他否认检方指控的更严重情节——即他曾拖拽李四并导致其严重擦伤。张三称李四是不慎摔倒受伤。如果该争议对量刑有实质性影响，Newton听证会可以查明擦伤是如何造成的。如果法庭采信了张三的说法，或者检方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有争议的加重指控，则量刑不得基于张三造成了那些额外伤害而加重。因此，判处的刑罚可能会更轻。

上诉

治安法院 - 皇家法院

如果被告人在治安法院被判定有罪，主要有以下两种上诉途径：

• 就被告人定罪或判刑的上诉： 在第108条规定的普通上诉途径下，作无罪答辩的被告人可以针对定罪、量刑结果或两者同时向皇家法院 (Crown Court) 提出上诉；作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则只能在该途径下就量刑提出上诉，而不能就定罪上诉。特殊法定程序可能另有不同的上诉规定。

• 通过案件呈述方式的上诉（by way of case stated）： 如果控辩任何一方认为治安法庭的裁决在法律上存在错误（wrong in law）或超出了其管辖权（exceeded its jurisdiction），可以请求治安法庭准备一份案件呈述，以征求高等法院 (High Court) 的意见。该上诉由高等法院分庭 (Divisional Court) 进行审理。

这些上诉途径同样适用于在青少年法庭 (Youth Court) 被定罪的被告人，但须受相关法定条款的规限。

从治安法院向皇家法院上诉是在治安法庭被定罪的被告人寻求重审最主要采取的上诉途径。注意，控方一般无权就治安法庭作出的无罪裁定或判刑结果相应地向皇家法院上诉；但这存在特定的法定例外，因此不能把这一一般原则绝对化为控方永远无权向皇家法院提起上诉。

欲提起上诉，被告人必须向治安法庭官员以及控方送达一份上诉通知书 (notice of appeal)。对于针对定罪的上诉，通常的期限是在判刑、正式推迟判刑 (formal deferral of sentence) 或移交判刑 (committal for sentence)（以最先发生者为准）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对于针对判刑的上诉，期限是在判刑后的15个工作日内。仅仅将案件休庭押后至随后的判刑听证会 (adjourning a case to a later sentencing hearing)，并不等同于正式推迟判刑。上诉人可以在所争议的裁决作出后立即送达通知书，无需等到最后期限。

张三在1日星期一被定罪，案件休庭押后判刑。他可以立即就其定罪提起上诉（包括在22日星期一或之前提出），但普通的休庭押后并不会使22日成为他的上诉截止日期。随后，他在次月1日星期四被判刑。假设此前没有正式推迟判刑或移交判刑，他可以在22日星期四或之前就定罪本身和/或刑罚提起上诉。如果当初在第一个星期一实际上是正式推迟判刑，那么针对定罪的上诉截止日期就会是该月22日星期一，且不会在随后的判刑听证会时重新起算。（假设这两个期间没有任何公共假期）

关于上诉程序的其他要点：

• 上诉期间的保释： 在押的上诉人如果希望在上诉期间获得保释，必须随上诉通知书一并送达一份附具理由的保释申请 (reasoned bail application)。已被定罪的被告人不会仅因正在提起上诉而享有一般性的保释推定。如果治安法庭拒绝了保释申请，上诉人可以向皇家法院申请保释。这有别于案件在休庭押后以进行判刑调查或准备报告期间所适用的法定保释规定。

• 逾期上诉： 如果上诉通知书逾期送达，上诉人必须随通知书一并送达一份延期申请 (application for an extension of time) 并解释延误原因。是否批准延期由法院决定，并非提交了通知书就会自动获得延期。

• 上诉许可： 根据第108条按时提起的普通上诉属于当事人的当然权利（as of right），无需事先获得许可。

• 答辩方通知： 如果被告人针对定罪或有罪认定提起上诉，答辩方（控方）必须在上诉通知书送达后的15个工作日内送达一份答辩方通知书 (respondent’s notice)，除非答辩方同意应当准许该上诉。

• 法院官员的职责： 治安法庭的官员必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通知皇家法院官员，并提供上诉通知书、相关的登记簿记录及其他规定的材料。针对定罪的上诉需要提供指定的审判及案件管理材料；针对判刑的上诉则需要提供任何量刑报告。证物 (exhibits) 会根据规则予以保留并在被要求时提供，而不是将每一件证据都自动进行实物移交。

向皇家法院提起的上诉，其审理方式因上诉内容而异：

• 针对定罪的上诉： 这类上诉是对整个案件的彻底重审 (complete rehearing)，相当于重新进行一次审判。在遵守常规证据规则和公正审理要求的前提下，任何一方都可以提交在治安法庭审理时未曾提交的证据，或者选择不再重复提交某些已在原审中提交过的证据。控方在皇家法院的重审中，不必完全按照在治安法庭陈述案情的方式进行，皇家法院可以基于不同的证据基础作出裁决。

• 针对判刑的上诉： 这类上诉是一次全新的判刑听证 (fresh sentencing hearing)。上诉人有机会再次提出从轻判处的理由。皇家法院并非简单地审查治安法庭的量刑是否合理，而是基于呈交的材料，独立地对何为恰当的量刑形成自己的判断。如果不同的事实基础得到了妥当确立，皇家法院在考量刑罚时可以依据该事实基础，但不能无视有罪判决本身，也不能以不公正的方式解决重大的事实争议。

通常情况下，上诉合议庭由一名职业法官（例如高等法院法官、巡回法官或特委法官）与两到四名非职业治安法官共同审理，这些非职业治安法官均不能参与过该案在原审程序中的裁决。在规则允许的情形下，合资格的军法法官（qualifying judge advocate）也可以参与审理，但不得审理青少年法庭（Youth Court）的上诉案件。规则对通常的治安法官人数允许有限的例外情况，包括特定的缺席或延误情形，以及由一名法官单独裁定准许双方达成一致的定罪上诉。虽然非职业治安法官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必须听从职业法官的指导，但裁决可按多数票作出：因此在事实裁决上，非职业治安法官可以多数票否决职业法官的意见。如果合议庭票数相等，主持审理的法官拥有决定票（casting vote）。

针对定罪的上诉，皇家法院可以维持治安法庭的有罪判决 (affirm)，也可以宣告被告人无罪(reverse) 。

在普通上诉中处理判刑时，皇家法院有权判处治安法庭原本可以合法判处的刑罚。它既可以减轻刑罚，也可以加重刑罚。因此，从治安法院提起上诉的被告人并不享有“上诉不加刑”的一般性保护。

张三因犯普通袭击罪 (common assault)，在治安法庭被判处了两个月监禁。他接受有罪的裁决，但觉得刑罚太重，因此针对量刑提起上诉。皇家法院在重新审理后，有权力判处他最高六个月的监禁（这是该普通袭击罪的法定最高刑期，但这并不是说每一项简易程序罪行的最高刑期都是六个月）。

在皇家法院对来自治安法庭的上诉作出裁决后，无论该皇家法院上诉是针对定罪还是判刑，任何一方仍有权针对法律错误或超越管辖权的问题，通过案件呈述的方式向高等法院提出挑战。我们接下来将讨论这一上诉途径。

治安法院 - （经由或不经由皇家法院上诉） - 高等法院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案件呈述方式的上诉 (appeal by way of case stated)。这类上诉针对的是法律错误或超越管辖权，而非对事实重新作出裁决。它由行政法院 (Administrative Court) 作为高等法院分庭 (Divisional Court) 审理。

被定罪者和控方均可通过呈述案情的方式提出上诉。上诉的理由有两个方面：

1. 判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例如，治安法庭错误适用法律或接纳本应排除的证据），或者

2. 判决超出了其管辖范围（例如，治安法官审理了一个他们没有管辖权的案件）。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选择：向治安法院申请呈述案情，会终止申请人就该项裁决向皇家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相反，先向皇家法院上诉本身并不会剥夺随后针对皇家法院裁决中的法律错误通过案件呈述方式上诉的途径。因此，先向皇家法院上诉可能很有用，但具体应当给出何种建议取决于争议问题、可用的上诉理由以及被加重刑罚的风险，它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更好的途径。

申请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治安法院申请呈述案情，并将申请书送达法院官员及每一其他当事方。法定期限为裁决作出之日后的 21 天。如果争议针对的是定罪，且案件在定罪后休庭押后，则相关起算日为法院对该犯罪人判刑或以其他方式作出处理之日。法院无权延长这一向治安法院提出申请的法定期限。

案件呈述 (case stated) 会指明有争议的裁决以及需要高等法院解答的法律问题。其中包含诉讼程序的简明概述、相关的事实认定以及各方的论点。它通常不会照录证据内容。但如果某项问题涉及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持某项事实认定，案件呈述则会指明该项认定，并概括法院作出该认定时所依据的证据。

如果治安法官认为申请是琐屑无聊的 (frivolous)，可以拒绝呈述案情。这并非等同于上诉法院上诉许可那种一般性的自由裁量许可阶段。如果治安法官拒绝，他们必须应请求向申请人出具一份拒绝证明书 (certificate of refusal)；但对于由总检察长 (Attorney General) 提出或在其指示下提出的申请，治安法官不得拒绝。申请人可以向高等法院寻求一项强制令 (mandatory order)，要求治安法官呈述案情。因此，遭到拒绝并不一定意味着该上诉途径的终结。

如果治安法庭决定呈述案情，除非法院另有指示，法庭官员必须在该决定作出后的15 个工作日内将案件呈述草稿送达每一方当事人。

各方当事人可以就草稿的修改意见作出陈述。随后由法院最终审定 (settles) 并送达案件呈述，而无需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取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上诉人必须按照适用程序将案件提交至高等法院。

这种上诉并不是对证据的重新审理。当事人基于所陈述的事实就法律问题进行辩论，而不是传唤证据去重新审理这些事实。分庭（Divisional Court）由至少两名法官组成，可以由两名或三名法官开庭审理。如果由两名法官组成的分庭在是否准许上诉的问题上意见相左（票数相等），则上诉失败，原审裁决维持有效。

高等法院将对所呈述的问题作出裁决，并可以：

1. 推翻 (reverse)、确认 (affirm) 或修改 (amend) 治安法庭作出的裁决，或

2. 将该事项连同高等法院的意见发回 (remit) 治安法庭，并可就该事项（包括讼费）作出其认为适当的其他命令。

高等法院可在控方提出上诉时作出被告人被错误地宣告无罪的结论，并可在所呈述的事实足以支持该结论时，将案件发回治安法官，指示其定罪和判刑。同样，在被告人提出上诉时，高等法院可撤销定罪并指示裁定被告人无罪释放。高等法院在适当情况下还可将案件发回，由不同的治安法官重新审理。

在这一刑事救济途径中，从高等法院提起的任何上诉均由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审理（绕过上诉法院）。控辩双方均可提出上诉，但高等法院必须证明该裁决涉及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法律问题 (a point of law of general public importance)，并且必须由于该问题应当由最高法院审议而获得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的上诉许可。

因素	正确的法院
被告人希望就裁判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提出上诉	皇家法院，按普通定罪上诉途径进行重审。向高等法院提出的案件呈述上诉针对的是法律错误或越权，包括对证据充分性提出的适当法律挑战。
被告人希望对量刑过重提出上诉	皇家法院。案件呈述上诉仅在所提异议指出了法律错误或越权时才适用，而不仅是对量刑评估有分歧。
控方希望就裁决提出异议	高等法院，基于获准的理由通过案件呈述的方式提出。控方无权针对无罪裁决或判刑向皇家法院提起一般性上诉；特定的法定例外情况须另行考量。
被告人或辩护律师认为治安法官对某个法律的解释错误地对被告人不利	高等法院，以法律错误为由通过案件呈述的方式提出。法律问题也可以在皇家法院的重审中提出；直接选择案件呈述会对上述普通上诉权产生如前所述的影响。

皇家法院 - 上诉法院

对起诉书定罪（conviction on indictment）或由此产生的判刑提起的普通上诉，由上诉法院刑事分庭（Court of Appeal Criminal Division）审理。与从治安法庭提起的普通上诉不同，除非主审法官签发证明书（certificate）证明案件适于上诉，否则此类上诉需要获得上诉法院的许可（leave / permission）。上诉许可与主审法官证明书是两条不同的途径。

在定罪后，主审法官可以主动或应申请签发证明案件适于上诉的证明书。针对判刑的上诉也有证明书途径。向主审法官提出的申请必须在相关裁决作出后立即口头提出，或在10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法律规定，证明书本身必须分别在定罪或判刑之日起28天内签发。证明书会指明适于供上诉法院审议的问题，但并不免除提交上诉通知（appeal notice）的必要。

无论是依赖主审法官的证明书还是向上诉法院申请上诉许可，上诉人都必须在适用的期限内向刑事上诉登记官 (Registrar of Criminal Appeals) 送达上诉通知 (appeal notice)：

• (a) 如果上诉是针对定罪的，则在定罪之日起28天内。

• (b) 如果上诉是针对判刑的，则在判刑之日起28天内。

上诉人在向上诉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前，无需先从主审法官处获得证明书。直接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请是实践中需要牢记的常规途径。

张三在某31天月份的1日于皇家法院因第47条的实际身体伤害罪（s47 ABH）被定罪，并于15日被判处18个月监禁。到了次月1日，他决定同时就其定罪本身以及判刑提起上诉。由于针对判刑的上诉仍在判刑日起的28天内，张三的律师可以按时向上诉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而针对定罪的普通上诉期限已于第一个月的29日届满。对于该项定罪上诉，他的律师必须申请延长时限（extension of time），解释延误原因并阐述上诉理由。在这一阶段向主审法官寻求签发证明书，并不能绕过已届满的上诉通知期限或证明书自身的时限。

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诉许可申请由一名独任法官根据书面文件进行初步审理（即不举行听证）。在这一阶段，独任法官的职责不是考虑上诉的最终结果，而是考虑是否应给予上诉许可。他们会审查上诉人提出的理由是否有可争辩性 (arguable)，以及案件是否适合进行完整的上诉听证。如果案件被认为适于上诉，则会给予许可，并由合议庭 (Full Court) 进行审理。

如果有多个上诉理由，独任法官可能会就其中部分理由给予许可，并驳回其他理由。上诉人可以就那些被驳回的理由向合议庭重新提出申请（renew），但必须遵循重新申请程序，通常须在被驳回后（或若上诉人缺席，则在登记官送达裁决后）10个工作日内送达重新申请。仅就某一个理由获批许可，并不会在最终的上诉听证中自动把所有被驳回的理由一并提交法庭审理。

上诉法院刑事分庭的合议庭通常由奇数名法官组成，且至少为三名；如果案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也可由更多法官（例如五名或七名）组成合议庭审理。针对判刑的上诉可以由两名法官裁决，但针对定罪的上诉必须至少由三名法官审理。对此也有法定限制与例外：例如，最初由三名以上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其中一名法官无法继续履职后仍可继续审理，前提是至少还剩三名法官，即便剩余法官人数为偶数。如果偶数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对上诉意见均等分歧，则案件必须由至少三名法官组成的奇数合议庭重新听取辩论。

针对定罪的上诉，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定罪是否不安全 (unsafe)。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种，但存在错误并不自动使定罪不安全：

• 一审法官错误地驳回了无案可辩的动议；

• 一审法官在某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上错误地引导了陪审团；

• 一审法官错误地允许提交了本应排除的证据，或者错误地排除了本应允许提交的证据；

• 庭审中不必要的司法干预或不当评论损害了审判的公正性。

• 新证据（Fresh evidence）也可能具有相关性。上诉并不会仅仅因为某项证据未在原审中提交而自动获准。如果为了司法公正的需要属于必要或适当，上诉法院可以接收新证据。上诉法院尤其会考虑该证据是否可信 (capable of belief)、是否可能为准许上诉提供理由 (may afford a ground for allowing the appeal)、在原审时就上诉所涉问题而言是否本可采纳 (would have been admissible at trial on an issue in the appeal)，以及未能及时在原审时提出该证据是否有合理的解释。接纳新证据与定罪最终是否安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张三被判犯有盗窃罪。主审法官关于“不诚实”的指引过于宽泛：未能准确向陪审团说明，必须首先确定张三对事实的实际认知或相信是什么，然后再按照普通正派人的标准（standards of ordinary decent people）评估其行为。假设上诉法院在审查了该错误及案件证据后，依然确信该定罪是安全的：因为证据是压倒性的，即便陪审团得到了完全正确的法律指引，也必然会作出相同的裁决。基于这些假设事实，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法院必须评估定罪的安全性，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有罪认定取代陪审团的裁决。这是一个教学示例，并非 R v Ghosh [1982] QB 1053 一案的案情。现代的“不诚实”检验标准源自 Ivey v Genting Casinos [2017] UKSC 67，并由 R v Barton and Booth [2020] EWCA Crim 575 适用于刑事案件；过去的 Ghosh 标准不应再被当作现行检验标准。

在针对判刑的上诉中，被告人必须证明该判刑是不合法的 (unlawful)、明显过重 (manifestly excessive) 或原则上错误 (wrong in principle)。可能的错误包括：没有给予适当的认罪减刑，忽略了相关的减轻处罚情节，不同判刑之间存在不合理的差异，或者没有在必要时通过 Newton 听证会解决实质性的事实争议。仅仅是倾向于另一个不同的刑罚并不足够。

在被告人针对皇家法院判刑提起的普通上诉中，从案件整体来看，上诉法院不能对上诉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这是一项整体性的保护，并非要求每一个单独的量刑组成部分都必须保持不变或减轻。控方针对量刑明显过轻（unduly lenient sentence）另行提请审查则是不同的程序。

上诉类型和上诉法院的权力	更多重要细节
对定罪的上诉 上诉法院可采取的处理方式包括： (a) 驳回上诉，维持原定罪 (b) 准许上诉，撤销原定罪 (c) 准许针对部分罪名的上诉，但驳回其他部分 (d) 准许上诉，撤销原定罪，下令重审 (e)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改判上诉人犯有替代罪行 (f) 在法律允许行使该权力的情况下，下达时间损失指令（loss-of-time direction）	只有在符合司法公正 (interests of justice) 的要求，且仅针对《1968年刑事上诉法》第7条所允许的罪行时，才会下令重审。相关考量因素可包括自原审以来已过去的时间、上诉人是否被羁押以及被羁押了多长时间、证据的表面强度以及案件涉及的公共利益。公众关注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下令重审的充分理由。 若要根据第3条改判替代罪行，上诉人必须未对原指控罪行认罪，原审陪审团根据起诉书本有权判定该替代罪行成立，且陪审团的裁决结果必须表明其已确信证明该替代罪行的事实成立。改判后的刑罚必须是该替代罪行所依法授权的，且不得比原判更严厉。这并不是允许上诉法官凭空另行认定一套不同的事实裁决。 等待上诉期间被羁押的时间通常计入刑期。时间损失指令属于酌处权，需要说明理由，并且在已获批上诉许可、主审法官已签发合格的证明书，或案件由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CCRC）移交的情况下不得作出。毫无希望的申请会让申请人面临这一风险；但它并不是针对上诉败诉的自动惩罚。
对量刑的上诉 上诉法院可以： (a)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 (b) 准许上诉，撤销上诉所涉及的判刑或命令 (c) 以皇家法院本可依法作出的判刑或命令取代原判 (d) 下达时间损失指令，但须受相同的法定限制约束	常见的理由是判刑明显过重 (manifestly excessive) 或原则上错误 (wrong in principle)；不合法的判刑 (unlawful sentence) 也可受到挑战。 超出适当量刑范围的判刑可能属于明显过重。原则上错误可能涉及刑罚种类的选择，例如在正确适用量刑原则本应作非监禁处理的情况下却判处了监禁。仅仅存在可争辩的替代方案，或判刑超出了量刑指南的范围，本身并不足以确立上诉意义上的错误。 在被告人提起的判刑上诉中，从整体来看不得对上诉人处以更严厉的刑罚。上诉法院可以维持原判刑，或改判适当的合法刑罚，但从案件整体考量时，其权力受该项保护规则的制约。

在合议庭驳回上诉后，被告人没有基于相同理由再次提起同一上诉的普通权利。向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提起进一步上诉，需要由上诉法院证明案件涉及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法律问题，并获得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的上诉许可。重开已终结上诉（reopen a concluded appeal）的特殊权力并非普通的第二次上诉机会：它要求存在特殊情况、有必要避免实质不公，且不存在其他有效的救济途径。

上诉途径概要：

1. 在皇家法院审理程序后，被告人希望对定罪和/或判刑提出异议。
2. 无论是依赖主审法官及时签发的证明书，还是向上诉法院申请许可，均须在相关定罪或判刑之日起28天内送达上诉通知。如果逾期，须申请延长时限。
3. 合格的主审法官证明书使上诉无需上诉法院许可即可推进。否则，通常由一名独任法官根据书面材料审议是否给予许可。
4. 如果许可获批，上诉将交由合议庭审理。如果被拒，申请人可按适用程序（通常在10个工作日内）向合议庭重新提出申请（renew）。独任法官拒绝许可并不必然意味着上诉途径的终结。

针对皇家法院裁判的上诉

被告人向上诉法院刑事分庭提起的普通上诉：上诉通知、证明书或许可，以及合议庭文字说明

控方在皇家法院抗诉

一般来说，控方不能仅仅因为不同意陪审团的无罪裁决而提起上诉。但是，法官作出的终止控诉的裁定（terminating ruling，例如批准辩方提出的无案可辩动议）可以适用法定的控方上诉程序。在该裁定作出后，控方必须立即表示其上诉意图，或申请休庭以考虑是否上诉。控方必须作出法定的无罪释放承诺（acquittal undertaking），并获得主审法官或上诉法院的许可。如果上诉法院推翻该裁定，可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下令恢复审理程序或重新审理；推翻裁定本身并不直接给被告人定罪。

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控方可以根据针对严重罪行的法定条款，申请撤销无罪裁决并下令重审。这是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规则的例外，而非针对陪审团事实裁决的普通上诉。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该无罪裁决必须涉及法定机制下的合格罪行（qualifying offence）。谋杀、谋杀未遂、过失杀人以及危害生命的纵火罪是附表5（Schedule 5）中的例子，但并非详尽无遗的清单；

2. 刑事检控专员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DPP) 必须书面同意该申请。DPP必须确信表面上已满足“新的且令人信服的证据 (new and compelling evidence)”的要求、继续推进符合公共利益，并且重审不会与特定的国际双重危险义务相冲突。新证据是指在早先审理程序中未提出的证据；令人信服的证据则必须结合尚未解决的争议问题来看是可靠的、实质性的且具有高度证明力的。这一书面同意本身并不是有罪认定；

3. 上诉法院自身必须同时确信存在新的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下令重审符合司法公正 (interests of justice)。随后，上诉法院会撤销无罪裁决并下令重审；否则将驳回申请。司法公正的评估包括审判的公正性、已过去的时间以及在勤勉或迅速行事方面的相关缺失。这是一项实质性裁决，而不仅仅是普通上诉的许可。

青少年法庭程序

青少年法庭的管辖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是10岁。犯罪时不满10岁不承担刑事责任。

作为原则，10到13岁的儿童（child）和14到17岁的青少年（young person）必须在青少年法庭 (Youth Court) 接受审判。他们不走普通的成人案件分配程序，也不能仅仅因为罪行属于可公诉罪行就选择由陪审团在皇家法院进行审判。例外情况涉及：

• 犯罪时未满18岁，但在诉讼程序开始前或进行期间年满18岁的被告人；

• 特定的严重罪行；或者

• 儿童或青少年与成年人被共同指控。

审判前或审判期间年满18岁

诉讼阶段及被告人年龄	对程序的影响
被告人被指控时年满17岁，但在其首次在青少年法庭出庭之前已年满18岁	案件通常将在成人治安法庭 (adult magistrates' court) 处理。切勿将被告人犯罪时的年龄视为贯穿全案并一成不变地确定青少年法庭管辖权的标准。还必须考虑诉讼程序在18岁之前启动时的法定保护；仅凭指控日期并不能完全决定适用的判刑权力。
被告人被指控时年满17岁，在其首次在青少年法庭出庭之后但在审判开始之前年满18岁	青少年法庭可以在审判前保留案件，或者将其移交 (remit) 至成人治安法庭。对该移交决定不得提起上诉。如果移交，成人法院处理该案时如同先前的诉讼程序均在其自身面前进行一样。如果保留，适用的判刑权力必须根据年龄规定确定，包括《1963年儿童与青年法》第29条 (section 29 of 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 1963)；案件保留本身并不自动意味着可以行使成人治安法庭的全部判刑权力。
被告人被指控时年满17岁，在审判进行期间但在审判结束之前年满18岁	青少年法庭可以继续审理，并作出如果在被告人未满18岁时本可以作出的命令。或者，在定罪后且在判刑之前，青少年法庭可以将被告人移交至成人治安法庭进行判刑。

严重的犯罪

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包括谋杀 (murder) 或误杀 (manslaughter)——的儿童或青少年必须被立即送往皇家法院进行审判，无需在青少年法庭表明其答辩意向。谋杀未遂 (attempted murder) 也遵循这一途径：管辖既遂罪审判地点的法定规则同样适用于未遂犯。但这并不意味着首次出庭直接在皇家法院进行。与成年人一样，案件始于治安法院；对于单独出庭的未成年人，通常是在青少年法庭首次出庭。

被指控犯有法定列明的违禁枪支犯罪（例如非法持有违禁枪支）的儿童或青少年，如果在犯罪时已年满16岁，则必须被立即送往皇家法院进行审判，而无需表明其答辩意向。对于未满18岁的罪犯，适用的法定最低刑期通常为3年，但受制于“特殊情况”（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例外规定。移送皇家法院的要求并不取决于在此阶段就断定该例外规定绝对不适用。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严重或复杂欺诈案件中，以及符合法定条件的涉及儿童证人的案件中，检察官发出的法定通知可以要求将案件立即送往皇家法院审理。这些是特定的法定移送途径，并非涵盖所有欺诈案件或所有涉及儿童受害者或证人的案件的普遍规则。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并且与杀人罪和法定列明枪支犯罪的途径一样，移送前不需要表明答辩意向。

对于下述危险罪犯（dangerous offenders）移送途径，如果法庭认为一旦定罪将满足判处延长刑期（extended sentence）的法定条件，则必须将该儿童或青少年送往皇家法院审判，而无需其表明答辩意向：

1. 被指控的罪行属于可判处相关青少年刑罚的特定暴力、性或恐怖主义犯罪。GBH、抢劫、强奸和性侵犯可以落入这一框架内，但具体罪名和法定量刑条件至关重要；单凭宽泛的罪名标签本身是不够的；

2. 法院认为，该儿童或青少年如果再次犯下特定罪行，会对公众成员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风险 (significant risk of serious harm)。严重伤害包括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不够的；

3. 适当的监禁刑期将至少为四年，并且法院不会根据适用的强制性终身监禁规定被要求判处终身拘留。

当儿童或青少年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 (grave crime) 且不适用其他独立的强制移送途径时，青少年法庭必须决定是保留案件自行审理，还是将其送往皇家法院接受审判。

就本规则而言，严重罪行（grave crime）规定涵盖不属于法律规定固定刑期（not punishable by a sentence fixed by law）且对21岁或以上罪犯最高可判处至少14年监禁的罪行，或者某些法律具体列明的性犯罪。这两类属于并列的法定类别；仅仅没有固定刑期本身并不会使某项罪行成为严重罪行。常见的例子包括抢劫、s 18 GBH以及加重的刑事毁坏或纵火。

与上述直接移送途径不同，在严重罪行程序下，法庭通常会在决定审判地点之前，先要求被告人表明答辩意向。

1. 如果儿童或青少年表明认罪答辩，则该罪行被视为已在简易程序中得到证明。法庭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直接量刑，或者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将该罪犯移交至皇家法院进行量刑；

2. 如果儿童或青少年表明不认罪答辩或未表明答辩意向，法庭就必须决定审判地点。核心问题在于：如果被告人被定罪，是否存在判处超过两年拘留（detention）才属适当的真实可能性（real prospect）。

通常情况下，法庭需要先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以及该未成年人的情况，才能妥善评估这种可能性。如果现有信息不足以确立需要由皇家法院审判，青少年法庭应当保留该案件。量刑指南强调，大多数案件应当留在青少年法庭审理：移送皇家法院审判应当留给那些现实中可能判处远超两年（substantially exceeding two years）刑期的案件。尽管如此，仍必须警告该未成年人：如果随后因严重罪行被定罪，仍可能导致被移交至皇家法院量刑，并被判处超过两年的刑期。

与成年人被共同指控

本节考点非常琐碎，但却是值得掌握的考试知识点。

当未成年人单独出庭，或仅与其他未成年人被共同指控时，通常会在青少年法庭首次出庭。

如果儿童或青少年与一名或多名成年人被共同指控，该共同案件最初必须在成人治安法庭处理。

如果被共同指控的成年人被送往皇家法院受审，法庭必须考虑该未成年人所面临的指控是否属于上文讨论过的独立直接移送途径（例如杀人罪、法定列明的枪支犯罪或符合条件的检察官通知案件）。如果不属于，法庭会要求该未成年人在决定审判地点前表明答辩意向 (plea before venue)。如果表明认罪，则构成简易程序定罪：成人治安法庭通常会将该未成年人发回青少年法庭进行量刑，除非满足法定例外情况允许其自行量刑；在符合条件的案件中，成人治安法庭也可以改为将该未成年人移交至皇家法院进行量刑。如果该未成年人表明不认罪或未表明答辩意向，通常的做法是在青少年法庭单独受审，除非基于司法利益 (interests of justice) 需要与成年人一同在皇家法院受审。相关考量因素包括：

• 分开审判是否会对证人或整个案件的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例如，要求证人重复作证的负担，以及可能出现不一致判决的风险）；

• 青少年的年龄：年龄越小，在青少年法庭受审的理由就越充分；

• 青少年与成年被告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显著的年龄差距通常支持青少年在青少年法庭受审；

• 青少年的成熟度水平；

• 与成年被告人相比，青少年在该共同犯罪中的罪责相对轻重，以及青少年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较为次要；

• 青少年是否有犯罪前科。

即使该青少年未被送往皇家法院与成年被告人共同受审，如果其最终在青少年法庭被判定犯有严重罪行 (grave crime)，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青少年法庭仍可在定罪后将其移送至皇家法院进行判刑。这可以使成年被告人和该青少年在同一家法院接受判刑，有助于该法院在评估各自所起作用时保持一致。但这并不是一项仅仅因为共同被指控的成年被告人在皇家法院接受判刑、就可以自动将任何青少年移送至该院判刑的权力。

青少年案件审理地点：按顺序遵循以下分支。

1. 是否适用直接移送途径？ 杀人罪（包括谋杀未遂）；在年满16或17岁时实施的所列违禁枪支犯罪；符合条件的欺诈案件或儿童证人案件通知；上文所述的危险罪犯条件；或者属于《量刑法典》(Sentencing Code) 第 252A(1)(a) 或 (1A)(a) 条下的符合条件的罪行，且法院认为一旦定罪，应当有可能根据该条判处超过两年刑期的刑罚。如适用，则无需听取认罪意向，直接移送皇家法院。相关法定条件必须按特定途径的要求实际得到满足或表面上得到满足。
2. 如果不适用，该罪行是否属于严重罪行 (grave crime)？ 按严重罪行的审判前答辩 (plea-before-venue) 程序处理。
3. 否则，该青少年是被单独指控，还是与成年人共同被指控？ 单独被指控：在青少年法庭听取答辩；若认罪则进行判刑，若不认罪则进行审判。与成年人共同被指控：先处理成年人的答辩和审理地点，然后再听取青少年的认罪意向。
4. 在共同被指控的案件中，若青少年表示认罪： 根据适用的权限进行判刑，通常是将案件发回青少年法庭判刑，除非属于允许成人治安法庭判刑的例外情况；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可移送皇家法院判刑。
5. 在共同被指控的案件中，若青少年表示不认罪或未表明认罪意向： 如果成年人被移送至皇家法院，则适用司法利益测试以决定是否共同受审。如果成年人接受简易程序审判，则该共同案件可以留在成人治安法庭审理。如果成年人认罪，法院可以在听取证据前将该青少年有争议的案件发回青少年法庭。

青少年被告人的审判地点

按顺序判断：案件是否必须立即移送？是否属于严重罪行？该青少年是否与成年人共同被指控？文字说明

如果共同被指控的成年人将在治安法庭接受审判（例如，在对可选择公诉罪行决定按简易程序审理之后，或案件本身属于仅可简易程序审理的指控），那么表示不认罪的青少年通常会与该成年人一同在成人治安法庭接受共同审判。成年人认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此时并不存在可供并案审理的成年人抗辩庭审 (contested adult trial)。如果成年被告人认罪，或者针对他们的指控被驳回，该青少年剩余的案件通常会根据适用的法定权限和程序阶段被发回青少年法庭。在成人治安法庭被定罪的青少年，通常必须被发回青少年法庭进行判刑，除非适用法定例外情况。

青少年量刑原则

青少年量刑的各个阶段与成人量刑大致相似，但具体方法必须反映该青少年的自身情况：

• 若量刑法院尚未听取证据，控方将概述案件事实。此外，控方会提供相关量刑信息，包括被告人先前的定罪记录（如有）。

• 随后，辩护律师将代表被告人提出减刑辩护 (mitigation)。

• 青少年本人必须有机会进行陈述并提交相关的量刑证据。在场的父母、监护人或其他支持该青少年的成年人也必须获得这一机会。主持审判的法官或裁判官可以与该青少年进行直接对话，以帮助他们理解法庭决定的原因，以及其犯罪行为对受害者、其家庭或社区造成的影响。

• 通常由青少年犯罪小组 (Youth Offending Team, YOT) 撰写的判刑前报告 (Pre-Sentence Report, PSR) 有助于法院选择合适的刑罚。该报告是在法院形成特定的法定量刑意见之前所必需的，而并非在每一项青少年判刑前都自动需要。对于未满18岁的罪犯，适用法定例外情况需要存在先前的判刑前报告，并且法院在考虑了最新报告和相关信息后得出结论认为无需新报告。在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口头报告，但对于针对特定的青少年监禁门槛、监禁期限或危险性决定所必需的报告，则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在对儿童或青少年判刑时，法院必须考虑到青少年司法系统的主要目标：预防儿童和青少年犯罪，以及该儿童或青少年的福祉 (welfare)。量刑方法应当是以个体为中心 (individualistic)，而不是仅仅以罪行为中心。在可能的情况下，判决应侧重于改造 (rehabilitation)；监禁应当是最后的手段 (last resort)。法院还应考虑判决可能对该青少年产生的各种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以及导致其犯罪行为的任何潜在因素。

正式指南进一步规定，在确定对青少年的刑罚时，除了青少年司法系统的主要目标和青少年的福祉外，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

• 儿童或青少年的年龄（包括其实际年龄、发育年龄和情感成熟度）；

• 罪行的严重性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ce)；

• 其进一步犯罪的可能性 (likelihood of further offending)；

• 这些进一步犯罪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extent of harm which might result from that offending)。

• 避免不必要地将青少年“罪犯化” (criminalise)；青少年司法系统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儿童和青少年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促进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而不仅仅是进行惩罚；

• 认识到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在情感上尚未完全成熟 (emotional immaturity)。

青少年抢劫罪量刑指南（youth robbery guideline）

对于因抢劫罪（robbery）而接受量刑的儿童或青少年，必须将量刑委员会（Sentencing Council）的《抢劫罪——儿童与青少年量刑指南》（Robbery – Sentencing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guideline）与青少年量刑的总体原则（overarching youth sentencing principles）结合起来一并适用。切勿直接套用成年人抢劫罪的量刑幅度。该抢劫罪指南会先考量犯罪行为的性质（包括武力程度、武器使用及所造成的伤害），随后考量相关的从重与从轻因素，以及该未成年人个人的从轻情节（personal mitigation）。

即便某项因素表明量刑可能已达到某一门槛（sentencing threshold），这并不意味着指南中所建议的处遇方式（disposal）就成了强制性要求。该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度及个人处境、其福利保障（welfare）以及青少年量刑原则依然具有相关性。此外，还应当考虑任何认罪减刑（guilty-plea reduction），并根据指南重新审视适当的刑罚。成年人量刑指南在此仅具有青少年总体原则所允许的有限辅助作用。

青少年刑罚

对于首次犯罪或罪行相对较轻的青少年罪犯，在满足下文所列条件的前提下，转介令 (referral order, RO)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量刑选择。转介令要求青少年参加通过当地青少年犯罪小组 (YOT) 安排的青少年罪犯座谈小组 (Youth Offender Panel, YOP) 会议。转介令的核心是与该座谈小组商定的一份合同 (contract)。青少年需遵守一项旨在防止其再次犯罪、解决导致其犯罪行为的潜在原因，并促使其对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包括进行补偿 (reparation)）的计划。

转介令可供青少年法庭及其他治安法庭适用。它并不是皇家法院在按公诉程序定罪量刑 (sentencing on indictment) 时可常规适用的刑罚。

当满足适用条件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时，必须判处转介令。罪犯在被定罪时必须未满18岁，所需的当地转介安排必须已经到位，并且法院不打算就该罪行或关联罪行下达医院令 (hospital order)：

• 除当前正在判刑的罪行以及在同一场合处理的任何关联罪行外，该青少年此前没有被英国 (UK) 法院定罪的记录。对于在过渡期结束日 (IP completion day) 之前提起的诉讼程序，此前在欧盟成员国的定罪记录也会使转介令不再是强制性的。

• 当前判刑的罪行属于可判处监禁的罪行，且该青少年已对该罪行以及在同一场合处理的每一项关联罪行表示认罪。

• 法院不打算就该罪行或任何关联罪行判处监禁刑罚，也不打算就当前判刑的罪行作出绝对释放或有条件释放。

• 当前判刑的罪行以及任何关联罪行，均不属于法律规定了固定刑罚 (sentence fixed by law) 的罪行。

在仍满足适用前提条件（包括对本罪或相关罪行认罪）的情况下，即使并不完全满足上述强制性条件，法庭也可以酌情作出转介令。例如在以下情况中：

• 青少年对一项不可判处监禁的罪行表示认罪；

• 青少年对某些指控认罪，但对另一些相关指控不认罪，并在审判后被判定犯有这些不认罪的罪行；

• 青少年之前有过定罪记录，但从未收到过转介令；

• 青少年之前已经收到过转介令，但再次作出转介令是适当的。YOT的建议有助于评估适宜性，但再次作出转介令并不受证明存在特殊情况的普遍法定要求的限制，也不限于仅有一次先前转介令。

转介令必须指明3个月至12个月的遵守期限。其期限应反映犯罪的严重程度，通常罪行越严重，期限就越长。

第二种重要的判决是拘留与培训令 (detention and training order, DTO)。它是青少年法庭通常适用的监禁刑罚，但并不是法庭所能判处的唯一一种监禁刑罚：法律还规定了特殊的法定判决。DTO将青少年关押在青少年拘留机构的期间与在社区接受监管的期间结合在一起。对于酌情决定的DTO，法庭必须认为该罪行非常严重，以至于无论是单纯的罚款还是社区刑罚都不足以反映其严重性 (so serious that neither a fine alone nor a community sentence can be justified)；跨过该门槛并不意味着监禁是自动适用的。具体的法定强制性量刑条款必须另行考量。

DTO的适用资格取决于犯罪人在定罪之日的年龄。不同年龄组需要区分开来：

年龄组 (定罪之日)	DTO 适用资格
10岁或11岁	不能适用 DTO。
12岁至14岁	仅当法庭认定该儿童为惯犯 (persistent offender)，且满足其他法定条件时，才可以适用 DTO。
15岁至17岁	无需认定为惯犯即可适用 DTO，但仍须适用相关的法定条件及监禁门槛。

惯犯 (persistent offender) 并没有一个僵硬的法律定义。仅有一次被判定有罪通常不能合理地将其归类为惯犯，有两次或两次以上也并非必然被认定为惯犯。量刑指南指出，在过去12个月内因具有可比性质的可判处监禁罪行而有3次被判定有罪的记录，构成认定惯犯的有力理由。即使之前没有定罪记录，在同一次出庭中处理的具有足够持续性的一系列犯罪行为也可能符合条件。法庭需考虑犯罪的性质以及各次犯罪之间的时间间隔。通常情况下，在判处监禁之前，该儿童应当获得改变自身行为的机会；惯犯认定本身并不必然要求判处监禁。

当被告人在犯罪和判刑之间跨越了重要的年龄界限时，判处比其犯罪时法院本可以判处的最高刑罚更重的刑罚，通常是不适当的。这是一项量刑原则，并不意味着其后跨越的每个年龄界限在法律上都毫无意义。

张三14岁，首次犯罪：若其在14岁时被定罪且不是惯犯，则不能判处DTO。这是一个值得牢记的简单年龄考点。仅仅在量刑听证时年满15岁并不会改变其定罪时的年龄。若其在定罪前年满15岁，DTO在法律上成为可能，但根据年龄界限原则，对其在14岁时所犯的罪行判处DTO通常仍是不适当的。

自2022年6月28日起，DTO的期限可以为至少4个月且不超过24个月的任何期间；它不再局限于原先4、6、8、10、12、18或24个月的固定选择。该刑期还必须符合适用的罪行最高刑期，并为相称的最短刑期。针对严重罪行（grave crime）判处更长时间的拘留属于皇家法院途径，而非普通DTO。根据第226条，除非罪犯在该法院有法律代表，或符合因未能受益于或在经济上不符合资格获得相关代表的法定例外情况，否则法院不得作出DTO。在认定有罪之后且判刑之前的某个时间在该法院程序中获得大律师或事务律师的协助，足以满足此项代表要求。这些例外情况包括在知情情况下拒绝或未能申请、因经济原因被拒绝，以及因行为表现或经济原因被撤销。

我们将要学习的最后一种青少年刑罚是青少年改造令 (Youth Rehabilitation Order, YRO)。它的严重程度通常介于转介令与监禁之间，但这些刑罚并非每个儿童都必须按顺序攀爬的强制性阶梯。

YRO是包含一项或多项具体要求的社区刑罚 (community sentence)。其目的包括惩罚、保护公众、减少再次犯罪的风险以及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只有在法院认为罪行严重到足以作出此类命令的情况下，才可作出YRO。即使达到门槛，它也是酌情决定的。其截止日期不得晚于命令生效之日起三年。普通的YRO没有一般的法定最短期限，但附带强化监督与监视的YRO必须持续至少六个月；各项具体要求也有各自的期限限制。

此类改造令中可能包含的要求与成年人社区令类似，但青少年特有的名称、年龄限制和适用条件至关重要。这些要求包括：

• 活动要求 (activity requirement)：通常最多可持续90天；延长的活动要求属于独立的法定类别；

• 监管要求 (supervision requirement)；

• 无偿工作要求 (unpaid work requirement)：仅适用于在定罪之日已年满16岁或17岁的犯罪人，通常为40至240小时，具体小时数应反映适当的判罚；

• 宵禁要求 (curfew requirement)；

• 禁止某些活动的要求 (prohibited activity requirement)；

• 居住要求 (residence requirement)：在指定地点居住的要求仅适用于定罪时年满16岁或17岁的犯罪人。这与同经其同意的指定个人共同居住的要求，或地方当局居住要求是不同的；

• 精神健康治疗要求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requirement)：需要该儿童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并满足其他法定治疗条件；

• 针对戒毒的药物治疗要求 (drug treatment requirement)：需要该儿童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并满足其他法定条件；

• 致醉物质治疗要求 (intoxicating substance treatment requirement)：可用于解决酗酒问题，需要该儿童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并满足其他法定条件；以及

• 电子监控要求 (electronic monitoring requirement)：须符合适用的法定条件。

各项要求以及整个命令的总期限，都必须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称，并且必须适合该特定儿童。施加的要求不应过于苛刻或不切实际，以免导致违反而几乎不可避免。

刑罚种类	施加条件	适用年龄段	期限
转介令 (RO)	必须满足法定适用条件及认罪条件；如前文所述分为强制性或裁量性。不能仅仅因为罪行轻微且不适合无条件释放，就自动适用该命令。	定罪时未满18岁；刑事责任年龄始于10岁。	3–12个月。
拘留与培训令 (DTO)	拘留是最后的手段；必须满足法定资格要求及适用的监禁门槛。	定罪时为15–17岁，若是惯犯则为12–14岁。	4–24个月，受法定罪行最高刑期限制；不再局限于原先的固定期限。
青少年改造令 (YRO)	罪行必须严重到足以判处社区刑罚；仅仅跨过该门槛并不意味着必然作出该命令。	定罪时未满18岁；刑事责任年龄始于10岁。	最长3年；普通YRO没有一般性最低期限，但强化监督与监视要求至少6个月。